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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说《群山绝响》扎根泥土、回溯淘漉的讲述，给人以深深的启迪：一是敬人奉理，治情以礼。在小说中，传统社会的礼，从人性之理、德性之理和神性之理三重意蕴上，完成了对理的伸张和对人性的节度。二是崇仁尚义，因果不空。小说在相对逼仄的时空环境中再现了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这份达观直接来自于佛、儒两家的胸怀与格局，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果律的传统土壤。三是贵柔谦下，自强不息。小说主人公以“不损害任何人”为出发点的幸福观，其哲学依据是人与人的平等。这既具道家“贵柔谦下”的辩证智慧，又把自强不息的易变生机导向内求于己的精进修善，以“上善若水”的谦下抵消现实世界的已然不平，倾力弥补世间公义，以“不争”的无为，当仁不让于无不为的“担当”。 《群山绝响》的书名和内容之间，有着极大的反差张力，吸引着读者行走在楚子川方圆不过几十里的田野上，行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不过十数个月的光阴里，行走在青春少年元尚婴十六七岁的芳华中。这一走，就走过了数千年，任凭传统的洪钟在历史纵深处叩撞、回响，复苏着血脉基因的生长，炸裂灵魂深处的迷茫，并流淌出只有黝黑泥土才能积蓄、守藏的精神营养。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1]。在2016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又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指出，“只有扎根脚下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文艺才能接住地气、增加底气、灌注生气”[2]。把笔触伸向汉江两岸、淘漉吾乡吾民人文精神的《群山绝响》，动笔于文艺座谈会之前，完稿于作协九大之前，实可鉴作者的文化担当与创作自觉。作为读者，亦当用心领受蕴涵于小说温婉绮丽又不失乡野气息讲述中的传统精神及其价值流响。 一、敬人奉理，治情以礼 小说中除了元家人世代奉佛，几无其他宗教信仰的交待。这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与主流文化对于宗教的态度有关，若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就与中华民族对待信仰的态度有关。在西方一神论宗教信仰之下，如果没有一个类似于“上帝”的主宰者来守护其灵魂，人心将是六神无主而惶惶难安的。然而，无论是曾经的亲历者，还是今日之读者，并没有感觉到中国传统乡村因为缺乏宗教意义上的信仰而发生了怎样的惶惑、无助与不安。相反，一切自然的、人际的、群体之间的秩序，即便是在为温饱奋战的生存斗争阶段，也和谐井然，甚至越边远，越怡然恬淡。这是因为，和西方相比，华夏先民在安身立命的选择上，既未走向神格化的拜神教，也未走向庸俗化的拜物教，而是坚守“人与天地参”的主体性，在天地之间舒展开一个大写的“人”字，把人生信仰的探求集中指向人伦大义：敬人奉理。而《群山绝响》恰恰贯穿了一个未经工业文明污染的传统社会对于“理”的信奉与恪守。其中，诙谐如大队会计马师祖与群小依理约定，猜不出字谜就不能喊他“跛子跛”，继而一劳永逸地化解了被起哄的尴尬。严肃如批斗马光玲的父亲时，“找不出持续打他的道理，就打他不得”。细致入微如麻队长家的灵蛋换几个傻蛋、旷一天工罚多少工分、不下地干活的工分怎样记扣，以及元尚婴要不要救黑狗、黑狗是不是“落水狗”、该不该痛打等，都不能缺席一场心理上或语言上的合理化论证。大而化之如只要村民找到足够的理由和根据，全老师就可以破寡妇三年方能改嫁的惯例，娶回为亡夫守丧仅半年的武二花。反复权衡如同样上交两毛五，齐木匠就可以记十分工而当裁缝的尚婴妈只能记八分，这本来没道理，但后者可以接受是因为还有一个“成分不好”的“大道理”。灵机一动如马广玲请元尚婴帮忙挠痒都要给他找个“每年夏天你来我家玩，都让你吃李子啦”的理由，虽然元尚婴心怀情愫，并不乐意基于“道理”替她挠痒。长远计虑如元百了为元尚童开斋出具了“新社会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的合理依据。而所有的“理”，说到底不过是人心向背，是对人本性的依从与尊重。所以古话“有理走遍天下”和“得人心者得天下”，说的原本就是敬人奉理这一回事。这种传统信奉立足于人这个本体，与人心不违，与精神相通，更物我合一。“栖居于社会生活中的民间文化传统，更具有原初的朴素性和生命力。它不是以观念的形态飘荡，而是魂有所系、心有所安地落实并转化在民众日用常行的生活世界之中。”[3]这就决定了中国几千年传统社会无论有无信仰，都能给心灵以理性的安顿，不会陷入宗教式的狂热与迷乱，从而远避宗教争斗的惨烈灾祸。 对理的信奉怎见于现实生活的日用家常？除了人心这把尺子的忖量与裁度，还有赖于“礼”的伸张与节度。在小说柴米油盐的铺陈中，“礼”之于世俗生态的三重意蕴次第开绽： 礼，首先体现了本自天然的人性之理。梁漱溟说，“所谓礼者是出于我们的心情自然表示，礼的根本所在是在此”[4]。楚子川的人们对真诚、友善、宽恕等种种人性美善的向往，都日积月累在日用平常的礼数里。有田产家业的如元尚婴“爷爷”和“外爷外婆”之间的人情往来，都会“加倍还礼”，“谁都不愿意给对方落个爱占便宜的印象”；中下层劳动者如生产队柳会计妻子、马广玲父亲这样的贫农“坏分子”，日子再不宽展，都会把原本可以换钱的核桃、柿饼、苹果捧出来礼待客人；有一定精神诉求的如见过些世面、能读线装《醒世恒言》、长生出一种寂寞感的大队会计马师祖，以“来而不往非礼也”为由，定要元尚婴将他刚刚锯下来、原本要拿到集市上卖钱的柳木砧板带回家里去，因为腊月里送礼不能空着手回去。年节里路遇对方主动打招呼，哪怕再有过节积怨，也必要笑脸回应，是楚子川人约定俗成的礼节，像每日必要袅袅升起的炊烟一般，氤氲在人们须臾不可缺失的空气中，无形且有力地调整着人与人的关系，温暖着每个人的情绪。在争取推荐元尚婴上高中这件事上，就连在母亲力行、祖父和父亲默许之下的“行贿”送礼，都有着玉之微瑕的温润，因为人情世故，谁也逃不出个“情”字，正如爷爷元百了所坦言的，“不要看现在到处革命、革命的，再怎么革命，我估计这个‘礼’字是不可能革掉的”， “人这辈子哪有不给别人送礼的”， “就是当了皇帝，也要给岳父、岳母啊、大臣啊送礼的，只是不叫送礼，叫赏赐”。 礼，还体现着制度规范和伦理原则的德性之理。“上下之分，尊卑之义，理之当也，礼之本也。”[5]在楚子川，是不是公家人、吃不吃商品粮、干部还是农民，什么样的身份穿几个口袋的上衣、口袋在什么位置，那须拿捏得分毫不爽，若是搞错了，“虽然也并不犯法，却总要倍受嘲讽”，尤其是位份低而往高里穿了的。年三十的团年饭上，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礼秩体现在座次上要怎么排布，那也是有着“授爵封位”一般隆重的讲究的。正如《礼记·礼运》所载“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美恶皆在齐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礼的道德规范作用除了扬善，还能治人不善之情，或称为抑恶，小说中亦不乏例证。一桩是元尚婴一辈子想起来就觉得对不起母亲的事，是他年幼时拿洗衣棒升着级捶打自己屁股、肩膀、脑袋，“我把你儿子朝死里打啊”，以逼迫母亲惊慌失措给零花钱的“忤逆不孝”。《礼记·祭义》有曰，“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尚婴犯浑时大抵还没读过此句，但长大后已然深谙其理。一桩是万水贵虽有不舍得给同学分食物、借饭票的行为瑕疵，但依然极其在乎别人对他“太啬”的人品评价，出于本能维护体面，哪怕情急之下暴露了自己的装聋卖傻。还有一桩，是全老师带着学生参加劳动间隙编排歌舞解乏，被现场拿墨斗吊线的老木匠好一通挖苦，只因他无意间配了一段骂“孔老二”的唱词，有违尊师敬祖之道：“不能无所谓啊。你们教书先生，最应该注意这个的。孔夫子是你们的祖师爷么，哪能骂祖宗呢！我们木匠私下里都供奉着鲁班的神位呢！”看似不近人情，实则语重心长、掏心掏肺。正是有了如此深入人心骨髓、基因血脉的传承韧性，我们才不用担心这个民族会不敌一时诡异、离奇、怪诞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气氛，而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只要人还在，民族还在，扬善抑恶的传统就在人心当中。 礼，同时体现着祭祀敬拜的神性之理。比如，从南方迁来楚子川的下湖人、下河人，年夜饭必吃大米饭，以表达对故郡旧土的追忆，和对祖上先人的纪念。三十晚上，除了设起祖先灵案敬献祭品，在新旧交替的庄严时刻，元家人还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给祖坟上亮，还要举行的一个庄严仪式就是依序叩拜菩萨。再比如，尽管元尚婴带着四样礼前去看望万水贵的父母，主要是为顺遂母亲心愿，但到了坟上，他挣脱万家父母的阻拦，执意规范地磕了三个头，却是秉承自己虔诚祭奠的内心，“我要磕，他比我大两个月，是兄长”。这一声兄长一磕头，不知要在今后思念儿子的岁月里，几度温暖万家父母悲戚的心。庄敬之礼，它就是对心灵有这样绵长不绝的慰藉。其实，万水贵父母并不知道，这已经不是尚婴第一次跪祭儿子，他已经两次涉水前往万水贵溺亡的地方，却还嫌空着手去不懂礼节，又带着连碎屑都珍贵的一整个白馒头，专程当“正事”在江边跪祭了一次。而且，这次颇具仪式感的跪祭感染了苏景兰，随之投馍以祭，也带动其他四个同学并排肃立于飘渺的水光山影中，齐诵《为人民服务》中的“……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以这样的方法”，寄托了他们对万水贵的哀思。 如果说以法理为依据创建的“法”，是“理”的刚性表达，那么“中国古代的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西方古代的神权法、自然法、习惯法相比拟”[6]112。事实上，《群山绝响》中三重意蕴的“礼”，在中国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依然具有法乎祖上的节度和规制蕴涵，比如体现神性之理的祭祀之礼与神权法比拟，体现德性之理的规范之礼与习惯法比拟，体现人性之理的自然之礼与自然法比拟，“礼的价值追求，也就是中国传统法的精神或灵魂”[6]116。 二、崇仁尚义，因果不空 小说中，元家人对待福祸得失的态度迥异于常人，例子不胜枚举。比如，爷爷元百了之所以被批斗时从不生气，还在过年写春联时支持儿媳定下“翻身不忘共产党”的内容，是因为他毋庸置疑地认为，“以前咱们地多，又有长工、短工，哪件事不让人操心，还要经常应付土匪、抓丁的、派捐的、收税的……能把人泼烦死！解放了，没有了土地一身轻啊，再也不用担心半夜被闹起来了。无非开个斗争会，随大家骂骂罢了”。再比如，母亲游宛惠得知儿子有再次入学的机会（顶被淹死的学生万水贵的缺）时，在行动上立即奔忙找人推荐，在情绪上却全无田信康前来“报喜”的“喜色”，只是叹惋万水贵的可怜。而在儿子向家里通报自己被简书记点名接替意外牺牲的吴小根参加工作、吃商品粮、领高工资这等令人嫉妒到“轰动” “骚乱” “谁敢保证不会出人命”的消息时，竟然伤心落泪、呜呜哭出声来，“儿啊，我们元家、我们游家，代代都是吃斋念佛的……你这倒是撞了啥子灾星嘛！”父亲元厚谦此时也顾左右言他而不接话茬、不表态。再说元尚婴，起初，对于重在考察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的高中升学，他是“上不上无所谓”的态度；后来，虽经全家人费尽努力却没有接到高中录取通知时，“却丝毫没有失落的感觉，因为他早就有着无所谓的心理准备”；再后来，田信康报喜，说因为绑送揭发父亲而挤掉元尚婴上高中机会的万水贵被淹死，“元尚婴不来兴趣。他已经习惯，甚至爱上了在生产队里劳动”。被简书记钦点而即将成为公家人时，他仍抱着“工作与不工作是无所谓的事”的态度，被人贴大字报举报、诬陷他品质恶劣而丢失工作，被学校劝退时，他倒“如释重负、满脸愉快”。 元家自上至下一脉相承的这种顺逆一视、欣戚两忘、宠辱不惊的达观态度，和其对佛家超脱出离教义的领受不无关系。比如，元百了夫妇早年被无力还钱的债务人押回的许多土地，不过是解人燃眉之急的客观后果，在主观上他们并不认为土地有多大用处，“人生一世无非吃喝，所需实在甚微，要那么多土地何用！何况佛说，所有的土地也都是空的。土地在谁名下与不在谁名下，其实没什么两样”。元家人为安乐忧患、为忧患释然的逆向思维，用道家的话语解释，似乎更加明了，那就是“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佛道之所以在历史上出现过合流、融合与并立，恰是因为它们常常在智慧的峰顶会合。比如佛家主张清净持戒，又讲精进，而道家主张无为，又讲“无不为”。而当进何进？当为何为？如果“道法自然”说得还不够明确，那么积极担当天下大任的儒家则做出具体补充：求仁得仁，以天下为己任。这和佛家的“慈悲为怀，普渡众生”，说得又像是貌合神契的一回事。所以，这便不难理解，在楚子川这个微缩而又精致、典型的传统社会中，以元家为文化的传承代表，构筑其精神支撑与生命动力的仁与慈，已千年一日般不变地沉浸在一幅幅鲜活生动的烟火图景中。比如，元尚婴母亲对从未兑现的化转缝衣工分承诺，从不追问；对假装算不清缝衣工费而少抵了鸡蛋的人，不仅配合他们装糊涂说“够了够了”，还照例请坐、让茶、微笑、邀人吃饭；对曾经当众揭发她缝衣不退角料，认为她“剥削人”的贫农代表胡大贵，当对方年三十带着没袖子的衣服上门蹭布料时，端出扁食供他“尝鲜”，再赔上自家不用的衣服袖子（无余料可补），好生打发了虚着心上门、口是心非地推辞又“从命”吃饭、扯着腔调品评元家是否该“破除迷信”（吃斋念佛）吃肉的胡大贵，可谓宽慈仁厚之极。再比如，爷爷元百了念及表伯刘文举一家新丧哑女、年关难过，让孙子带上礼请他们来吃团年饭时，特别叮嘱“去请人家，一定要谦和诚恳……说话千万、千万不能张狂”。而元尚婴，自然也是响鼓不用重锤敲，自幼受仁义之家耳濡目染，深得爷爷真传，把仁爱的传统美德推及万物众生，顶着被责怪的风险将受伤的小狗带回家救治，不忍夫妻蛙被吞食而打跑了蹲守岸边的猫，为“自己行了一回善事”而愉悦，见不得狗受欺负而喝退顽劣村童……就连小伙伴田信康也因听了元尚婴爷爷讲的大善人舍身饲虱的故事，而将抓到手的胖虱子弹回草丛放生。事实上，元百了对子孙后辈潜移默化的影响，正像传统在日出日没中的代代传衍。在小说所描述的传统社会中，仁义之心不仅成为家传，而且也已经像基因一样烙刻在寻常百姓的世道人心和日用家常里。比如田信康的母亲，懂得夸赞自己儿子“陪元尚婴当农民”的想法“仁义”。驻队干部陈荣，就是凭着仁爱之心的天然触觉，觉察到农村妇女月经期间生活劳动的种种难堪，并义不容辞地求人、想办法，甚至不惜“揩公家之油”，秘而不宣地一一为适龄妇女排解困难，复活了她们本自具足的神清气爽以至摇曳多姿，并在谢绝回报时微笑着说“这是组织上安排我送你的”。那一刻的本性美善和神性光辉，甚至感动了陈荣自己，泪花迷离中，她仿佛看到桃花溪、红绸带，潺湲喧腾着流过眼前。还有，楚子川的人再饥饿，饿得面黄肌瘦，吃树皮、草根、观音土，也不会想到吃水田里的鲫鱼、青蛙和黄鳝，连小孩子也天然地会把飞蹦到岸上的小鱼捏起来抡圆了送回水里，因为人们坚信，“有鱼，水就是活的，大米就是香的”。这一份万物相生、钓而不纲的仁心，既记载在竹书典籍里，也祖述流传在楚子川人的生活里。 那么，施行仁义的背后，又有怎样的精神支撑？毕竟，在生活极度困难、连温饱都勉强的年代，纵然乐善好施能带来精神上的满足，也是一场物质上的负重前行。小说中给出的依凭是善有善报，这在元家信奉的佛教教义中被称为“业报轮回”，在《周易》中被概之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因果不空，果报不爽，好人有好报，世界才因此而无限美好。比如，未给元尚婴母亲兑现缝衣服工分的生产队长，“大体要换个方式予以回报”，积极提醒、监督别的缝衣者及时将工分划到裁缝名下。比如田信康，趴地吸食元尚婴不慎打碎的生鸡蛋最多，便主动请缨替尚婴爬树取回毛巾，得了元家相送的带饭漆桶，竟在30年后开回一辆二十多万元的小汽车送给元尚婴还情；而元尚婴却记得，这份人情早已在当年送田信康上学的路上被一张神秘图纸还过了。推荐元尚婴上高中的五、六个章子一路畅盖无阻，除了母亲运筹以礼的作用，和爷爷元百了早年奉行诸善、广结善缘不无关系：这个说当年借过他三块大洋才娶的老婆，那个说多亏元百了教他打的一手好算盘才当了会计……田信康父亲鼓励儿子把上高中的名额调换给元尚婴，是因为“你爷爷过去给人家当长工，人家对咱们还是很好的”。在全老师那里“借”过钱、受过恩惠，甚至仅仅是为他的品行折服的公民和工人，都在他和武二花结婚的事上以各种方式支持和回报他。其实，果报也好，余庆或余殃也好，只在于人心是称，分毫不爽。用元尚婴父母那最朴素的认知和理解来说，就是“人生在世，不管你认识不认识，相互之间都被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丝线纠缠着”，所以母亲的一句口头禅是“所以要敬人，千万不能害人”。这些朴素的道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来说，就是原因和结果的辩证关系：“任何事物都受因果联系的支配，因果制约性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7]，“没有原因的现象和不产生结果的现象都是没有的”[8]。母亲“千万不能害人”这番真理一般、常听常新的叮咛，在元尚婴那里产生的效果就是，不仅自己不害人，也“压根不想知道他认识的人中，有半个是小人、是坏人！他梦想、他希望人人都好”，为此，尽管他对美好的苏景兰心仪已久，但也决绝地推阻了她体己地揭发诬陷者的意图。也许在潜意识里，他梦想只要自己不知道，这个作恶的人就不存在，这份恶就得以消除，也不会有谁为此承担后果，世界依旧像从前那般明媚。闪亮在一个山乡少年身上的善念和宽恕，或许正是我们这个民族历尽苦难，却能将数不清的罪恶消于无形，而不至于在此一时的恩怨、彼一时的纷扰里冤冤相报、分崩离析的韧性所在。而这也为那些未被善待的人留下反思的空间，是否自己还不够良善，却无因而果地单方面希求被他人善待？ 三、贵柔谦下，自强不息 元家世代信佛，元百了却偏偏给孙子起了个颇具道家风骨的名字——元尚婴。“专气致柔，能婴儿乎”， “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 “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盖元尚童的名字，亦出于《道德经》。这个名字“有什么意义呢”，小说中也是有交代的。元尚婴问，爷爷说，“要让你的名字，别人一叫时，就感觉高兴，就喜欢你”。是的，这世上要有一样事物，能绝对温柔人心，莫过于朝露般美好的新生命：纯净、娇嫩、柔弱、温软、自然。柔与弱的性质之所以常常令人怜惜、欢喜，是因为它指向了远离紧张、纷争、对立的精神维度，让人放松自如、保持自己本来的样子，因此善莫大焉。贵柔谦下，与其说是一种美德，不如说是一种智慧：“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柔弱能胜刚强，是生生之道。譬如张良，功成名就身退，得善终。而纵览浩瀚史册，多少强直者，凭一己戴功之身执迷于登高出众，鲜有不沦为危臣。再说回元尚婴，这孩子根器不俗，果不负祖父取名之用心，令人人眼见心喜，花见花开。隐藏于“尚婴”二字中的道家智慧如水银泻地、醍醐灌顶一般注入他的天性：处处谦下守弱，每处世俗中的逆境、劣势，总能自启生命潜能，苦难往往成了哺育他的营养；而每遇凌空高悬则不以物喜、谨小慎微。以他天启一般的认知，辩证地平抑着生活带给他的苦难和喜乐，不至于为人生跌宕起伏的波峰波谷销蚀生命元气。比如，谁都看他是块读书的料，可惜他出身远离校园，这本是一次命运的摧折，但他却很快在人人渴望逃离的农业劳动中体验到成就感，乐享其中的愉悦，“未被推荐上高中，实在是幸运，因为在田野里，如果你热爱劳动，那么劳动便焕发出一种特别的酣畅自在”，“出了一身汗水，杂粮野菜也芬芳可口，倒头便能睡着，深沉坦然”， “清晨被鸟鸣唤醒，睁眼……真叫一个新生”。此时，对于万水贵被淹死的“所谓喜事，元尚婴不来兴趣，他已经习惯，甚至爱上了在生产队里劳动”。对于再次获得的上学机会，他是麻木的，仅仅轻微地对丘干事说了声连他自己几十年后都觉得“过于轻描淡写了”的“谢谢”。因为，他依然沉浸在对美好农业生活的咂摸和留恋之中。“什么好与什么不好，其实只要你能接受和喜欢，就好。你青春少年，健康没病，就都好。对于一个早就认为天地无限广大、山川无处不美的少年男子来讲，一切都好。真好！”此后，对连白校长都激动得伸缩脖子的“拿两个老师工资”的邮递员工作机会，他却是“满面惶恐，并不觉得是什么好事”，甚至“深怀负罪感”。经过课堂窗外时，为埋藏这种负罪感又假扮病残伪装自己，“只觉得斯文扫地、周身羞耻”。很快，惊天大梦被一张写满羡慕嫉妒恨的大字报粉碎，从高处一落千丈，他连最初的学习机会也失去了，此时，他反而“独自反刍某种因为解脱而获得的自由。一种奇怪的解放感、清爽感，如同脉搏跳动，默默地叩击着他”。显然，他对世界有着不同凡俗的深刻洞察，这使他自带光环、自备盔甲，不为生活的浊浪搁浅，不被人性的暗箭所伤，不需要经历太多苦难磨砺，便早慧地建立了自己的幸福观，“幸福，就是不损害任何人——任何人也都不会眼红你、讨厌你、巴望你出个什么闪失，谁见到你都会展露笑脸——那就是幸福。做一个泥土里劳作的，干干净净的山野村夫，就能享受这样的幸福。幸福就这么简单”。一个少年如此这般的幸福观，何不是《道德经》“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夫唯不争，故无尤”的完美演绎？而爷爷当年给他取名“元尚婴”，希望别人一叫“就感觉高兴，就喜欢你”的时候，是不是就期待着有一天能在了悟的高地等到他、却并没有料到仅仅就在十六七年之后这么早？ 元尚婴“幸福观”的生成，放在逻辑理路中，并非一个了无来头的偶然，其背后有着牢不可破的哲学依据：人与人的平等，是众生幸福的人性基础，一旦打破了这个平等，相杀相伤的不幸，便会不受任何控制地爆发。越不平，越惨烈。而这颗“不生分别心”的哲学的种子，自幼就埋藏在元尚婴心性成长的土壤里了：祖父元百了常说“世间万事没有一件是绝对的好”，也“从不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那一套等级，有什么道理。每次吃‘好的’时，必定把孙子喊来，分而享之”。父母尽管也“凭了技术劳动”，但不和村民一道日晒雨淋地薅草担粪，总“有些自惭形秽”。元尚婴听到村民议论元家“旧社会是富人、新社会还分的多”，就“觉得日子过得比别人好，是件很丢人的事”。初中毕业回乡务农的元尚婴，像崇拜全老师板书的纵横成线一样，崇拜插秧高手的行直苗匀，认为以秧苗为笔、以泥田做黑板在田里写字，和用粉笔在黑板上板书，一样高贵与雅致。接替吴小根工作时，元尚婴觉得自己若是身背邮包终日疾走，在别人眼里依然会是游手好闲的二流子，而且干一天顶农民十天的工资，跟强盗恶霸有何区别？“让人眼红，让人讨厌、让人背地里诅咒，那样活着未免太可耻了吧。”真正到了跑邮的时候，还想着能不能把邮包换成背篓，既“能给乡亲们捎带东西”，还能“跟来来往往上上下下的山民一样了”。元尚婴对于众生平等的认知，放在芸芸众生中看，也不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偶然。但凡品性好的人，都有着惊天相似的家传和异禀，比如全老师：“父亲闹革命的目的很简单：要人人平等过日子”，但父亲为革命牺牲后，自己“竟不幸地成为了富人里的一员，跟个贼似的，他深感自己不孝、太忤逆”。因此，全老师把自己的生活简化到不如农民，被同事嘲笑“吝啬”，实际上却垫付了一半学生的课本钱。全老师时常兜里揣着小零票备借，还一边掏钱一边赔上“满面愧疚”的微笑，成效好到“几乎所有的人都问全老师借过钱”。也因此，全老师爱到生产队干活，“觉得自己是剥削阶级的一员，同样是人，怎么自己收入是人家的十几倍呢！通过劳动弥补，他的羞愧感甚至负罪感，得以大大稀释”，并且“决定娶一个农村媳妇，以减少内心的负罪感与羞耻感”。全老师这种“稀奇古怪、匪夷所思的”、亦不可能为外人道的感觉，与元尚婴、元家人在尚婴可以拿高工资后的负罪感、羞耻感何其相似？所以他、他们都不孤独，他们以一己之身背负着人类罪恶的折磨，并为这个社会所有的不平救赎、偿债。有几分力，就偿还几分。这从根本上注定了他们会“深受大家敬重”，“深受当地群众喜爱”，“农民们是何等喜欢他、敬重他”，老农也“很心疼他”，“你看人家这尚婴，念书是念书的样子，种地是种地的样子”……夸奖“一笸箩”。 由此，便不难理解小说在人我关系的处理中所着力挖掘的“先人后我”，“谦让他人”的潜意识：以崇尚平等的矫枉过正抵消现实生活的已然不平，倾力弥补世间公义。比如，元家大年三十团年饭座次规则是外姓为尊、本姓为卑；流落门前的小乞丐、夜游侠，一概请上席，待若贵客；请落难表伯刘文举一家过年，还道这是“帮咱们的忙，让我们安心”，教导儿孙理解人、爱人。厚待并送走流浪兄妹后却说“兄妹俩才是活菩萨，他们让我们变得善良”。送了田信康带饭用的漆桶，还要感谢他使用，“东西是要用的，不用就是废物”。元尚婴明白那些被他家送过肉票的干部因为没能帮他上高中而刻意“不想碰见自己”，所以提醒自己迅速忘掉这件事，因为“人活世间，让别人难堪，那多糟糕啊”。母亲每每在外面听了公公的善举回来询问，元百了总说不记得了，用言传身教告诫孙子“别人欠你的，你不要记。你欠别人的，一定不能忘”。元尚婴无违训导，替碾子坪公社社员垫付的四毛五电报费对谁都没提起，而对于本该从工资里扣的邮电所早餐费，不忘叮嘱樊少军送去三毛，只多不少。父亲“元厚谦”这个名字，不仅字面上有“谦”字之名，事实上也是随了外姓姑妈的“厚”字辈，可谓名至而实归。就连汪书记蓄意谋私推荐自己外甥上大学，也须装模做样地一遍遍询问其他干部的家人有什么事要办，表个“先人后己”，“谦让他人”的态。谦下并不等同于自甘落后、低人一等。谦下的底气正是求诸于己的自强不息。自古知易行难，所不同的是，像白莲花一般瓣瓣圣洁的元家人身体力行做到了知行合一，做到了佛家的精进修善不放逸。比如，母亲在被胡大贵批判为“剥削人”时，有理也放弃辩白，而是站在对方立场上认同“批判得在理，你就是白占了人家的东西嘛”，并反躬自省认真改过，把他人的苛责变成了臻于无漏的阶梯，也变相升华了非难。再比如，尚婴向爷爷坦陈了他帮厨多给同学找饭票后，被爷爷正色告诫，“尚婴啊，我现在给你说个话，你可要记一辈子！你将来，千万不要做官！你一旦掌权，可能控制不住自己，会以权谋私的”。祖孙俩，一个不惮于袒露内心的羸弱，一个谨肃于拔本塞源的克己修持，此种接力把“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古老传统赓续到底。 四、结语 文化传统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分，前者指主流文化，后者指民间文化，在中国尤指乡土文化。古人云，“礼失而求诸野，善在黎民”，“小传统和过去的连接更紧密，传统文化的密码在小传统里埋藏得更深邃”[9]。如果说五四“反传统”运动凋零了主流社会的大传统，那么很多不再流行的传统资源，还可以在民间、乡野找到。正如李敬泽的评价“发乎情止乎礼……有传统的底子，也是心性修为”[10]。《群山绝响》中除了理与礼、仁与报、谦与修等传统精神命题，还闪现着比比皆是的中华文化传统价值，比如乐观直面艰辛苦难的乐感文化，比如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自然观，比如变易更生的辩证法，比如持守中道的方法论，以及尚勤崇俭、耕读传家、孝悌友爱……不一而足，实为一方传统精神的厚土与富矿，足以点亮我们备受自戕伤害而贫瘠苍白的精神家园。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作家斯诺时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群山绝响》正是因为行走山川沃野，寄情黔首黎民，专注日用平常，才收获了一场对传统的丰沛打捞。也许此一船传统的珠贝，并非作者刻意求之，而是像元尚婴凭着对“写作文结尾”的意趣，主动把大家都不愿干的插秧收尾的活儿干完一样，只是随性成就了一桩“记十分工”的功德，但这丝毫不影响《群山绝响》富含传统人文精神的厚重。或许作者亦是像元尚婴“不愿将这种快乐表现出来，因为快乐是内心深处的草，只可在轻光微露下静静招摇”一般，也无意于把自己对于传统精髓的领会表达得过于直白，只娓娓道来一段岁月，那就让笔者来完成一些浅白的梳理。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愿这支从山乡村野淌来的淙淙清流，能漫过更多人的心房，在润泽焦躁干涸的心田抑或广袤无垠的民族心理的田野之上，遍插美与善的秧苗；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群山之巅，滚过无声抑或雷霆的流响。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133,137.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477. [3] 庞立生.民族复兴的文化自觉与哲学憧憬[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55(4):170-178,254. [4] 梁漱溟.梁漱溟先生讲孔孟[M].李渊庭,阎秉华,整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111. [5] 张岂之.中国思想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331. [6] 马小红.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7] 李秀林,王于,李淮春,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61. [8] 李达.唯物辩证法大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364. [9] 刘梦溪.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J].南京师范大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1):1-10. [10] 方英文.群山绝响[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封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