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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藤周作:悲悯文字里的罪与罚、爱与信仰

http://www.newdu.com 2020-08-07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关键词:远藤周作 《沉默》
    
    看似一种巧合,有关远藤周作小说的评价,竟然都脱不开“感动”、“震撼”、“共鸣”之类寻常而又不寻常的字眼。日本作家安冈章太郎说,远藤周作不是凭借文字取胜,他的作品整体拥有让人感动的力量。读完他的代表作《沉默》后,美国作家厄普代克表示,这部非同凡响的杰作,忧郁、冷峻、深沉、雅致,引起心灵深处的共鸣。
    实际上,这些评价并不只是巧合,而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读远藤周作小说有可能会产生的共同感受。作家张生于日前在上海朵云书院举行的“穿越人类的爱与悲伤——远藤周作新书分享与对谈”上的一番话,或许道出了个中奥秘。他说:“读远藤周作的小说,我们会被其中浓烈的情感所震慑,一下子进入到一个极端的境界。他的小说有一种东方文学或者日本文学普遍缺乏的超越性,其中大部分都涉及人应不应该有信仰,人的存在到底有没有意义,人活着的价值是什么等形而上学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是非常在意,或者只有在生病或者生活中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才会有所思考的。这些问题会一下子把我们从日常生活中‘切割’出来,让我们投入到一个不得不应对的场景中。”
    由此,我们大致能明白,远藤周作的小说很可能会给我们的阅读带来挑战,但当我们真正进入他的文学世界,却会被其深深震撼。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与众不同。不同于很多作家在寻常、普遍的意义上写历史、写时代、写日常,作为一个在日本也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有着天主教信仰的现代作家,远藤周作主要是以写小说、讲故事的方式来传达自己的神学思考。他卓越的写作也使得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盛赞他是20世纪最优秀的作家之一。
    他在不同时空下的书写都贴近我们的情感与生活
    格林给予如此高评,自然是基于远藤周作整体的创作,而不只是他欣然称之为“战后日本文学代表作”的《沉默》。作为一位高产作家,收入日本出版的《远藤周作文集》里的长篇小说就有27部之多。或许是因为他太过特殊,我们在相当长时间里都只是听闻过,或只是读过《沉默》。1966年,《沉默》出版当年便获谷崎润一郎奖,迄今被译成13种语言,印行超过500万册。即便如此,部分读者还是通过美国导演马丁·斯科塞斯耗费近25年筹备、并为他赢得多个奖项的同名电影,才了解、走近这部经典作品。虽然仅只是读《沉默》不足以让我们了解远藤周作创作的全貌,却也能让我们大致明白,对我们来说仿佛是披着神秘面纱的远藤周作,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作家。
    远藤周作长达30余年的创作生涯,却远不是这本短短二百多页的《沉默》可以涵盖的。以日本文学研究专家周思的说法,要了解远藤周作从早年的《沉默》到晚期的《深河》其间的思想历程,就很有必要读读他的其他作品。日前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引进出版的《死海之滨》《武士》《我·抛弃了的·女人》《丑闻》,以及五年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海与毒药》,都是他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
    小说《死海之滨》在双重时空下展开,由“朝圣”和“群像中人”两条叙事线索交替进行。在第一重时空里,远藤周作重构了当年耶稣受难的故事。在现代的时空下,40多岁的“我”对自己的信仰一直有所怀疑,他之所以想到耶路撒冷,是因为在这里遇到了自己读书时期的朋友户田,他们同时回忆起曾经他们共同认识的一个外号叫“耗子”的人。这个人在日本教会学校里做辅导员,但他又分明没有坚定的宗教信仰,甚至可以说非常软弱,被关入纳粹集中营后,为了能够活着,他不惜使用一些欺骗手段让自己在医务室工作,当别人向他求助时,他绝少帮忙。但在被押走准备赴死之前,他把自己手里的面包送给了一个小孩。
    应该说,“耗子”并非小说里的主要人物,但以张生的理解,恰恰是从他身上,比较能看出远藤周作写作人间性或世俗性的特点。“他很多时候都是写介乎于有信仰与没信仰,勇敢与懦弱,卑鄙与真诚,慷慨与吝啬之间的人。他们有时可能会被感动,会产生一些信仰,但有时因为生活压迫也会放弃一些信仰。”
    张生表示,远藤周作之所以是个伟大的作家,是因为他超越了具有宗教背景的多数作家对于信仰毫不犹豫的肯定,“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具有非宗教色彩的作家,他只不过采用了一些和宗教有关的题材和背景来讲述自己对于人生,对于信仰,对于人活着的意义的理解。”
    远藤周作小说里体现出来的这些特点,与他的生平经历多少有些关系。他1923年生于东京巢鸭,三岁时随父亲迁往中国大连居住。十岁时,因为父母离异,他与母亲、兄长返回日本。1944年,远藤周作考入日本庆应大学文学部预科,但因为父亲命令他改读医学系,远藤周作与之决裂。失去生活保障后,他不得不辗转在朋友家借宿,边做家教谋生。后经哲学家吉满义彦的介绍,入住其兼任舍监的白鸠寮。在吉满的影响下,他耽于阅读法国思想家马里旦的英文著作和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作品。后来,他又结识了作家堀辰雄,在其影响下,成为一名狂热的文学青年。大学毕业前夕,他撰写了关于堀辰雄的评论《诸神与神》,在角川书店的文学杂志《四季》发表,遂以评论家的身份登上文坛。1950年6月,远藤周作作为战后日本最初的留学生赴法留学,在从横滨到马赛35天的海上旅程中,他决定与其做法国文学的学徒,不如学写小说。他于同年9月正式进入里昂大学学习,学习生活刚开始可谓顺风顺水,第二年,他还到他格外推崇的法国作家莫里亚克写的小说《黛莱丝·台斯盖鲁》中的背景地兰德地区作徒步旅行,但不久后,他身体出了状况,在病情恶化后,不得不于1953年1月底回国治病。在此期间,他屡次对自己的信仰产生犹疑和矛盾,这在他写于1955年,获第三十三届芥川文学奖的小说《白种人》中已有体现,更是在他后来的写作中反映出来。
    可想而知,远藤周作的留学生涯虽然短暂,却也加深了他对东西方文化,尤其是对日本文化的理解。事实上,正如学者罗岗所说,远藤周作深受现代西方文学影响,并且倾心书写同时代日本作家少有涉及的形而上命题,但他无论写什么类型的小说,都把它们深刻地镶嵌到他对近世以来日本命运的思考上。远藤周作的卓越之处还在于,像周思说的那样,即便是对宗教信仰与日本文化不熟悉的读者,读他的小说也不会感到特别隔膜,因为他在不同时空下的书写都贴近我们的情感与生活。“比如在他出版于1980年《武士》中,他如此描写那位在他乡思念故乡的武士:‘武士想起两年前的这个时候,在杂树林中和百姓们砍树当薪柴的每一个日子。斧头砍在树干上的尖锐声音在开始落叶的静寂树林中扩散。’随后他写武士对他的随从说,再稍微忍耐些!远藤周作用这样一种让读者得以回味的方式,让读者自然感受到武士沉默的个性和隐忍的性格。作为一个文学家,他不是用理论或说教,而是用一些精到的细节描写去感染读者。”
    而远藤周作以主人公旅行拉开小说序幕,让他们通过一场旅行或者一场行走发现自我的小说设计,因为契合全球化背景下人们普遍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境遇,的确如张生所说,易于引起当代读者的共鸣。事实上,当远藤周作在《武士》里写德川幕府时代在小山村长大的武士长谷仓,为完成藩主交付的任务,从海港出发去墨西哥的旅程时,他多半会想到自己曾经历的留法旅程。
    而东西方文化的碰撞这一主题始终在远藤周作一贯书写的宗教信仰的主题下潜藏着,这也是让张生读远藤周作的小说会觉得代入感非常强的地方。因为中国和日本一样,在与西方文化接触的早期,也有过宗教和文化上的冲突。从这个角度,远藤周作的写作,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面镜子。
    他剖析丑恶,但依旧演奏爱与信念的低音
    远藤周作自创作之初,就于罪与罚的主题有自己的反思与洞见。在他出版于1957的长篇小说《海与毒药》中,他意识到,没有信仰,个体只是在自己的内部寻找罪感,罪的意识只会变得模糊并最终消失,从而无法得到最终的救赎。小说以二战期间日本九州大学医学院用美军战俘做活体解剖这一事件为素材写成,故事分为“海与毒药”、“受裁判的众人”、“到天亮之后”三个章节和若干小节,以不同角色为第一人称,深入剖析了事件中的主人公,并将他们置于集体与社会之中,展现其心理。小说里研究生胜吕,作为医院集体性的行为中的一分子,虽然对这般不人道的实验感到无法理解与认同,但还是顺从了集体行为。在远藤周作看来,受日本实用理性文化的影响,胜吕显然缺乏主体对道德的自省。他就是要深入剖析这种埋藏于人性深处隐秘的罪恶。他的“大众小说”系列代表作之一《丑闻》里的主人公也叫胜吕,是一位畅销书作家,他在某日意外目击与自己有着同样面孔的人出现于眼前。那人面目可憎、丑陋下流。与此同时,有关胜吕出入风流场所的流言四起,为揪出幕后之手,他开始追寻真相。某日,他应神秘夫人之邀前往宾馆,将双眼贴上房间的门洞,只见一个贪婪的男人正攀附在熟睡的少女身上。当男人转过脸庞,胜吕惊觉那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小说最初命名为《老人的祈祷》,书名本身即传达了本书意图表达的思想内核。胜吕在必须与自身丑陋的躯体共存时,又同时被潜意识所压抑的欲望所折磨。在双层的重压之下,他的“恶”从身上剥离,形成另一个制造“丑闻”的自我。如有论者所言,远藤周作在本书中最大的目标仍是要探讨人,对于他而言,“人有善恶两面,既可选择善行,亦可选择恶行,人类就是这样一种不安定的存在”。
    尽管如此,远藤周作还是会让人物在绝境中演奏“爱”与“信念”的低音。在《我·抛弃了的·女人》中,远藤周作创造了森田蜜这个现代的“理想女性”——一个被自私的男人抛弃却用爱照亮麻风病人世界的“圣女”。远藤周作显然偏爱这个女性人物,他大部分作品的中文译者林永福说,其多部小说中均出现与主人公森田蜜同名的角色,而且当他问远藤周作最喜欢自己哪部作品时,得到的答案里便有被视为大众小说的这一本。或许就因为如林永福说的那样,“森田蜜的生命正是爱的形态,看她的人生,或许我们也会察觉到人性的低落,发现利己主义的丑恶,从而反省、思索应如何度过今后的人生。”
    远藤周作于他离世前三年,即1993年出版的晚期作品《深河》,就是这样一部深沉的反思之作。小说里,一群有着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年龄各异的人们,怀着各自的苦恼和疑惑踏上了印度之旅。矶边老人受妻子临死前的嘱托前往印度寻找她的来世;成濑美津子为找寻自己曾经抛弃却又一直默默追随着的教徒大津;童话作家沼田打算深入感受印度的大自然并在恒河圣域放生鹩哥;老兵木口想在印度佛教寺庙为战友和印度敌兵做法事;三条夫妇则选择在印度度蜜月。他们各自独特的“物语”随着旅途的行程而平缓地展开。
    最后,这些人物都被“深河”强烈震撼,尤其是当见到背负年迈力弱的异教徒“贱民”前往恒河的天主教神甫时,他们仿佛在刹那间寻找到了生命的真谛。美津子在小说结尾说的一番话,道出作家的心声:“能够相信的是,各色各样的人背负着不同的辛酸,在这条深河里祈祷的光景。河流包容他们,依旧流淌。人间之河,人间之河的悲哀,我也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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