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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生活政治与传统重造——关于西元小说的几个关键词

http://www.newdu.com 2020-07-16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徐勇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作为“新生代军旅文学”代表的西元,其小说多以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为背景,精神危机某种程度上成为其重要主题。对西元来说,社会转型既是其小说的表象内容,也是其思考的起点,他的小说兼具问题小说、现代批判和人性探索于一身。西元有重构宏大叙事的雄心,这样一种雄心,一方面与重写历史和重建传统联系在一起,同时又是借普通人物的“生活政治”的表现角度得以实现。
    关键词:西元 生活政治 社会转型 传统重造
    西元的小说,当然可以被视为“新生代军旅文学”的代表,但如果仅仅从军旅文学角度立论显然有失偏颇,因为西元的小说写的首先是作为个体的人,他尤其关注转型时期的个人命运变迁及其选择问题。因此,某种程度上,社会转型、个人命运变迁和军旅题材构成了其小说的关键词。而事实上,从关键词入手,也是有效把握西元小说的钥匙,因为他的小说,就题材论,有军旅题材、非军旅题材;就主题论,有批判现实主义之作、重构社会总体性的宏大叙事,亦有文明批判之作;就风格论,既有现代主义的荒诞异形,又有现实主义的形式实验。西元的小说虽然数量不多,但其丰富性和多面性,却是以上任一角度都难把握的。关键词的角度,可以避免这种难度,而且某些关键词贯穿其创作的始终,对于充分认识西元的创作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对西元的小说来说,社会转型可能是最具症候性的关键词。因为,离开了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这一背景就不能很好地理解部队的现代转型和个人命运变迁等诸多层面的问题。他是把个人命运变迁置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展开,其小说多有成长小说的类型特征。虽说西元的小说多以“70后”主人公为主,与同为“70后”的诸多作家如徐则臣、路内、田耳相比,他更多聚焦主人公成年后的社会生活。这某种程度上源于社会转型在他小说中的核心地位。其小说中有一个颇具原型特征的母题:主人公从学校进入社会或军营,而后遭遇精神危机。这在《枯叶的海》《界碑》《遭遇一九五〇年的无名连》《色·魔》《壁下录》等小说中都有呈现。此乃西元小说叙事的惯常起点:社会转型既构成主人公精神危机产生的背景,也是作者及其主人公思考的起点。从西元小说主人公的年龄来看,其所反映的社会转型当是指1990年代市场化进程加快下的社会分化趋势。这种分化现象,其中重要的表征是体制内外的反差日益明显且有扩大之势,所谓“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类似说法,可以形象地说明这点。
    西元的逻辑似乎是这样:社会分化现象及其带来的心理落差,使得此前形成的价值观遭到质疑和挑战,精神危机因而产生。不难看出,精神危机是西元小说主人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点。没有精神危机的出现,其后的转变就显示不出意义。可见,这里的成长,并不是指生理年龄上的成长,以18岁为界;这里的成长是指精神上的成长:精神危机一旦被克服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成长的完成,这是人生的第二次成长。《枯叶的海》中,主人公王大心的天安门之行在西元的小说中极具症候性:
    那是一个有点恍惚的中午,王大心被一个又一个豪华、昂贵、陌生而且琳琅满目的商品所震惊,那种感觉又兴奋,又新鲜,就像一个儿童进了充满惊险刺激的游乐园一样……街上的奔驰、宝马多得数不清,时不时还会经过一些法拉利、兰博基尼等等真正的跑车,发动机轰响,很震撼地从王大心眼前开过去。他觉得这真是很美的景象,尽管其中有一丝古怪甚至带点惆怅,但他还是由衷地觉得,北京真好啊,能生活在这里真是我的福气!
    下午两点多钟,那种很高涨的情绪开始退去,王大心得往回走了。从天安门广场的人声鼎沸到城市边缘的冷冷清清,再到城乡结合部的杂乱无章,最后到营区所在地的荒凉,王大心心里不由自主地生出一股惶恐。他想想每个月七百多块钱工资,觉得自己异常渺小,这几个小时的路好像走了几辈子,而且可能几辈子也走不完……那一夜,他躺在床铺上,像一片漂浮在波涛汹涌大海上的叶子,不知向何处去。1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主人公情绪基调的变化:先是“震惊”和“兴奋”,然后是“惶恐”和迷惘。应该看到,此种情绪的变化,是与空间的位移联系在一起的:从北京天安门到城乡结合部,再到营区所在地。这是从繁华到荒凉的转变,其不仅涉及空间位置的中心/边缘关系,还涉及时间上的线性秩序:
    中心是高速发展的空间,营区所在地的时间进程则是缓慢的没有变化的。他生活在营区,距离北京城颇为遥远;他自己呢,面对“豪华、昂贵、陌生而且琳琅满目的商品”,又只能是旁观,因为每个月只有微不足道的七百多块工资,北京的繁华就显得和自己无关了。
    应该看到,王大心的“震惊”所显示出来的其实是本雅明意义上的现代性体验,其由来某种程度上源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这一加速发展的社会进程导致“时空分离”及其“再嵌入”2,其结果是新的时空关系的形成。表现在前引西元的小说中,就是时空关系的等级秩序——中心和边缘——的形成。这是吉登斯所说的多个层面上不断展开的“区域化过程”,其不仅产生于天安门所象征的北京市区域内,也产生于天安门、城郊结合部和郊区所形成的空间差异关系中。有钱没钱很大程度上就成为这种内部区域化的标志。具言之,即表现为:有钱人,即使身处郊区也会觉得是身处中心;没钱人,即使是身处闹市,也感到自己被抛弃。这是看似平等的商业逻辑所形塑出来的等级格局。王大心正是在这种区域化过程中感到自己被时代抛弃了,因而心里有了深深的迷惘,对自己为何当兵,是否仍要当兵产生了困惑,精神危机因而产生。
    
    回到前引《枯叶的海》中的段落不难发现,这一天安门之行,在王大心那里实现的是一种可以称之为“自我他者化”的过程:以一种差异化的方式确认自己作为时代之外的存在——空间上荒凉,时间进程上缓慢。这一“自我他者化”,既造成精神危机的出现,某种程度上也是意识自觉的重要前提;它能使作者及其主人公以一种审慎的距离观察社会,很多问题因而被凸显和强化。这当然不是说社会转型之前就不存在社会问题,而是说逢此社会转型,很多问题被集中凸显和放大,比如说军人的工资偏低问题,军人素质问题,部队腐败问题,人心浮躁问题,物欲横流现象,信任危机问题,等等。种种问题,既是西元小说的表现对象,也是他的主人公们经常思考的命题。困惑、迷惘、矛盾,甚至愤慨,当然是西元及其主人公的情感结构,但他和他的主人公更多是在思考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及其种种可能。
    这种思考在人性命题上有集中的呈现。而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不能把西元仅仅视为军旅作家;虽然他的小说主人公多以军人王大心的形象出现,虽然他一直努力塑造当代军人新人典型,这些都必须放在人性的角度加以考察。
    《壁下录》在这方面有代表性。小说借部队集团军领导之口,表达了作者对此一问题的兴趣和困惑:“某某某说,你把人性也作为课题关注一下,收集收集资料,看看当下社会人性变得怎样了?军人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性?如何才能塑造出好的人性?”3“某某某”对人性话题很感兴趣,曾专门叫秘书“我”去搜集材料,也就此问题和多人展开讨论。从人性的角度塑造军旅新人形象也就意味着人性的弱点的存在及其合理性,这一弱点并不因为其主人公是军人就不存在。《壁下录》中的集团军领导“某某某”,虽然一直关心人性和军人形象及军队建设,但他自己却是一个人性上软弱的人。他对金钱虽没有太大的贪欲,但耳根子软,原则性不强。西元小说中的部队官兵(包括其他主人公)大都有自己的弱点,这使得他们很难抵制社会上歪风邪气的侵蚀,他们纷纷落马或被双规,皆源于此。比如说《壁下录》中的首长“某某某”和《枯叶的海》中的张政委。
    西元十分清楚,正视自己的弱点是一回事,但当这一人性的弱点危害到民族国家的利益和安全时,无论如何都是要让位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因为,对部队而言,人性的好坏最终指向的都是战斗力的强弱和国家的安危。这是西元军旅题材小说思考的核心,亦是其坚硬之处。这种思考在《Z日》中有集中的表现;你可以说它是爱国主义的呈现,但仅此标签似乎不能说明问题。再比如说《界碑》中的魏大骡子,他虽然在面对金钱的诱惑时有过动摇,但当他看到其他官兵为了任务的完成而置自身的安危于不顾时,羞耻心和责任担当使他良心发现,他最终坚决抵制住了诱惑。这是他对人性的认识。他的小说中军人形象的“牺牲精神”“国家民族整体命运的担当”和“崇高精神价值的坚守”4,都应该从这方面加以理解。
    在西元那里,有一种可贵的思考,即当人的弱点和欲望被充分释放或满足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这样一种思路,在《色·魔》和《疯园》中有持续的思考和表现。在《色·魔》中,他塑造了一个可以称之为“色魔”的被告黄某某。小说伊始,多名妇女告他性侵,但读完之后,我们不禁产生疑惑,他和诸多原告之间并无性关系发生,那些原告之所以恨他或告他,无不与一个原因有关,即他并没有试图阻遏她们身上的人性的弱点,而是相反,他在以他雄厚的财力或资源,助长她们欲望的满足,其结果是,原本纯洁或纯粹的她们,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被拖下水而变得污浊不堪,她们变得不洁了,身体被玷污。不难看出,这里所显示出来的,其实是纯洁和污染之间的二元模式,她们之所以要告黄某某,正是源于对被玷污的愤慨和对原初纯洁的怀念。在延续了《色·魔》中欲望满足的母题后,《疯园》的思考集中在这样一种逻辑上,即被恐惧、罪责和焦虑笼罩控制下的个体,能否在撇开对错的道德判断之外(精神病院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撇开对错判断的空间),以一种自己的方式“重建自己的世界”(小说中精神病医院医生的话)。在西元的意识里,他可能在想,人性的弱点虽不可能忽略或无法忽视,但当这一弱点被充分满足或释放之后,其之于承载者可能产生反作用力:欲望的满足之后,是对欲望的憎恶和深深的空虚。他的小说对官场和部队腐败的表现也可作如是观。其中的腐败军官或官员对金钱和美色的欲望并不像资本的逻辑那样,具有无法满足的特性,而是相反,满足之后是无可遏制的空虚与迷惘。此种空虚感在《色·魔》和《疯园》中有极为深刻的表现。这可能是一种悖论:现实的窘境和诱惑,使得他们蠢蠢欲动、不能自已,可一旦欲望得到满足,他们又变得空虚迷惘、不知所以。这种悖论,可能也是人性的复杂之表征吧;或许可以说,也是西元的独有发现:人的本性始终存在着向善的可能。从这点看,他是一个人性善主义者。这可能是西元的本体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社会转型当属于背景或情境,但其对于身处其中的个人而言,却是十分关键的,特别是对那些特别敏感的作者和主人公来说尤其如此。就西元而言,他是把国家的社会转型、部队的现代转型和个人命运变迁联系一起表现的,因而也就特别具有症候性,比如《枯叶的海》《壁下录》《界碑》等。在这些小说中,西元写出了社会转型期个人的卑微、迷惘、困惑和思考。也就是说,西元并没有仅仅从军人主人公的角度,而是从军人作为“人”的角度展开叙述。他是把军人形象放在一个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时空中表现,军人形象与同时代的非军人形象之间构成一种互文性的共生对照关系,他们构成彼此的镜像和“他者”。比如说《枯叶的海》中的军人王大心和风尘女丫头,《界碑》中的军队文工团团员白洁和商人老总,《壁下录》中的军人“我”和霓云,《遭遇一九五〇年的无名连》中的当兵时的罗三闯和当兵前的罗三闯,等等。不难看出,在这些二元对照关系中,非军人形象构成“变”的力量,构成军人形象的“他者”和诱惑性力量,具有诱导军人走入歧途的可能;他们之所以构成“变”的力量,皆源于社会转型的表现角度:他们是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加以塑造的。这样一种对照结构,反映了西元的这样一种情感结构,即部队作为相对独立的时空,有其相对稳定的传统、气质和精神,使其在社会转型期在遭遇极大的挑战后能很好地完成自我的修复。
    如果说“自我的他者化”是西元小说主人公精神危机产生的重要前提的话,它同也是其主人公精神危机克服的关键。在精神危机产生的时候,营区因其所在地的荒凉构成一种时间模糊的对象,一旦遭遇外面飞速发展的世界,主人公会感到被时代所抛弃。但当主人公意识到自身的精神危机且表现出困惑、迷惘的时候,时间空间的“自我他者化”亦能成为现代性中变与不变的二律背反中“不变”因素的核心。西元认识到,要想在时代的飞速发展中完成自我的精神救赎,就必须重新认识自身和定位自身。对于军人而言,营区远离城区,但也相对独立和自足,而正是这自足,亦能使其免受现代性中“变”的因素的影响和诱惑。军营的相对保守和稳固,及其超时间性,同外在世界的瞬息万变及其变动性特征构成一种鲜明的对照关系。这就为部队传统的复归提供了可能。对于军人而言,这既是一种自我定位,也是一种自我认知。不难看出,西元是把部队时空放在整个社会时空的背景下表现的,他并没有抽离出部队时空这一特定区域,以一种道德化叙事的方式表现军人形象。他充分认识到现代社会转型对部队建设和军人生活所造成的冲击及其影响。这是西元十分清醒的地方,也是他的小说读来格外触动人心的地方。
    面对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启用传统,或许是很好的选择。这既是自觉,也是无奈。西元努力从人性的角度深入,但往往只是浅尝辄止,因为他十分清楚,面对诱惑,人性的弱点常常只会更加暴露和彰显。这就出现一种悖论:一方面是启用军队传统,一方面是表现人性的复杂性,作者摇摆其间。这种摇摆,反映在情节设置上,就是偶然因素被常常挪用。或者说,西元是通过偶然和必然的辩证关系,来思考变与不变的关系,偶然事件往往作为决定情节转变的契机或转机。比如说《壁下录》中“我”和霓云多年后的偶遇,《Z日》中的王大心看似无意地偶遇日本女间谍英子,《界碑》中文工团团员白洁在饭桌上遇到销售商老总。变是偶然,不变才是必然。偶然带来人性的波动,可能会带来动摇,做出某个错误的决定,但并不能真正改变人性中的本性及坚硬部分。在西元这里,他是把人性的软弱和外界的诱惑放在一起表现的,外界的诱惑会诱发人性的软弱,但不会改变人性的本性。比如说《界碑》中的魏大骡子会一时受金钱所惑接受销售商老总的回扣,但当关键时刻大家表现出忘我精神时,他会幡然醒悟,痛改前非。
    即是说,人性的本性是不会随着时代社会的转型而改变的。从这一点出发,西元开始思考新时代的军人形象的塑造和英雄品格的重塑。人心总会动摇,总会受到时代社会的影响,但有些东西却可以穿越历史的迷雾一直承续下去。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才重启了部队传统和对传统的思考。这种传统,不仅表现在针对历史的态度上,还表现在现代军人的品格问题上,即所谓到底是知识优先,还是体能优先?军人的体能训练和体能技能在现代战争情境下是否变得无足轻重?这似乎是制约现代军队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西元军旅题材小说的情节模式。其在《壁下录》《界碑》《遭遇一九五〇年的无名连》等小说中都有表现。现代战争,无疑更加倚靠现代科技,传统体能或技能显然已无太大用武之地,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体能就失去了价值。他的小说主人公王大心就是这样一个现代军人。在《界碑》《遭遇一九五〇年的无名连》中军人是大学生,《枯叶的海》中军人甚至具有硕士文凭。他们进入部队,作为基层连队的指挥或长官,不免遇到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他们的体能或体质柔弱,难以树立威信。而对于部队而言,威信往往比权力更为重要。因此,把自己训练得更粗粝有力就成为他们提升自己的重要途径,所以在小说中,西元多次表现体能训练的情节,比如说《遭遇一九五〇年的无名连》《界碑》中扛水泥的情节。这不仅仅是体能训练,更体现出西元对自身作为知识军人(博士学位军官)的充分自省和反思。
    
    在西元那里,重启传统是与重写历史联系在一起的。西元当然不是新历史写作的路数。他既无意解构历史,也无意赓续革命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如果那样的话,只会成为红色经典的翻版。对他而言,他思考的问题始终是,作为一个军人,如何在这样一个变动频仍的时代保持其应有的品格。这种品格,能否通过历史的重写和对传统的重新阐释得以重构?这一思路下,朝鲜战争进入到西元的视野,《死亡重奏》《遭遇一九五〇年的无名连》《无名连》等对此均有涉及。应该说,朝鲜战争在西元的小说中始终是一个“超级能指”,它触动着作者,激发他的思考。它是一个具有无限能指的资源,对于这一资源,其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能否在当前时代重启,如何重启?当然,西元不是整体主义者,他无意去重塑这一场战争的全部,也无意去重构这一场战争的重大战役、英雄事迹英雄人物,他所感兴趣的是那些战斗中的无名英雄,和这样一些细节,比如说“整整一个连的志愿军战士,为伏击美国军队,竟全部冻死在了阵地上,无一人逃走生还”5。他们虽然籍籍无名,没有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却是那样地让人触动和引人深思。无名或许说明其更具普遍性,因而也更有阐释空间,更能对接当下现实。《死亡重奏》中,有一段话如下:
    有时我就在想,拼死拼活守在这么一个鸟高地,这么一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到底是为什么……
    什么东西比死还他妈重要啊?是,你可以说我们这是给一二三师打穿插做准备,我们的牺牲,为更大的胜利做了贡献。可凭什么一二三师不来,我们就得死在这儿啊……为国家死?对了,都他妈新中国了……我是个庄稼人,国家在哪儿呢……我他妈可没那么崇高!
    ……
    那你说我为啥?我也没想明白。但你让我投降,这事我不干,刀架在脖子上我也不干。如果谁想投降,那他就去问问咱们连那些已经死了的人……死了之后,我怎么去见他们?6
    上面所引出自志愿军连长魏大骡子之口。表面上看,他的话与1950—197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中主人公的话截然不同,但西元无意否定普通战士的牺牲精神,而是相反,他仍想有所建设和肯定。小说中,他从现代民族悲情史中“死亡”重影的角度展开思考。他的主人公们见识或经历过太多的死亡——他们的父母、姐妹亲人的死亡——所以他们才格外珍惜生命,因而也就格外严肃地对待死亡:他们要以自己的生命换取更多生命活下去的权利。这是以死亡来赢得生命的权利。死亡是对生命尊重的最高礼赞。某种程度上,这也正是军人所应有的品格。西元通过重写朝鲜战争表明了这点。这也是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与战士们的普通身份比如魏大骡子的农民身份若合符节。他们可能会有困惑、犹豫、矛盾,甚至愤慨,就像《遭遇一九五〇年的无名连》中的罗三闯,这些是普通人都会有的反应和情绪波动,但并不影响他们实际行动的实行和人生选择的作出。
    这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元的重构策略。他是从生活政治的角度重构历史和现实,这种策略也被认为是“反英雄叙事与英雄主义建构”的辩证结合7。西元当然知道,在今天这样一个解构主义盛行的时代,宏大叙事的重构是多么的困难和显得峻急8,其不仅表现在如何重构上,还表现在读者的相信度上。从“生活政治”的角度展开,或能有效地弥合其中存在的裂缝。“生活政治”是吉登斯社会学说中的重要概念;相比“解放政治”这一范畴,“生活政治”更具阐释力也更具包容性。“生活政治是一种有关生活决策的政治”,“在给定的不断变化的外部背景下,以反身性方式而组织起来的自我身份认同叙事,为有限的生命历程提供了保持连贯性的手段。因此,从这一点来讲,生活政治关注的是由自我的反身性投射而产生的争论和角逐”。9就普通民众和无名英雄而言,其“生活政治”层面的日常生活,大多受迥异于“话语意识”的“实践意识”所支配:“所谓实践意识,指的是行动者在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境中,无须明言就知道如何‘进行’的那些意识。对于这些意识,行动者并不能给出直接的话语表达。”10即是说,那些无名英雄,他们虽有困惑、迷惘和不解,虽然想不明白“是什么让他们如此整齐划一地接受了死亡” 11,但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甘愿赴死。西元通过他的小说写作,所努力思考和探索的就是这样一种受“实践意识”支配下的实际行动。
    这一思考,在《遭遇一九五〇年的无名连》中罗三闯的身上有象征性的体现。在当兵之前,他有过多年打工的经历,充分见识了社会上的贫富分化和各种为富不仁现象,因而常常愤慨:“我他妈的保卫谁啊?保卫他们?你说我能给这些人当炮灰吗?”12罗三闯的愤慨,既表明他对当前社会某些现象的批判,也表明对部队里某些风气的不满和对其他官兵们的不信任。他的愤慨在入伍以后并没有得到缓解,但在经历了长达一个多月时间在“没水、没电、没人烟的地方,搬运了一万吨水泥”这一事件,罗三闯逐渐恢复了对他人包括部队其他官兵的信任。小说写的就是这一信任恢复的过程。对罗三闯来说,信任关系的重建意义非凡,其不仅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纯粹关系”的重建,还意味着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重建,他与“周遭世界”不再是格格不入的紧张关系,他开始相信这个世界和入伍当兵的意义。
    不难看出,罗三闯的愤慨反映出来的是现代性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机问题。这应该是困扰当代社会和当前部队建设的重大问题,《枯叶的海》中王大心的精神危机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信任危机的另一种表征。这与我们身处其中的、与自己相关的“周遭世界”13的流动性特征息息相关。社会变迁带来“周遭世界”的巨变,一切看似“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遂被凸显。从这个角度看,《遭遇一九五〇年的无名连》提出的就是信任危机的重建问题。搬运水泥之所以成为“事情”构成对参与其中的人的考验,是因为这是一个表面看来没有多大价值但却相当累人的活儿,日复一日的单调重复且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因此,当这一任务被指派给王大心、罗三闯等五个人时,其实是把日常生活的无名特征和庸俗性置于彼此性格迥异且文化出身颇不相同的几个人之间,其中的关系紧张,从一开始就充分显露出来。这样一种情境促使指导员王大心常常想起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个场景:“在那个死亡的冬夜里,那个没留下番号的连队,他们的连长、指导员,他们的老兵、新兵们都在想些什么?是什么让他们如此整齐划一地接受了死亡?”14彼此相似的情境,反应却是千差万别。对西元和他的主人公而言,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能对当前处境及当代的军人品格有一个自觉清醒的认识。
    受“实践意识”所支配的罗三闯和魏大骡子们可能想不明白这个问题,王大心(同时也是作者)却必须面对。罗三闯想不清楚的,他需要努力去想;罗三闯解答不了的,他需要去解答。在经历了几天的艰苦劳动后,王大心逐渐明白:“越是在艰苦的条件下,人仿佛就越能相互信任,越能不计回报地付出……有时,这种境遇更像是一种诱惑,让你千方百计地想把纷乱繁杂的生活,还原成这里的简单纯粹,让精神有个安心徜徉的远方天堂,鲜有人能够拒绝。”15这是连队指导员王大心的思考,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作者的思考:看似原始简单的劳动,却能有效修复人们之间已有的芥蒂隔膜,重建彼此的信任和“纯粹关系”。
    就小说创作而言,生活政治不仅指涉现实生活题材及其内容,更指涉一种“自我的反身性投射”。即是说,小说所呈现的是经过“反身性投射”后的日常生活。西元聚焦社会转型期的人性命题和军营部队生活,意在凸显社会转型影响下的个人生活选择及其困局。这种困局,既表现为现实生活的选择难题,也表现为人生道路的思考和人生观的重构。《遭遇一九五〇年的无名连》的结尾,小说这样写道:“这一刻,王大心又想起了一九五〇年冻死在雪夜里的无名连。他好像琢磨明白了,无论是一张印了字的旧纸片,或是一张旧照片,那背后都有一大堆活生生的故事。那些故事,对于大家来说其实并不陌生。”16某种程度上,“活生生的故事”构成了吉登斯和戈夫曼所说的“周遭世界”的范围,文学写作很大程度上所需要承担的,就是把那些“活生生的故事”写下来,启发读者去思考。市场化、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现代性的“震惊”体验让西元和他的主人公迷惘,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军人,虽一时会有自我的迷失,理性上的自主能力和反思精神终究让他们醒悟过来。对于西元而言,其小说特别是军旅小说的价值和意义正体现在这种持续不断的思考和反思上。这是西元小说的独特之处,也是一种意识上的自觉,是从被动到主动、自发到自觉的转变。其小说的意义或正体现于此。
    注释:
    1 西元:《枯叶的海》,《死亡重奏》,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64—65页。
    2 [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夏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8、200、201页。
    3 西元:《壁下录》,《死亡重奏》,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06页。
    4 朱向前语,引自朱向前、徐艺嘉、西元《军旅文坛“拳击手”》,《文艺报》2015年6月29日。
    5 11 12 14 15 16 西元:《遭遇一九五〇年的无名连》,《界碑》,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版,第 58、59、71、60、72、87页。
    6 西元:《死亡重奏》,《死亡重奏》,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51页。
    7 参见傅逸尘《反英雄叙事与英雄主义建构》,《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4期。
    8 参见西元《世界在虚妄处重生》,《文艺报》2016年3月25日。
    9 [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10 [英]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引言,第11页。
    13 “周遭世界”是戈夫曼和吉登斯喜欢使用的概念,其中关键一点即与个体的相关性。参见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119—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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