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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陶的长篇历史小说《戊戌变法》于戊戌维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面世以后，旋即受到广泛关注。自2018年出版以来，《文艺报》、《文学报》、《中国文艺评论》、《中华读书报》、《中国作家网》等报刊纷纷发文，一致给予好评。在当下历史小说创作总体处于沉寂，思想艺术质量与影响力尚不景气甚至出现集体性下滑的情况下，《戊戌变法》对历史的反思、温情和敬意，以及坚守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值得引起重视。 一、“戊戌”题材的现实境遇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失败加速了清政府的败落和民众的觉醒，推动了历史前行的步伐。作为对“中国往何处去”这一时代命题的回应，“戊戌”对此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走向具有转折性的标志意义。然而，反观近些年文坛，戊戌变法似乎有意无意地被遗忘了。 对历史的追忆是对现实的审视。在当下，抛开戊戌变法的“评价史”来反思戊戌变法必将导致视野的狭隘；历史现场与现实语境的互动，有助于突破固化的思维方式，打开历史的意义空间。这也是历史小说“当代性”的命脉之所在。史家对戊戌变法评价的“一波三折” ，不难让后人感受到隐匿在事实判断和价值评估背后多番“较量”的现实因素。本质上，“戊戌”题材之重大与复杂，肇因于它难以回避近现代中国在“革命”与“改良”之间道路选择问题。既然主流意识形态着意于建构一个始于“辛亥”的革命历史叙事，以确证“民国”、“共和”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那么戊戌变法自然面临如何进入主流叙事的“历史难题”。长期以来，学界以“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为戊戌变法定性；当“改良”被主流意识形态赋予贬义性内涵，戊戌变法理所当然地与主流话语之间出现裂隙，成为被悬置乃至回避的禁区。这一“空白”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得到填补。这也反证了“戊戌”题材所承载的“当代性”价值，即所谓的“一切历史皆当代史”也。 “实事求是”和“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使戊戌变法的研究重回学术领域 。史学和文学对戊戌变法的“重写”高度契合了时代精神。此时，“戊戌”疑案中众多人物和秘传的“污名化”，被重新加以审视，这引发戊戌变法评价的迅速提温 。文学界也参与了这一“翻案”。最早出现的任光椿的《戊戌喋血记》 和周熙的《一百零三天》 是其中拥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两部长篇历史小说。前者以谭嗣同为中心，它高度评价了变法志士的爱国精神，率先对“改良”进行“清污”，可谓“开风气之先”；后者侧重于还原戊戌变法全貌，并打破对变法领导者、尤其是戊戌六君子的不加区分的赞扬，力求呈现历史内部的差异性，展现了作家探索历史纹理的创新欲望。于冰雪初融之际，这两部历史长篇对戊戌变法时代价值和历史进步性的肯定，表现了作家超越改良与革命二元对立，发掘历史真实的巨大勇气和胆识。历史小说由此与史学界的“翻案”形成共振，将历史重评和观念更新的成果推向社会。 继80年代历史小说热之后，“戊戌”题材似乎进入了新一轮“冰期”。80年代正值我国社会文化思想转型的变动时期。“戊戌”题材在近现代转型的意义上与当时的“改革”遥相呼应，其宏大叙事和史诗构建的模式也契合了“大时代”的欣赏趣味。90年代以降，消费主义的泛滥带来了文学审美由公共性向私人性的转变，碎片化、娱乐化成为“小时代”的时尚。正如论者所言，“整体文学结构性而且功能性地呈现向内、轻、软、小转换，重情绪、意象、隐喻、简约成为一种思潮，并培养了一批与之相适的新的读者群” 。“戊戌”题材的宏大厚重与时代潮流相去甚远；而文化工业对清史资源的滥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读者对类似题材缺乏兴趣的原因。此外，90年代中期，伴随“告别革命”及其引发的论争，“革命”与“改良”关系问题再度成为敏感话题。作为这场讨论的重要议题，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溢出历史范畴，陷入价值与政治的立场之争。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戊戌变法的政治化，使原本复杂的问题更显复杂。因而，在主流意识形态与娱乐市场的双重“冷漠”中，“戊戌”题材创作再度陷入冷寂。 献礼戊戌变法一百周年的胡建新的《戊戌风云》 作为剧本化的创作，融入了较多宫廷生活、稗官野史式的娱乐化创造；刘敬堂等的《戊戌追杀令》 着重书写“政变之后”康有为的惊险逃亡，放弃了对戊戌变法历史本体的探索；晓箭的《康有为》（又名《戊戌变法》） 则否认康梁的变法，力图倚靠新史料完成对历史的颠覆，但其“不妨读如历史” 的创作观念和强烈的述史诉求对文学艺术造成了难以忽视的压制。事实上，随着戊戌变法基本叙述框架的建立，作家对重要事件、主要人物的基本判断达成共识 ，如何挖掘“戊戌”题材的新意，成为作家面对的难题。在这一意义上，90年代以来的“戊戌”题材小说，都试图寻找创新的可能性。然而，上述作品的“翻新”似乎并不成功，它反而失落了对历史规律的深度求索。从结果上看，这些探索也未能改变“戊戌”题材所面临的现实冷遇 。 上述种种，构成了穆陶执笔写作《戊戌变法》隐显并存的历史背景。他也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以直面过去的不凡勇气重返戊戌变法的历史现场，实践现实主义对真实、规律和本质的主张，显示和成就了自己的独特价值。在小说中，作家搭建中央、地方、民间三维结构空间，多角度还原守旧派、洋务派、维新派之间的观念差异和利益斗争，并把戊戌历史纳入现代化、全球化的时代脉络中，为近代知识分子选择提供了具体而恢弘的语境，在此基础上对“改良”的必要性及其走向失败的必然性进行了理性思考。在观念层面，作家对戊戌变法的体认建立在民本主义、人民史观的基础上。小说多次强调“百姓”、“民权”、“民心”，从这一维度观照和把握戊戌变法，这也表明作家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使命感、救国家于危亡的爱国热忱以及宁死不悔的牺牲精神的欣赏和认同；而这，恰恰也是这一历史原型所蕴含的超越时空的、重要的美学资源。正如梁启超在变法时所说：“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若其形式，则殊多缺点，殆犹大辂之仅有椎轮，木植之始见萌坼也” 。就此而言，“戊戌”题材永不过时。穆陶的《戊戌变法》继承了80年代任光椿们对“改革”精神的礼赞，于戊戌变法双甲子之年，以坚守崇高的姿态对90年代以来价值失落、娱乐消费化的现象作出了回应，展现了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对民族苦难的铭记与反思。文学之不能遗忘历史，在于历史中凝结的真实的、鲜活的精神能量，穆陶的实践在此意义上具有宝贵的价值。 二、真实性大厦的多层建构 《戊戌变法》在总体上呈现出现实主义的“信史”品格，作家积八年之功“探赜稽微”，将戊戌变法纳入到宏阔的时代潮流中进行审思，为观照和把握历史真实提供了充分准备和较高平台。除去楔子和尾声，《戊戌变法》全书五十六章，正面书写维新运动二十二章，其余篇幅则着眼于“历史周边”，悉心布置戊戌变法发生前后的若干典型事件，对无可挽回走向衰落的历史大趋势和总背景作了全面概括，以此探讨戊戌变法之发生、发展、失败的必然性。 小说以康有为入京赴试、宣传维新作为起点，切入晚晴中央政府的多重面相。康有为试图通过上书皇帝以变法强国，挽救国家危亡。但是横亘在他面前的是重重关隘。甲午战败之际，慈禧为首的亲贵权臣主张割地求和，不惜损害国家主权以保全荣华，他们关心的是谁来承担战败的责任和国民舆论的指责。小说中，慈禧太后明面上下旨不可割地，但事实上回避主战派的奏折，以放权归政的姿态，逼迫光绪皇帝承担下诏求和的责任，守旧派的外强中干于此表露无遗。值此危亡之际，“变法”已成为民心所向，并得到大多中下层官员的支持，但把持朝政的却是顽固自私的“后党”——徐桐官居一品、名满京华、深得重用，却昏庸顽固、图谋私利、堵塞言路；刚毅等大臣坚持祖宗家法，对“民权”、“立宪”之说深恶痛绝；而恭亲王作为朝廷中枢，也主张稳健而反对变革政体。翁同龢虽然举荐康有为，但对其激进主张也心存疑虑，反对冒进。小说以康有为第一次入京的铩羽而归，揭示了统治阶级“心脏”的腐朽昏暗：甲午战败、列强环饲，朝廷却在为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普天同庆”，这一派粉饰太平的局面终究无法长远。与此相对，谭嗣同、梁启超的行踪，为小说进入广阔民间提供了另一视角。参与甲午战争的烈士孤女令狐凌霜回乡途中遭遇劫匪，幸得谭嗣同仗义行侠才得脱身；原来湖南饥荒遍地、灾民只好落草为寇；而地主刘福堂等旧派士绅却趁机哄抬粮价谋求暴利，谭嗣同为救饥民，与毕永年等同道好友“仗势”取粮。随后，谭嗣同与梁启超等维新派齐聚湖南，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大力支持下率先实行新法，启蒙民众。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影响广阔的“事件”，便在于内忧外患之际，变法自救已经成为天下有识之士的心愿。正如《戊戌变法》所写，“办学堂，废科举，开发民智，这几乎是国人的共识” ，即使顽固昏庸的徐桐也意识到“倭寇入侵，外患内忧” 之深重危机。但当权派囿于现有格局下的既得利益与封建传统的强大惯性，不顾国家、民族和民众的利益，更有甚者认为，“我们大清的江山，宁给外国友邦，也不能给这些家奴” 。 小说由此完成了对戊戌前后中国社会的“全景式”的扫描，并以之作为历史叙事的基本背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然而，鸦片战争以来江河日下，当求新、求变的思想逐渐成为燎原星火，帝国的心脏却仍然一如故旧。清王朝已然不可能带领中国摆脱亡国危机。穆陶将戊戌变法放置在衰朽的封建社会走向崩溃的历史潮流之中，瞩目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面临的外源性危机。正如卢卡奇所说，“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 在这个意义上，晚清社会各种矛盾交相错杂的历史环境，既促使戊戌变法产生，也导致它最终失败。 在把握历史大趋势的前提下，《戊戌变法》通过营建中央、地方、民间三维空间，为小说的真实性大厦奠定基本架构。这一设计，既立足于整体性视域下展现多维历史空间，也成为作家书写一场自上而下发动、波及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变法运动的合理选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恭王之死”及其在中央层面因政治平衡打破后引发权力重组的描写，在小说整体框架中的意义。恭亲王是维系帝后的重要桥梁和“稳定器”。恭亲王去世不久，慈禧便与光绪达成了某种协议：慈禧调荣禄、刚毅等入值军机、开缺翁同龢，维持守旧亲贵对军机处的把控；光绪也以此换得慈禧对变法的支持。这表明变法前，统治阶级内部派系之争的激烈。这一权力位移和真空，被小说当作维新变法得以迅速开展的重要契机。 尽管穆陶主要从帝国心脏的角度展开对戊戌变法真实性的探究，但他并未将维新派与保守派、洋务派之争局限于中央。在他笔下，地方局势、民间环境所呈现的相似矛盾结构，不仅是中央的辐射与延伸，同时也反映了中央派系斗争的深层社会根基。有关这方面，小说第20-22章有关湖南新政在变法前后局势描写就颇具典型。在这里，作家宕开一笔告诉我们：在谭嗣同、欧阳中鹄等人的建议下，心怀忧患的湖南巡抚陈宝箴邀请黄遵宪、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率先在湖南启动新政。在官府的支持下，“时务学堂”招收四十多名少年学子，讲授世界局势、传播维新思想。然而，王先谦、叶德辉为首的旧派士绅公开诋毁其“假忠义之名，阴行邪说” ，认为“开民智，兴民权”是“蛊惑人心”与“谋反”，并联合张之洞进行弹压。嗣后，随着时局变化，在戊戌变法的关键时刻，张之洞为了与维新派划清界线以图自保，紧急编纂《劝学》，这也暗合了他在湖南新政时期的行为逻辑。张之洞曾将康有为奉为上宾，但“民权”、“民智”成为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分界线，“变法”双方在政治立场、思想主张上的迥异由是得到清晰展现。而谭嗣同之父、湖北巡抚谭继洵的畏缩不前、保守顽固，也通过他对谭嗣同的训斥，及其在谭嗣同就义后他的“杖打棺材”、“断绝亲缘”叙述表露无遗。 《戊戌变法》如上描写，源于作家对戊戌变法的理性认知。尽管对“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定性早已成为普遍共识，然而，在还原和叙述这段丰富复杂历史时，小说已然超越了我们后来附加给“改良”一词的本质化的含义，赋予其更切近历史真实的体认，即“变法活动首先是一项政治活动”，它“必然涉及权力体制的调整和权力重新分配，必然要打破既有的权力、利益格局” 。作为一种特殊、本质的利益，权力成为贯穿变法运动始终的“看不见的手”，戊戌变法的开展与失败及其所以面临的巨大阻碍，无不折射出“权力”与“人性”困境的“在场”。如“袁世凯告密”事件。当帝后之争处于你死我活的白热化状态，而又关系到身家性命和仕途前程，也牵连到维新救国、名垂青史的抱负，袁世凯开始举棋不定，两面周旋。后来，得知慈禧已率先发动政变，便果断地作出“告密”的选择。在这一过程中，袁世凯对谭嗣同所说“围园锢后”出自光绪授意之真实性的怀疑，基于自身与荣禄军事实力对比下对政变的可行性分析，以及在现实利益与理想抱负间的权衡，表现了特定环境下人性抉择的复杂与无奈。史学界认为，光绪罢免礼部六堂官事件、会见伊藤博文，激化了两派矛盾并引起慈禧的强烈不安，是戊戌政变发生的直接原因；而“告密”发生在政变之后 。小说在处理“告密”事件时尊重关键史实，并借由这一典型环境倒逼人物的性格逻辑，填充历史空白。正如郭沫若所言：“在史学家搁笔的地方，便须史剧家来扩展” 。《戊戌变法》并非对历史文献进行翻译式的转述，而是从改良变法与权力斗争的双重认识上探索历史真实。人性探索使小说超越史书而与“历史本体”进行对话，进入到心理真实、审美真实的层面。这也正如福柯“历史本体”与“历史意识”的概念所提示的，作家应超越对历史材料的真伪辨析和简单翻译，以历史理性为桥梁实现从“无生气的材料”到“对自己的过去事情的新鲜感” 的跨越。 在框架结构之下，是文学细节对历史真实的支撑与落实。在历史小说中，细节不仅承担丰富的意义内涵，还要遵循特定的历史逻辑。《戊戌变法》有关细节真实的描写，首先体现在对文献材料大容量占有、辨析和还原基础上的“贴着历史滑行”。此类细节往往表现为对人物重要言论、奏疏原文的挪用。如为了表明变法初衷，小说将“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 （康有为《三月廿七日保国会上演讲会辞》）这一原文置于“保国会”一节中，加强历史情境中的情感和氛围。这既为塑造形象、还原事件提供了历史依据，也使读者得以“触摸”历史人物的真实心态，把握时代脉搏。 其次，小说还通过对历史细节的真实描写，将其创造性地转换为形象塑造的重要手段，使之不仅合历史合目的，而且也合情合理。如李盛铎其人，文献史料对其参加“保国会”前后反复行为曾有简略记载 。《戊戌变法》在叙述这段历史时，据此富有意味地加以演绎发挥。它写“保国会”如火如荼之际，吸引了李盛铎等一批名流或大臣纷纷出场，认为康有为等维新派奇货可居，便主动参与，以同道相称。然而，嗣后情势稍变，加之徐桐的训斥，李盛铎便马上划去“保国会”名单上的名字并登报公告，假装因内心愧悔而病重。凡此这些，都是作家综合把握人物性格和行为逻辑基础上的合理推衍，它超越了对历史的亦步亦趋，进入到艺术逻辑的可然性领域。这种“还原式的虚构创造” ，显示了小说处理历史与文学两大质素关系时的理性自觉。 最后，《戊戌变法》的细节之真还进一步与人性之真相勾连，并指向人性。此类细节在全书中有不少，它可以说是体现作家还原历史、求真致真的一种重要方式。如变法前夕的帝后关系。光绪在慈禧处得到许诺：“只要对国家有利，不损害大清祖宗的事业” ，便不加干预。此后，作家铺展光绪面对康有为上书中的“乾纲睿断”四字展开的细腻心理，而这部分内容集中于光绪对帝位和权力之有名无实的不满。这隐含着小说对光绪变法动机的探究以及对光绪人物形象的定位。通常认为，光绪出于内忧外患而奋发图强、支持变法；但作家既然从政治运动的角度重审历史，必然涉及到对关键人物光绪的判断。有人对变法性质提出新议，主张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与地主阶级自救运动发生‘共振’而引发的” ，“戊戌变法时帝党与后党本质上乃共同体关系” 。这表明史学界对变法之性质与诉求的认识发生了新变。而小说则以人性探索的方式进入历史，其文学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所开拓的审美境界与史学界达成了某种共识。光绪变法不仅意在图强，还着眼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正如慈禧较顽固派大臣表现出对变法更为开明的一面，“只看结果，不问过程”，“什么变法维新，什么顽固守旧，只要使大清强盛起来，不受洋人的欺负，让祖宗的大业万寿永昌就好” 。这与小说对戊戌变法原因的判断存在逻辑自洽性：慈禧是在光绪罢免礼部六堂官、提拔军人袁世凯、接见伊藤博文后发生态度激变。而戊戌变法的成果，也并未越出洋务运动的范畴。正如小说另一重要细节所展示的：“明定国是诏”的基本方针在于“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小说随即强调这“与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意思差不多”，光绪看罢诏书“深感满意” 。这些细节表明作家对戊戌变法的根本主张和实际成果的有限性的体认，使小说在同情和认肯中表现出难能可贵的理性反思力度。《戊戌变法》细节运用的多样性和层次性，达到了以细节展现史观之效。小说在历史的重大关节点之细部，生发对历史逻辑的思考以及历史人物的深层心理分析。这些细节描写，内在地蕴含了作家对历史及其历史真实的洞见。 作为特殊的文学门类，历史小说同时接受文学与历史的双重规约。尽管我们承认“虚构”作为历史小说本体的地位，但“真”仍然应当被视为“美和善价值兑现的前提条件和基础” 。历史小说真实性应当指向其所还原之历史的复杂性、丰富性、层次性；从宏观的历史潮流及其走向的基本判断，到中观的历史框架的搭建，再到微观的历史细节的挖掘，无一不是对作家的史料积累、历史观念、认识方法的严格考验。在这一点上，《戊戌变法》有其可圈可点之处。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态，小说在总体上表现为对历史的完整性、宏大性的追求，而在具体的人生完整性尤其是历史的心灵化、个性化方面似嫌不足。在这里，作家对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关系处理似乎显得有些含糊。正如南帆所说，“历史话语显然注重‘记’，文学话语显然注重‘忆’。历史话语的记载尽量客观、公允，避免各种主观因素的干扰，描述历史内部各种举足轻重的社会层面；文学话语更多地纵容个人的好恶，许可独特的叙述角度，不惮于按照一己的情感逻辑扩张什么，简化什么”；文学不能停留在“镜子说”层面，文学之真的一种意义在于，以历史与文学的对话构成“历史连续性的丰富理解”，寻求“人生”对历史叙事的证实或证伪 。在这一意义上，《戊戌变法》过于贴近历史的姿态有其缺陷，即“重记轻忆”。这主要表现在作品大量取材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程度不同地存在历史逻辑压抑文学逻辑的问题。从这一角度看，《戊戌变法》所采取的“正史”书写方式，在艺术转换和内化、细化方面，尚有提升的空间。 三、群像书写的独特实践 群像书写是《戊戌变法》历史叙事的显著特征。小说虽以康有为作为群像枢纽，居于中心位置，但它并不像常见的作品那样独占鳌头，所有人物都围绕着他运转，而是笔分五彩，在整体性视域下展开对当时各派系、各阶层人物描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当完备的晚清总体形象谱系。作家在小说扉页之后专设一页，列举三十七人作为本书主要人物，这一郑重其事的介绍方式自有其特殊寓意。观察作家的排版设计可知，小说将全体人物划为三层，以康梁、戊戌六君子、毕永年等民间义士为一层，代表变法的直接推动力量；以光绪帝、翁同龢、李端棻、徐致靖等为一层，代表变法的支持者；以慈禧太后、荣禄、刚毅、徐桐等为一层，是为变法阻力。 在分层分群的群像书写中，小说在展现各层人物共同性之余，对彼此个体之间的差异给予充分关注。例如慈禧、荣禄、刚毅、徐桐等同为当权守旧势力，基于共同利益对维新派围剿堵截；但在出发点和人物个性上，又存在差异。慈禧与“后党”大臣之间有不同的视角，慈禧虽无现代的国家意识，但其将“大清”视为祖宗基业或曰私产，在不危及权力的情况下，相当程度地容忍变法；荣禄、刚毅则以维护自身在现有体制中的既得利益为出发点，表现出对变法更为激烈的否定态度。在小说中，刚毅与荣禄也有明显差别。荣禄作为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筹建近代化军事、更为直观地体会到西方的强大威胁，对器物层面的变法有一定的接纳；他以“后党”军师身份出现，熟知国内外局势，在慈禧提出废帝之时，荣禄分析可能造成的朝廷动荡和外国干预，坚决劝阻，展现了狡诈和深沉的特征。而刚毅则表现为有勇无谋、残酷阴狠。例如刚毅持有满汉民族矛盾高于中外矛盾的落后观点，又听信义和团“神迹”、鼓动慈禧利用义和团抵抗八国联军，并在一败涂地之时出卖义和团。同样，在变法支持者内部也存在明显差异，例如翁同龢主张稳健隐忍、反对光绪与慈禧发生正面冲突；王照希望拉拢慈禧作为变法的后盾，并反对康梁以军事力量介入变法；徐致靖则对王照的“保守”加以训斥。而在变法核心力量中，康有为的沉稳与忧国、谭嗣同的急进与激愤、徐仁録的耿直与冒进，共同构成了“围园锢后”这一稚嫩计划的成型及其走向失败的原因。 堪称庞大的群像塑造，对长篇小说提出了挑战。但《戊戌变法》仍然把握了历史人物的基本定位，还原出观念立场的多样性和变法面临之矛盾的复杂性。这归功于作家对史料的全面蒐集和审慎辨析，也得之于从历史原生态中提炼发掘艺术潜质的审美眼光。《戊戌变法》的群像书写，有其创作基点和主题设计的必然性。作家创作的重要出发点在于“纪念”戊戌变法，这决定了他将全面呈现历史、总结经验作为小说的基本构架。因此，《戊戌变法》不可能采用《戊戌喋血记》、《康有为》等以主要人物的单一视角观照历史的“纪传体”的写法，而是致力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各种力量纳入视野，构筑还原戊戌变法“全景”的稳固框架。事实上，《戊戌变法》的命名，最直接、最醒目地表现了这一特点。在此前提下，群像塑造作为小说艺术设计上的选择，显得自然而又合理。正面书写“戊戌变法”并全面总结其历史经验，是作家给自己设置的一个难题。穆陶采用的“正面强攻”式的写作模式，类似于我国古代历史叙事中的“纪事本末体”，即“以事件为中心确立标目而展开” 。但在文学创作领域，这一更常为史学家所采用的叙事方式，对作家文史知识素养提出了很高要求。在这里，众多文献史料的引进，固然为史实的概括梳理、历史规律的认识判断提供了丰厚的知识支撑，使小说获得智性的深刻与史学的厚重；但与此同时，它也让“历史”给“文学”带来某种压迫，致使自己创作出现了“重史轻诗”、“质胜于文”的倾向。 尽管群像书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物形象的单薄及整体布局的松散，然而从《戊戌变法》的艺术实践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康有为形象塑造仍不失为这部小说最为醒目的一个亮点，兼具线索人物和典型人物的双重意义。前者，如康有为出场时宣传变法思想的艰难——拜访大臣遭拒、发起“保国会”和上呈“上清帝书”的受挫，这些围绕康有为发生的事件带动并激活了周边人物，在这一线索中带出了徐桐、翁同龢、李鸿章、慈禧、光绪等一批重要人物及其性格观念，推动了情节发展、勾画变法的社会图景；后者，则表现为人物性格、思想与时代的碰撞冲突中呈现的悲剧效果。小说中，康有为的主张出现了“倒退式发展”。在小说开场，康有为反感“封建皇权，生杀予夺，何时能了” ，宣传“民权”、以“大同”为终极理想。面对封建传统的强大阻力和瓜分狂潮的迫近，康有为转而幻想以君主“乾纲独断”，推行自上而下的和平变法。而在维新变法陷入困境之后，康有为意识到“照搬西方”忽视了中国国情，从主张建“制度局”转向“循祖制”开“勤懋殿”。这真实展现了历史上康有为在政治实践中的思想转变。史学家或称之为斗争策略，或指责其政治投机。但《戊戌变法》从康有为“大同”、“民权”思想的节节后退，从其“唯有尽力，便不后悔” 的决心在腐朽政权面前的失败，发现了个人在强大政治环境面前的无力，以及落后时代对前瞻性、变革性力量的压制与扼杀。当然，小说也并不回避康有为在政治上的幼稚和冒进及其狂妄性格对悲剧收场的影响。如对光绪许诺的三年强国蓝图，在荣禄面前直言“杀几个一二品大臣” 为变法立威，在危急时刻轻信袁世凯，甚至他在变法前期并未清醒认识到光绪权力的有限性，等等。这令康有为形象呈现出性格悲剧的色彩。但更为重要的，是小说发掘了康有为形象蕴含的至今极富感染力的美学质素，即和谐幸福、自由平等的乌托邦想象，力挽狂澜、济世救亡、九死不悔的爱国热忱，千难万险推行变法却终究走向毁灭的悲壮感。康有为形象代表了身处封建社会末世，有抱负有理想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崇高人格与精神力量；晚清所处环境与当前全球化或后殖民语境的中国具有某种“异质同构”，也更容易激发国人对“戊戌”和康有为的“同情”。 如此，《戊戌变法》以康有为形象为相对中心，将零散无序的群像符号编入逻辑有序的意义链条。毕竟，历史小说是对历史事实打碎后的重组，只有在重构整体性的基础上，才可能再现历史大势走向，并使小说与传统的“纪传体”对接。康有为作为戊戌变法的“起因”和“总工程师”，在理论设计、政治实践方面，皆居于中心地位，有其历史特殊性。以康有为作为推动整体叙事的动力源，不仅是历史真实的要求，也蕴含了作家对戊戌变法的价值判断。80年代初任光椿《戊戌喋血记》以谭嗣同为中心，固然是对“戊戌”的大胆肯定，但作家似乎更看重谭嗣同的“爱国”和“烈士”两种身份，这虽然有其历史时代背景的特殊考虑，但客观上也让小说对“改良”的肯定有“擦边球”之嫌。21世纪第二个十年晓箭《康有为》对康有为形象进行逆向“翻案”，主要还是出于对戊戌变法的否定。而穆陶《戊戌变法》将康有为塑造为正面及主要人物，一定意义上表示了作家站在今天的立场和新时代的高度，对作为渐进式“改良”的戊戌变法的更高的评价。它包含了“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角。 对康有为和戊戌变法的评价，经历了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贬损到认可的过程，后又出现以“道德”代替“历史”评价人物的“非历史化”倾向。但正如黑格尔《历史哲学》导论中所说，“世界历史的地位高于私人道德的地位”。《戊戌变法》从时代潮流演进的高度对人物进行历史评价，还原人物在走向庙堂过程中的思想心理变化，不失为重构“过程”复杂性的一种方式。康有为之重要价值正在于其顺应了历史前行的方向。戊戌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却揭示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至少在思想启蒙的意义上为后来的革命和今天的改革提供了重要参照。而小说对康有为及戊戌变法的赞肯，也是基于变法领导者和支持者心忧家国、挽救危亡的一片赤忱。在这一意义上，《戊戌变法》所重现的风云际会的历史现场，所回应的历史关键时刻，都应成为当前和未来人们不断重返的一个历史“原点”。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