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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78年4月4日，刚刚完成报告文学作品《哥德巴赫猜想》的著名作家徐迟与时任《人民文学》编辑部评论组组长的刘锡诚谈道：“各个历史时代有各个时代的文艺形式。唐诗、宋词、元曲不用说了，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学形式，恐怕主要是特写、报告文学，是写真人真事、写列传。……这样一个壮丽时代，这样众多的英雄人物，最好的体裁是二万字左右的特写、报告文学、列传。”【1】“文革”甫一结束，时代主潮是揭批“四人帮”与控诉“文革”，但徐迟却另起宏图，自觉选择特定的文学形式去再现“壮丽时代”与“英雄人物”。这一积极昂扬的写作方案对当时的读者来说，无疑颇具吸引力。徐迟对新时期文学的突出贡献之一，也正在于成功塑造了数学家陈景润这样的“知识分子英雄”【2】，凝聚了读者的共识，推动了社会的转型。陈景润的出现，不知改变了多少青年的人生选择。这里仅列举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的一段回忆： 当哥哥拿到新出刊的《人民文学》时，就推荐我阅读这一篇作品。我立即被徐迟魔力般的文字所吸引，被陈景润的求学事迹所深深感动，陈景润立即成了我心中的英雄偶像。他对专业研究的认真勤奋，他对“时事政治”的冷漠态度，他对日常生活的毫不讲究，他那痴迷一般的科学钻研精神，都与一个落寞的“文革”时代形成强烈反差，我们狂热地崇敬他。陈景润不仅成为鼓励我学习的一个偶像式人物，而且他的生活观念或者说生活方式，长久地影响着我，影响着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3】 上述回忆总结了“知识分子英雄”陈景润的关键特质，同时也是陈景润式生活方式的构成要素：对专业研究的认真勤奋、对时事政治的冷漠态度、对日常生活的毫不讲究以及如痴如醉的钻研精神。这就从工作、政治、生活与主体状态等多个维度，全面塑造出迥异于毛泽东时代的英雄形象。而需要追问的是，新英雄的特质为何恰好是这些呢？ 再者，以《哥德巴赫猜想》为先导，涌现出一大批表现知识分子正面形象的报告文学作品，比如理由的《高山与平原——记数学家华罗庚》（1978）、柯岩的《奇异的书简》（1978）、徐天德的《星云灿烂满蓬蒿——记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1978）、陈祖芬的《她有多少孩子》（1978）与《祖国高于一切》（1980）、黄宗英的《大雁情》（1978）、邓加荣的《记人口学家马寅初》（1980），等等。其中，《高山与平原》与《星云灿烂满蓬蒿》两篇分别描写了华罗庚【4】和苏步青两位德高望重的数学家，他们都属于陈景润的老师辈。那么，为何是被坊间演绎为“科学怪人”、乍看起来距离英雄形象最远、曾经的“白专”典型陈景润获得了徐迟的关注，激发了最普遍的认同呢？ 最常见的一种解释是，《哥德巴赫猜想》的爆红，缘于它是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的献礼之作，在当时舆论媒介相对单一的条件下，依靠政治力量的强势推动红遍全国。197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要求“各宣传单位要运用各种形式，为迎接全国科学大会和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大造革命舆论”【5】。当月，《人民文学》编辑部就决定写作反映数学家陈景润先进事迹的报告文学，并专门致电徐迟，邀他进行采写。作品完成后，发表于《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并马上在2月17日被《人民日报》转载，各地报刊、广播电台跟进讨论【6】。很明显，国家意志与文学权威机构的组织与策划，保证了这部作品的受关注程度与历史地位。《哥德巴赫猜想》也因此成为新时期历史叙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特定的时间点配合了国家现代化动员的需要，因而收获了巨大成功。这一解释确实很有说服力，不过，徐迟为全国科学大会专门赶写的献礼作品，除去这篇，还有1978年3-4月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的《在湍流的漩涡中》和《生命之树常绿》两篇报告文学作品【7】。这两篇作品也在特定时刻配合了国家需要，但为何影响较弱？换言之，为何偏偏是《哥德巴赫猜想》引发了众多读者内心持久的狂热？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进入《哥德巴赫猜想》的文本形式中寻找答案，在“为什么这样写”的持续追问中，触摸时代的精神结构与核心关切。实际上，陈景润式的新人叙写，关涉新时期以来关于“人应当如何存在”的感觉方式与评价方式的巨大转变。它所触及的专业、政治与生活的张力关系，学习能力与个人价值的内在关联，专业主义与社会团结等等议题，不仅在彼时引发共鸣，同时也是我们今日所要继续面对的问题。在此意义上，这一文本具有起源性的意义，有必要在今日的“社会后果”中加以重新检视。 01 “爱”与“美”的主体抒情机制 由知名作家撰写的关于陈景润的文学作品，并非仅有《哥德巴赫猜想》一篇【8】。可以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一时期秦牧的散文《探访“科学怪人”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被《人民日报》转载后，陈景润在中科学数学所李尚杰书记的陪同下，曾到《人民文学》编辑部道谢和座谈，“会上有一个插曲，陈景润提出，秦牧在《南方日报》4月4日发表的《探访“科学怪人”陈景润》，不知是何意思。这篇文章，事先我们编辑们已经看到了，大家对秦牧这样的著名作家写出这样的宣扬低级趣味的东西，有点儿像西方记者一样，感到不可理解”【9】。这不禁令人好奇，秦牧和徐迟两位经验丰富的老作家的写作方式到底有何不同，会令陈景润产生如此两极的评价。 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期间，秦牧曾随徐迟一同拜访过陈景润，之后写出了《探访“科学怪人”陈景润》。秦牧在该文中如是描写二人初次碰面与分别的情景： 这人剪着平头，戴一副近视眼镜，样子天真，甚至带点憨态。他面色有点红，那是结核病菌仍在他身体里活动的征象，而不失健康的颜色。他的中山装上衣很短，大概比一般短了两至三寸，鞋子上没有结鞋带，衣服上个别纽扣也不曾扣好。【10】 他说：“好，好，我不送。”说着，就伸手去抓桌上那顶皱成一团的帽子，随随便便放在头上，倒像是一个盘子放在西瓜上一样。《人民文学》一位编辑看了，不禁笑着帮他戴好。他走在前面，开门的时候，突然在走廊里跑了起来，然后以一个顽皮儿童的神情在远处叫道：“我要送！”这样，就一直把一行人送到楼下大门口。【11】 以上描写，确实不乏“猎奇”意味。秦牧通篇都将陈景润作为某类奇怪的、异己的存在进行观察和审视，颇有“硬写”的感觉。他的全部笔力，都集中在一个“怪”字上。最终他如此断定：“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的脑子一部分非常发达，是个大数学家；一部分，在处理日常生活的时候，却保持着童稚的天真。”【12】他接着解释说：“我用白描的手法叙写我见到这个人物时的印象，目的无它，只是想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类人物。实际上，他的一切表现都是可以索解的。”【13】可见，秦牧并未将陈景润视为“我们”中的一员，反而将之划入需要借助理性“索解”才能勉强接近的那一类人。这类人被分裂为“极发达的理性/极薄弱的情感”与“极成熟的工作/极幼稚的生活”等二元对立项。而且，秦牧在文中描写陈景润对“政治”的态度时也比较随意。在他笔下，陈景润政治警惕性很高，但同时也没有多少政治判断力。这么写，对于性格敏感又小心谨慎的陈景润来说，当然犯了忌讳。 相比之下，秦牧在文中提及的徐迟的写作态度，就非常不同。秦牧回忆说，他们拜访陈景润的几天后，徐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召集的座谈会上谈道：“老实说，我初见到他的时候，我对他生活上的一些表现是有不良印象的。但是接触久了，就觉得这个人十分可爱。或者可以说，我见到这样的人，就像贾宝玉见到林黛玉，或者林黛玉见到贾宝玉一样。”【14】徐迟态度的转变非常有趣，由“怪”到“爱”，意味着他不仅尝试去理解陈景润，而且最终认同了陈景润所代表的价值观。 “爱”是徐迟总结报告文学创作经验时的关键词。报告文学作家黄宗英也曾是全国科学大会特邀记者，当时她趁机向徐迟道出自己的苦恼：“你们都是大学毕业的，可我的知识太差了。”徐迟告诉她：“你写的是人哪！你必须爱上你的主人公！”徐迟还张开双臂大声说：“我想说，想说—陈—景—润—我—爱—你—”【15】当年陪同徐迟采访陈景润的编辑周明也回忆说：“去招待所的途中，他（指徐迟——笔者注）还不断地说：‘这个人（指陈景润）我们好象见过面。我爱上他了，一定要写他！’”【16】按理说，报告文学的首要目标是“真实”。文学家在书写科学家时，也许都会像黄宗英那样感觉到专业知识的屏障以及还原真实的难度。但徐迟却巧妙地转换了这一难题，他知道自己的目的不是要写科普文章，而是要写出科学家的崇高精神，召唤普通大众对于科学知识的敬畏感与崇敬感。《哥德巴赫猜想》全文凡十二节，其中第一节、第八节前半部分直接抄录了陈景润的论文，第五节的前半部分则介绍了“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史。在徐迟的安排下，数学语言未经改装，便直接进入文学文本，但这却并未让读者感到太过隔膜，或是失去阅读耐心。【17】原因就在于数学语言并不承担认知功能，而在不经意间发挥着抒情功能。第八节中，那些数学公式被比作世上最优美的物象： 何等动人的篇页！这些是人类思维的花朵。这些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雪岭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这些数学的公式也是一种是世界语言。学会这种语言就懂得它了。这里面贯穿着最严密的逻辑和自然辩证法。它可以解释太阳系、银河系、河外系和宇宙的秘密，原子、电子、粒子、层子的奥妙。但是能升登到这样高深的数学领域去的人不多。【18】 在华丽的意象和堆叠的比喻中，数学语言被塑造出别样的“美感”，释放出动人心魄的力量。它超凡脱俗，高、精、尖，乃是世界秘密的来源、知识确定性的基础。通过这样的美学转化，《哥德巴赫猜想》成功召唤出读者对于科学家的崇敬，对于知识的向往，对于人类理性的尊崇。 进而言之，科学与文学之所以水乳交融，缘于二者都服务于建设现代化的目标。徐迟深信：“文学家是能够懂得科学家其人及其科学的，我们和他们同样在创造一个更美好、更光明的世界，任务相同，为什么不能携手共行？方向不同，只好互相启迪和鼓舞。文学家应当更多地服务于科学，反过来也是一样。”【19】可以说，正是对于现代化世界的“爱”，统合了文学与科学、个人与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哥德巴赫猜想》与徐迟1978年写作的《走向二十一世纪》、1982年发表的《现代派与现代化》具有高度的互文关系，从中可以读解出以文学为助力，以科学为工具，迈向现代化未来的思想方案。带着对现代化的最高爱意，在徐迟的视阈中，陈景润由“科学怪人”转变为“美”的化身。由“怪”到“美”的转变，表面上似乎是主观感觉的变化，实则表征着新时期对于“人”的理解方式正悄然转变： 我第一次和他见面，就发现他有一种内在的美。他那心不在焉、恍恍惚惚的神情，给了我一种感觉：他似乎没有生活在我们中间，他生活在数学的王国里；仿佛他并不是我们这个感性活动世界的人，他正飞翔在理性世界的思维空间里；此刻，他只是迫不得已才降落到我们中间来，接受我对他的访问，但却仍然心不在焉，仍在低飞着，盘旋着，露出一种晨光熹微似的理性的美，智慧的美，闪耀着他那为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理想而献身的、内在的美。【20】 为理念而生的人，即知识分子是美的。他的美与物质无关（按照世俗的观点，陈景润本人极不重视个人卫生与穿着打扮，而且常年抱病），毋宁说他的美源于精神世界，并造成了某种笼罩性的氛围。“他并不是我们这个感性活动世界的人”，却深深震撼着世俗中人。在徐迟笔下，陈景润的“美”完全是内生的、自足的、超越的，是主体持续存在的状态，不受外在事物的规定与制约。虽然他的理想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但他参与的方式不是“生产实践”，研究的数论也是理论性的、非功利的基础学科。 第二、三节里写道，陈景润曾是“丑下鸭”和“畸零人”，但只要他在“数学王国”里驰骋，就即刻变成美的化身。由丑到美，并不是陈景润的客观存在发生了变化，而是观看与评价人的机制发生了变化。美不再被外部标准决定，而完全被回收进思维空间，成为对人的理性能力的发扬与肯定。陈景润之美，体现在他不被世俗欲望羁绊，将人类的纯粹理性发挥到极致。李泽厚曾说：“数学成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工具（现代科学广泛运用数学所获得的巨大成就不断证实着这一点），体现了人的认识能动性的显著特征……数学是人类的骄傲。【21】”正是“人性能力”的“美感”，造成了欧阳哲生们的狂热。以美感为中介，科学具有了宗教般的号召力，为一代年轻人提供了人生信仰与生活方向。 徐迟用优美形象的抒情语言来引领读者感悟陈景润的存在，追慕最完满的生命状态。相形之下，秦牧凸显的“怪”则是区隔性的。前者展现出人类能力的巅峰状态，高扬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并塑造了与读者的同情共感机制，而后者则将发达的理性能力视作是异己的、个别的、难以理解的。进言之，与50-70年代的“阶级美”相比，徐景润式的“美”是“共同美”，从而提供了关于人性的共同想象。“激烈的阶级斗争使他无所适从。惟一的心灵安慰就是数学。他只好到数论的大高原上去隐居起来”。而现在隐居的人们被召唤出来，奋斗目标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现代化的发展规划与个人的自我实现具备了一致性，现代化也就具有了某种“人性论”的基础。 在由“爱”而“美”的抒情机制下，陈景润具备了开口说话的资格。第九节突然从第三人称的叙述跳出，进入陈景润的“自白”。主体性的确立，必然伴随着第一人称的出现。陈景润从“我”的立场，发表了五段自述（当然，这是由徐迟代言，不过也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知状态）。这五段各有侧重，篇幅虽短却大有深意—— 第一段，陈景润解释了“一个劲儿钻研”、“耗尽了我的心血”背后的动力是为了对得起党、严师和名家的培养。第二段则表达了对数学研究精益求精的态度。合而观之，虽仍可读出“红”为“专”提供根本动力这一原则，但实际上已经将语义重点向数学家的“职业伦理”偏移。 第三段则申辩了自己学习外语的原因。“文革”期间，陈景润因为学习和研究“古、洋、死”的东西受到批判，此处解释了原因：“我必须检阅外国资料的尽可能的全部总和，消化前人智慧的尽可能不缺的全部的果实。而后我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解答（1+2）这样的命题” 。这就为学习和引进外国科学文化知识提供了合法性，外国的思想资源被“去政治化”，而外语则完全变为研究工作必需的客观中立的工具，成为学术研究的前提程序。 第四段，陈景润表示他的研究成果必须通过学术论文的方式承载，因此不得不多次修改，绝对严密——“科学的态度应当是最严格的，必须是最严格的。”第五段陈述自己的“病”：“我知道我的病早已严重起来。我是病入膏肓了。细菌在吞噬我的肺腑内脏。我的心力已到衰竭的地步。我的身体确实支持不了啦！惟独我的脑细胞是异常的活跃，所以我的工作停不下来。我不能停止。……” 在短短的七句话中，竟涌出九个“我”字。陈景润的病体残躯充满了整个画面，“病体”的存在感达到顶点，而且与当时混乱停滞的国家状态形成某种同构关系。异常活跃的脑细胞与心力衰竭的身体的惊人反差，带来巨大的悲壮感。在此前提下，陈景润永远工作的精神不断冲破身体状况的限制，感动了无数人。这就不只是工作伦理的问题了，更成为当时标举的崇高道德——自律自强、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这五段自白不知说出了多少知识分子的心声，不仅确立了自身工作的价值，维护了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展现了学术研究高度严密科学的品格，更将知识分子高度道德化了。不过，也许正如柄谷行人提示的那样，“问题不在于自白什么怎么自白,而在于自白这一制度本身。不是有了应隐蔽的事情而自白,而是自白之义务造出了应隐蔽的事物或‘内面’。”【22】曾经“落后”的、需要被改造的知识分子建立起了“自白”的制度（将这一“自白”与思想改造中的“检讨”对读将饶有意味【23】）。正是所谓的“自白”，建构出“陈景润们”的“内面”，而这一“内面”被理所当然地理解为政治所压抑掉的部分。 与公开讲话相比，“自白”是在幽暗处发声。徐迟借陈景润之口，表达出很多知识分子的情感诉求。正是在不断的自白中，精神革命一点点地发生。“自白是另一种扭曲了的权力意志。自白绝非悔过，自白是以柔弱的姿态试图获得‘主体’即支配力量。”【24】文本中“陈景润们”的自白悄然将知识分子的历史正当化。通过不断自白，知识分子构建了自身在道德上的优越感，以柔弱的姿态获取他们的“主体”位置，即使这一尝试充满了乌托邦色彩。 02 改写“又红又专”：“政治感”的变迁与“知识人”的诞生 建立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关键环节在于重构与“政治”的关系。政治感、政治观与政治表达的变迁，也是剖析“知识分子英雄”形象的重要入口。《哥德巴赫猜想》便是反映转折时期政治感变迁的典型文本，它正面描写了“文革”，并改写了“又红又专”的意涵，从而更加确立了知识/专业/科学的正面价值与独立性。 “文革”结束之初，如何评价“文革”自然是当时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1977年夏天，徐迟曾接受《人民文学》的约稿，以地质学家李四光为对象创作了报告文学作品《地质之光》。《地质之光》跳过了“文革”时期，引起了读者的不满。待到《哥德巴赫猜想》，时局更加明朗些，徐迟也敢于鼓起勇气直接描写“文革”。徐迟的写法很有意思，他延续了“文革”时期常见的写作思路，即援引马恩列斯毛等革命导师的观点来确定自己的立场。“解决这个困难，还是靠经典著作，《马恩选集》的第一卷，里边有篇重要的著作，叫《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我是从马克思的这部著作里领会来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帮助了我怎样来写‘文化大革命’。”【25】徐迟认为他在“文革”期间阅读的马恩列毛经典著作，帮他解决了写作的思想路线问题。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1848-1851年法国路易·波拿巴雾月政变的经典之作。马克思在文章开头便对这场政变作了辛辣的讽刺：“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26】徐迟之所以特别选中这篇，也是因为“笑剧”（“闹剧”）的判断特别符合当时的政治感觉与情感状态。这里有必要对徐迟的“文革”叙事加以专门分析。第六节中写道： 这是进步与倒退，真理与谬论，光明和黑暗的搏斗，无产阶级巨人与资产阶级怪兽的搏斗！中国发生了内战。到处是有组织的激动，有领导的对战，有秩序的混乱。无产阶级的革命就是经常自己批判自己。一次一次的胜利；一次一次的反复。把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一次一次的重新来过，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每一次都有了新的提高。它搜索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毫不留情。象马克思说过的要让敌人更加强壮起来，自己则再三往后退却，直到无路可退了，才在罗陀斯岛上跳跃；粉碎了敌人，再在玫瑰园里庆功。只见一个一个的场景，闪来闪去，风驰电掣，惊天动地。一台一台的戏剧，排演出来，喜怒哀乐，淋漓尽致；悲欢离合，动人心肺。一个一个的人物，登上场了。有的折戟沉沙，死有余辜；四大家族，红楼一梦；有的昙花一现，萎谢得好快呵。乃有青松翠柏，虽死犹生，重于泰山，浩气长存！有的是英雄豪杰，人杰地灵，干将莫邪，千锤百炼，拂钟无声，削铁如泥。一页一页的历史写出来了，大是大非，终于有了无私的公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化妆不经久要剥落；被诬的终究要昭雪。种籽播下去，就有收割的一天。播什么，收什么。【3】 前半段，徐迟模仿马克思的语句和笔调，“照样学样”地站在“总体视野”中把握“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趋势。照此逻辑，徐迟认为“文革”是无产阶级对自己的否定，等到自己的敌人强大到不能再强大的地步时，无产阶级才扬眉剑出鞘，终结了这场“闹剧”。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在这里被化作各种对举：“有的折戟沉沙，死有余辜；四大家族，红楼一梦；有的昙花一现，萎谢得好快啊。”有趣的是，传统文化被悄然带入，形成政论文风与古典美学风格的奇妙融合。后半段主要征调的就是传统文化物象及其特定的道德意涵。“干将莫邪，千锤百炼，拂钟无声，削铁如泥”是徐迟最为得意的，十六个字就将1976年抓捕“四人帮”事件写了出来。“我描写党中央领导同志在十月六日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时候，那样锋利的宝剑，往钟上一拂，没有声音，这个钟就被劈成两段了……这是从《汉书》里看来的。”【27】徐迟在对历史大势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将这一抓捕行动成功地处理为正义对抗邪恶的胜利。而且，通过对传统美学的调用，既有助于读者参照历史经验类比，又降低了言辞的敏感性。这段“文革”的定性文字，分别调用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的语言资源，道出了当时人们的政治感觉。徐迟选择用“拂钟无声”封存“文革”经验，在今天看来难免简单，但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人民文学》编辑周明回忆说：“还有人格外喜欢第六节对‘文化大革命’尖锐批判的精彩描写，有的人甚至能够背诵出来。当时，中央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尚未作出，而人们积压已久的愤懑被徐迟痛快地说了出来，这正是徐迟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政治敏锐性。”【28】 除此之外，徐迟还将“文革”暴力审美化了。“血痕印上他惨白的面颊。一块青一块黑，一种猝发的疾病临到他的身上。他休克，他眩晕，一个倒栽葱，从上空摔倒地上。”与其时的“伤痕文学”相比，徐迟的笔法非常克制，陈景润在“文革”期间的“自杀”行为竟被一句话轻轻带过。徐迟对此非常自觉，“我不写它们（指文革的暴力——笔者注），免得污染了我的笔。”【29】用极度纯净、诗意而又务虚的笔调书写“暴力”，其实是对“暴力”的高度蔑视，站在与“暴力”不同的逻辑上去审判它，进而实现与“暴力”最大程度的疏离。“暴力”成为污浊之物，其背后的“文革”政治自然也完全是负面的。可以说，徐迟的“文革”叙事巧妙配合了主流政治对于“文革”的定性，同时也在个人情感层面高度疏离于“文革”政治。那种特定的“政治”形态及其携带的血污，被一同抛了出去。而个人和文学，则是超拔其上的美好存在。 《哥德巴赫猜想》第十二节，也是全文的最后一节，这样总结历经“文革”劫难之后的陈景润的转变：“病人恢复了健康。畸零人成了正常人。正直的人已成为政治的人。”这又是一个类似于“鬼变成人”的叙事。有趣的是，按照上文分析，明明应当是“政治的人已成为正直的人”，陈景润这样的知识分子又恢复了自己的名誉和地位。那徐迟为何偏偏要强调是“正直的人”变成“政治的人”呢？此处的“政治”，当然不是指“文革”政治，而是指华国锋和邓小平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以“政治”为名，实际指涉却完全不同，新时期以来最大的“政治”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这在新人塑造的过程中，具体表现为“又红又专”的变形：“红”不再是超越一切的信仰与准则，而是逐渐被“专”定义和制约。 关于“红”、“白”、“专”的文字呈现，徐迟做了精心安排。他在文中两次把陈景润比作“仙鹤”。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白面书生”相比，他的处理更多了几分时政意味： 陈景润又被视为是这种所谓资产阶级科研路线的“安钻迷”典型。确实他成天钻研学问。不太问政治，是的，但也参加了历次的政治运动。共产党好，国民党坏，这个朴素的道理他非常之分明。数学家的逻辑象钢铁一样坚硬：他的立场站得稳。他没有犯过什么错误。在政治历史上，陈景润一身清白。他白得象一只仙鹤。鹤羽上，污点也沾不上去。而鹤顶鲜红；两眼也是鲜红的，这大约是他熬夜熬出来的。他曾下厂劳动，也曾用数学来为生产服务。尽管他也是从事于数论这一基础理论学科的，但不关心政治，最后政治要来问他。并且，要狠狠的批评他了。批评得轻了，不足以触动他。只有触动了他，才能使他今后注意路线关心政治。批评不怕过分，矫枉必须过正。但是，能不能一推就把他推过敌我界线？能不能将他推进“专政队”里去？尽量摆脱外界的干扰，以专心搞科研又有何罪？（第六节） 且让我们这样稍稍窥视一下彼岸彼土。那里似有美丽多姿的白鹤在飞翔舞蹈。你看那玉羽雪白，雪白得不沾一点尘土；而鹤顶鲜红，而且鹤眼也是鲜红的。它踯躅徘徊，一飞千里。还有乐园鸟飞翔，还有鸾凤和鸣，姣妙、娟丽、变态无穷。在深邃的数学领域里，既散魂又荡目，迷不知其所之。（第八节） 可以看出，徐迟确实很用力地要将陈景润写成“政治的人”。陈景润的“政治”是“共产党好，国民党坏”，而且这一立场像钢铁一样坚硬。“政治”被化约为立场和站队，陈景润的“讲政治”，就是指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站在了共产党一边。如此说来，陈景润应该是“红”的。可徐迟恰恰笔锋一转，大胆地将陈景润说成是“白”的，即“政治清白”，毫无政治污点的意思。这显然是对毛泽东时代“红”与“白”对立的政治意涵的解构。“红”的转义则更有意味：“鹤顶鲜红；两眼也是鲜红的，这大约是他熬夜熬出来的。”“红”由无产阶级立场的象征，转变为熬夜搞科研的见证。这给人带来的直观感受是：专心科研的人，就是“红”的。所以才有了第八节中的这一句：“你看那玉羽雪白，雪白得不沾一点尘土；而鹤顶鲜红，而且鹤眼也是鲜红的”。曾经的“又红又专”话语就这样被翻转和消解了。 上述引文中还写道，从事基础学科研究的陈景润，脱尘于现实政治，在彼岸彼土飞翔舞蹈。“飞翔舞蹈”意味着自由地实现自我，而“彼岸彼土”更虚构出了纯学术的边界。这彼岸彼土“姣妙、娟丽、变态无穷”，具备了内在深度与丰富性。数学被神秘化为“散魄荡目”的“内在世界”。而这样的“彼岸彼土”，遵循客观规律而存在，是现实政治所不能理解、不应干涉的存在，因而也就标识了政治的“边界”。 如果将《哥德巴赫猜想》中关于“又红又专”的改写与三个月后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的报告对读，将会发现二者惊人的一致。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作了《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这篇讲话石破天惊地定位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即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一讲话的另一要点，便是重新定义了“又红又专”：“我们的科学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就是红的重要表现，就是红与专的统一。”【30】在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前提下，“红”的判断标准变为了“专”，即越钻研工作，就越为现代化作贡献，因而也就越“红”。邓小平讲话的第三个要点是规定了党委工作的主要内容：外行不能管内行，在保证政治方向的前提下，党委主要是做好后勤工作，不要过多地干涉科研业务工作。 其实，《哥德巴赫猜想》能在“又红又专”的改写上如此切中主流政治，直接得益于1978年“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光明的中国》。徐迟在《哥德巴赫猜想》的正文开始前便引用了《光明的中国》：“……为革命钻研技术，分明是又红又专，被他们攻击为‘白专道路’。”他本计划援引马克思的《数学手稿》，而元旦社论的适时出现，大大坚定了他的写作方向。《哥德巴赫猜想》成功造出了“革命舆论”，而且用优美精致的语言和具象化的描写，重构人们的感觉经验。 改写“又红又专”，属于时代情境中的历史大势，也是对于前一时代的强烈反弹。不过，从今天来看，这一“急拐弯”也带来了深远的历史后果。首先，“红”的意涵被掏空，个人只需专精本职工作即可。出于对“文革”政治的惧怕、厌恶与否定，“政治”越来越被理所应当地认为是专属“政党”的事情，进而逐渐从个人的生活世界中退出。照此逻辑发展下去，人民参与现实政治的意愿、能力与渠道只会逐渐缩减，难以成为国家事务的能动参与者。 再者，在高度肯定“专”的同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被抹平了，营造出一种平等的假象。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虽然都专于本职工作，但其社会地位却并不相同，形成新的差等在所难免。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在1977年8月1日《人民日报》上就明确宣称：“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基本上与这一国家的数学发展成正比。”按照对于现代化的贡献大小来评价个人价值，似乎正是历史的发展逻辑，此后又很快调转为以最直接的经济效益衡量个人价值。从另一方面来说，50-70年代对于脑体分化的自觉克服，其最大价值在于要正视脑体分化背后不平等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即使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依然还有一部分人较多地占有生产资料（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因而对另一部人造成压迫。“文革”期间教育革命所要突破的就是广大劳动者没有文化知识，进而在文化上无法翻身的问题。因此当时才会特别强调和凸显脑体对立。当然，“教育革命”后来推向极端，已然背离了这一初衷，但其中的合理诉求依旧值得重审。“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主张“科学成为生产力”，生产力的提高主要依靠科学的力量。这就在文化平等与高速现代化之间构成了悖论性的难题。对于人的想象与评价也就发生了变化：“什么是人？能够把世界改造为‘工艺-科技结构’的高级脑力劳动者，从事这样一种‘实践’的人，特别是科技人员、知识分子，就是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树立的楷模。”【31】 03 从“珠峰”到“人间”：“成功学”叙述的现实危机 在利用“仙鹤”意象巧妙地改写了“又红又专”的同时，徐迟面对的一大挑战是，怎么才能将陈景润日复一日、毫无戏剧性的“专”具象化地呈现出来？徐迟最终决定用“登山”过程来比拟研究过程。“因为他的过程，就是一个攀登的过程，所以来龙去脉，集中点还是在攀登上。为写攀登高峰，想写得象样点，我就找了一本国家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报告文学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我就从这里头找了很多的描写登山队员攀登的语言。解决1+2的问题，整个是一个攀登的过程。”【32】于是就有了第五节的长篇大论： 他跋涉在数学的崎岖山路，吃力地迈动步伐。在抽象思维的高原，他向陡峭的巉岩升登，降下又升登！善意的误会飞入了他的眼帘。无知的嘲讽钻进了他的耳道。他不屑一顾；他未予理睬。……但他还是攀登。用四肢；用指爪。……不知多少次发生了可怕的滑坠！几乎粉身碎骨。他无法统计他失败了多少次。他毫不气馁。他总结失败的教训，把失败接起来，焊上去，做登山用的尼龙绳子和金属梯子。吃一堑；长一智。失败一次；前进一步。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由失败堆垒而成。……他向着目标，不屈不挠；继续前进，继续攀登。战胜了第一级台阶的难以登上的峻峭；出现在难上加难的第二台阶绝壁之前。他只知攀登，在千仞深渊之上；他只管攀登，在无限风光之间。一张又一张运算的稿纸，象漫天大雪似的飞舞，铺满了大地。数字、符号、引理、公式、逻辑、推理，积在楼板上，有三尺深。忽然化为膝下群山，雪莲万千。他终于登上了攀登顶峰的必由之路，登上了（1+2）的台阶。 陈景润在六平米的斗室内日夜攻关，如同登山一般，朝着既定目标不断向上攀登。在攀登过程中，无数的磨难和嘲讽都无法动摇他“只管攀登”的决心。“千仞深渊”、“膝下群山”和“雪莲万千”的字句之间，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他俨然是孤岛上的鲁滨逊，摆脱了一切社会关系，只为数学而生。最终，陈景润成功登顶，摘取了数学皇冠上的明珠。 不过，我们的注意力虽被攀登过程之曲折与艰辛吸引，但不要忘了攀登是为了成功登顶。如果陈景润不幸没有证明（1+2），他恐怕也不会成为时代英雄，得到全社会的爱戴了。虽然陈景润本人并非为了成功而工作，但当他作为榜样在社会上流传开时，他的故事无疑蕴藏了“成功学”的因子。“成功学”最重要的特征，便是将成功人物抽离出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将之置于真空中加以观察并提取出若干成功要素。似乎后来者只要集齐成功人物所具有的要素，便可自动复制成功。成功学叙事的魅力与魅惑也正在于此。无功利、真空中的陈景润精神被推广到社会中，当然会产生各种正面或负面的学习形态。比如，同样写作报告文学的黄钢在对周扬的第四次文代会报告提修改意见时指出，应当将“如《哥》等”改为“描写当代科学家的报告文学”，理由有二：“（一）因为不但在青年中学习陈景润的社会效果极坏，在医学界、地质部门、外交战线上，对于学习陈景润与《哥》一文，都有极坏的反映。（可以向首都医院党委或驻英使馆文化处了解）北京十七岁的女学生为了学习陈景润（一心想发明‘陈氏定理’）数学考试落选而自杀。如果我们继续发扬此类著作，其社会效果可想而知。（二）如果这一表扬是指、或包括《哥》这一本书，则问题更大——新闻界、如《光明日报内部通讯》月刊，讨论由《哥》引起的报告文学不真实问题已经进行了半年之久；新华书店的读者曾在座谈中对这一本书提出抗议”【33】。从“珠峰”下沉到“人间”，纯粹的登顶精神必然会面对各种现实条件的挑战，它既带来了自我实现的解放感，同时也造成了许多新的困惑。 《中国青年》复刊后的第1-4期（即1978年第1-4期）发起了“新时期”的第一场问题讨论：“在青年中可不可以提倡学习陈景润？——关于红专问题的讨论”【34】。讨论由名叫“刘佳”的团干部给《中国青年》编辑部的来信发端。他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疑惑，现择录如下： 但陈景润同志算不算又红又专？在青年中可不可以提倡学习陈景润？学习陈景润会不会降低了红的标准？ 可是，随之而来的，却是一部分学生对社会活动不那么热心了，一些原来在班上担任干部的同学也提出来不想干了。特别是陈景润同志的事迹公开宣传以后，更为一些不热心政治活动的人找到了借口。这样下去，会不会又回到只红不专的老路上去呢？ 可我总觉得他俩红的不一样，提倡学习雷锋心里感到踏实，提倡学习陈景润就觉得有点理不直气不壮。 但按照这样的标准来选拔人才、培养人才，宣传陈景润式的典型，是不是又鼓励了另一种形式的‘学而优则仕’呢？【35】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刘佳的来信，是为了更全面地展现历史中人在时代转轨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困惑。不过，虽名为“问题讨论”，但接下来几期刊登出的读者来信，观点一边倒向对“专”的肯定，将陈景润树立为“革命实干家”的典型。即使是同为团干部的李庆堃，虽能对“新时期”团工作开展的困难有所体会，但却并不真正理解刘佳的核心困扰，而是很乐观地认为，团的工作只要不干扰学习，为学习服务即可顺应时代，成功转型【36】。更有意思的是，雷锋作为1963年树立起来的学习榜样，与1978年的先进典型陈景润“无缝对接”：“从本质上说，雷锋和陈景润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在对待党的事业上，他们都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在对待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他们又都是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37】但是，如果二人这么明显地“完全一致”，那刘佳为何会产生这样的困惑：“学习雷锋心里感到踏实，提倡学习陈景润就觉得有点理不直气不壮呢？” 细究起来，雷锋和陈景润最大的不同在于，雷锋无私地帮助他人，“外向”地吸纳他人融入到对工作和生活的共同创造中，而陈景润则是六平米内的独居者，“内向”地在科学世界里跋涉。贺照田在《如果从儒学传统和现代革命传统同时看雷锋》一文中，对雷锋走群众路线的方法与意义作了分析。他认为雷锋是“集体的英雄主义”，“每一个想成为‘英雄’的人，都必须着力于集体的团结、集体中他人觉悟和能力的改善”，“以此为确定新时代英雄的核心标准，能不能带动不如己者、后来者有效向上，当然便成为鉴定一个革命者革命成色的核心标准。”【38】如果说雷锋的“红”主要体现在团结和帮助集体中的其他人，带动集体的成长和进步，那陈景润显然不是这样。陈景润是在以相当个人的方式（所谓的“高、精、尖”）在为国家服务。不过，应当肯定的是，陈景润作为共和国第一代大学生，确有着真挚的家国情怀，因而可以将自我与国家有效地连接起来，为枯燥的工作提供意义感。所以这并不是陈景润的问题，而是“陈景润”一旦成为新的“样板”以后在新时期的历史语境中导致的问题。 对于陈景润之后的一代代人来说，“学习”更多地变成“私人”的事情，而且“专”的标准越来越要求自己比别人做得好。随着高考制度和正规教育体系的恢复，陈景润精神往往转化为实用的“学习方法”和“励志精神”。“学习”越来越成为兑换社会地位与经济资本的必要手段，学习能力和学习成果成为判断个人价值的新标准。其时的《中国青年》一直强调，文凭不是一切，杜绝个人奋斗思想，反而恰好说明这样的思潮正在蔓延。 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一个又一个拼命学习的“个人”将如何连接呢？人与人之间除了“知识”的交换与专业分工，还能形成有机共同体吗？如果没有超拔于个人之上的意义感的指引，学习的根本动力又在哪里呢？持久的精神动力又从哪里来呢？个人与工作、他人、集体、国家的关系又怎样维系呢？这些都是“科学家英雄”诞生后，延宕至今，却仍然有待追索的重要问题。 结语 作为曾经在转折关头发挥过重要影响的文学文本，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历来被文学史家所瞩目，不仅在问世伊始便引发强烈关注与争议，而且日后也被不断重审与反思。近年来学界更是涌现出一批回忆与研究文章。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与“新时期文学四十年”的时间节点上，《哥德巴赫猜想》的历史意义再度绽放光芒，成为更年轻的一代学人的关注对象。近年来的相关成果，或是当事人对于采访与刊出过程的追述，或是在报告文学发展史的视野中钩沉其重要意义，又或是将其界定为新时期起点时刻的标志性文本，分析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思路不一而足。概而观之，其中值得重视的成果主要有杨晓帆的《历史重释与“新时期”起点的文学想象——重读〈哥德巴赫猜想〉》（《文艺争鸣》2013年第4期）、黄平的《〈哥德巴赫猜想〉与新时期的“科学”问题——再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南方文坛》2016年第3期）以及贺照田201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的系列课程《新时期文学兴起的历史、观念背景——通过历史文献的细腻解读重新审视新时期文学》——其中“科学的春天”一节曾对《哥德巴赫猜想》做出专题解读。 与此前已有的分析不同，杨晓帆的讨论独辟蹊径，从“病”的叙述策略和被规划的“伤痕”书写入手，分析其中“拨乱反正”的解放意涵以及“解放”的限度所在，进而认为《哥德巴赫猜想》提供了一种建立“新时期”与此前历史时期的连续性的方式。相比之下，黄平则更强调《哥德巴赫猜想》的“起源”意义，认为这一文本及其塑造的陈景润的形象确立了新时期“新人”的生产机制，对于后世具有重要影响。而贺照田的讨论则跳出了文学史研究的范畴，通过考察“科学”在不同时期的官方文献中的微妙变动，尽可能准确地营构《哥德巴赫猜想》诞生时的具体历史境况与思想脉络。 《哥德巴赫猜想》本身贮藏的丰富的文学—社会意涵，及其与大的历史结构之间的有效关联，为研究者在文本与时代的往复摆荡中一再加以认识与理解提供了基础。本文的讨论，在吸收此前研究的诸多创见的前提下，力图再次回到对于《哥德巴赫猜想》的具体书写方式与形式特征的分析上，在“为什么这样写”的持续追问下，考掘文本的美学与意识形态意涵，并希望藉此理解、体贴与提炼时代的紧张感和规定性。因此，在本文的讨论中，不仅有对于《哥德巴赫猜想》文本的细读，也建立了若干作为参照的文本序列，包括同一时期的报告文学作品序列、当代史中的陈景润书写序列以及徐迟作品与同一时期官方报告的对读序列，等等。引入参照视野，目的是借此更加清晰地勾勒“科学家英雄”的诞生过程，连通文学史与当代史的若干关节，为深入考察1970至1980年代之交的中国文化—社会提供有效的思考界面。而标题中的“后果”，旨在标识某种“价值中立”的意味。本文力图避免对于“科学家英雄”的诞生这一“事件”做出简单的价值评判，而是希望在包纳“前因后果”的相对完整的视域中分析它所带来的正面与负面影响。之所以调用“后果”一词，目的是对其后果加以审慎反思，将这一文本视为仍与今日息息相关的话语实践。在此种意义上，对于《哥德巴赫猜想》的阅读，依旧是现在进行时，而本文便正是循此做出的尝试。 注释 【1】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4页。 【2】周明在《难忘徐迟》（《文艺报》2014年10月20日）一文中，曾回忆时任《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对徐迟创作《哥德巴赫猜想》的支持：“我们就是要为知识分子正名，重塑他们的形象。” 【3】欧阳哲生：《生命中的第一次起飞》，收入向继东主编：《革命时代的私人记忆》，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191页。 【4】有意味的是，《高山与平原》讲述了华罗庚从数学理论转向应用数学的过程，高山和平原分别隐喻了二者，这一转向代表了科学领域的“群众路线”。相比之下，陈景润研究的数论则是距离群众实际应用最远的。 【5】《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收入《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全国科学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9页。 【6】随后还出现了以陈景润为题材的连环画，参见王立志：《陈景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版；林玉宇：《陈景润四探数学山》，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林玉宇：《青年数学家陈景润》，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林玉树、周文斌：《皇冠上的明珠——陈景润的故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国摄影》与《人民画报》等杂志也都刊登了陈景润的画像。 【7】《哥德巴赫猜想》（1978）、《在湍急的漩涡中》（1978）、《生命之树常绿》（1978）连同徐迟之前写作的《地质之光》（1977）、《石油头》（1977）、《祁连山下》（1956）共同结集为报告文学作品集《哥德巴赫猜想》，赶在1978年3月出版，向全国科学大会献礼。 【8】陈景润最早见报的消息是1956年8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的简短文字。1973年新华社记者顾迈南为陈景润写了两篇内参，并被江青看到。江青被陈景润深深感动，请示毛主席做出抢救批示，这使得陈景润的处境从此大变（参见丁东：《让江青流泪的陈景润》，《文史博览》2011年第3期）。而在陈景润传记和亲友写的怀念文章中，则增加了生活内容和社会关系的描写，使他的形象更具烟火气息。 【9】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85页。 【10】《探访“科学怪人”陈景润》，《秦牧全集·补遗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7页。 【11】《探访“科学怪人”陈景润》，第299-300页。 【12】《探访“科学怪人”陈景润》，第300页。 【13】《探访“科学怪人”陈景润》，第300-301页。 【14】《探访“科学怪人”陈景润》，第300页。 【15】参见陆士虎：《黄宗英哭徐迟》，《人民日报》，2000年4月12日。 【16】周明：《漫游在科学王国里——陪同作家徐迟采访散记》，王凤伯、孙露茜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徐迟研究专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75页。 【17】当然，在今日更年轻的世代看来，《哥德巴赫猜想》的情感状态太过满溢，因而显得有些刻意，这映照出时代感觉结构的变化。 【18】《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以下引用皆出于此版，不再逐一注明。 【19】《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徐迟研究专集》，第294页。 【20】徐迟：《写了<猜想>之后》，《中国青年》1979年第1期。 【21】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修订第六版）》，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83页。 【22】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70页。 【23】近年来出现一些对知识分子“检讨书”的研究，比如钱理群《1952-1962：读王瑶“检讨书”》（收入《岁月沧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洪子诚《1966年林默涵的检讨书》（《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此外，木山英雄《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三联书店，2016年版）则通过解读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写作，解读知识分子的隐微心迹。将这些文本与“新时期”文学中的“自白”对比，可以另成脉络，需另作探讨。 【24】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79-80页。 【25】徐迟：《关于报告文学问题的讲话》，《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徐迟研究专集》，第224页。 【26】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页。 【27】徐迟：《关于报告文学问题的讲话》，《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徐迟研究专集》，第240页。 【28】周明：《春天的序曲——<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前后》，《百年潮》2008年第10期。 【29】徐迟：《写了<猜想>以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徐迟研究专集》，第252页。 【30】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年3月18日），《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第37页。 【31】韩毓海：《李泽厚、刘再复、甘阳对我们时代的影响——80年代的反思与继承》，《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2期。 【32】徐迟：《关于报告文学问题的讲话》，《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徐迟研究专集》，第241页。1975年中国国家登山队第二次成功登顶珠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的《踏上地球之巅》便记录了此次登山经历，徐迟所参考的报告文学集，很可能就是这本。 【33】徐庆全：《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纪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282页。徐文中的“《光明日报内部通讯》”应为“《光明日报通讯》”。此外，《哥德巴赫猜想》的传播，也与“民科”的诞生关系密切，此处不再赘述。 【34】为了配合这场讨论，《中国青年》1978年第1期特地刊登罗荣桓和毛泽东的家书。罗荣桓写给儿子罗东进的三封家信：“你要集中最大的精力，用在学习专业上，任何分散心事都是对你不利的，也是不许可的。”（1961年11月6日）“空谈政治的倾向你要再三记住，力加避免。你们学不成专业，你们就没有实现党和国家的期望，有负党和国家的期望。”（1962年3月12日）1978年第4期则刊登了毛泽东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1941年1月31日）并配有大幅手迹照片。这样的引用脱离了家书的具体时间和语境，目的是为“专”建立合法性。 【35】《在青年中可不可以提倡学习陈景润？——关于红专问题的讨论》，《中国青年》1978年第1期。 【36】李庆堃：《从“不要干扰”谈起》，《中国青年》1978年第2期。政治工作要为学习和日常生活服务的观点在当时比较普遍，比如《中国青年》1979年第1期刊载杨德广的文章《以学习为中心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立意更为显豁。曾经引领青年人生方向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始边缘化、附庸化，这从共青团中央主办刊物、共和国重要宣传刊物《中国青年》80年代以来的办刊特色也可以看出来。《浅谈“政治好”》（《光明日报》1978年9月25日）认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途径实现“红”。工人、科技人员和领导干部、政治干部有不同的方式。这实际上也呼应了讨论中陈景润和雷锋都“红”的观点。 【37】来稿摘编，作者徐振清，《中国青年》1978年第3期。 【38】贺照田：《如果从儒学传统和现代革命传统同时看雷锋》，《开放时代》2017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