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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上的“官话”[1] 汉语是随着华夏民族的统一而形成发展起来的，具有漫长悠久的历史和纷繁复杂的演变，它是一面镜子，反映的是中华文化从混沌走向文明的历史全貌。 对于封建社会历代通用的、占据主流地位的语言，学术称之为雅言、夏言、雅音、通语、正音。“官话”是社会上对国家标准语、官方标准话约定俗成的称呼。每一种“官话”都因政权首都变迁、人口迁移、山川地势等因素，打上具有强烈时代特点的烙印，同时也必然会对所在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产生重要影响。 不同时期的“官话”既有一定的继承性，又有较强的历史覆盖性。西汉建都长安，东汉建都洛阳，长安音、洛阳音都曾做为权威的“官话”。西晋末年，五胡乱华[2]，晋室迁到了南京，中原汉人纷纷南渡，在江苏、安徽、浙江等地落户，洛阳音随之在江淮一带传播，与吴语交融，中原汉语“南染吴越，北杂夷虏”形成的金陵音成了中国那时的“官话”。 隋唐首都建在关中西安一带，华夏正朔随之北归，金陵音和长安音形成南北两大正统音系，凭借着政权的优势，长安音占据了上风。 宋一统天下，以开封音、中州音为代表的中原音成为宋代的“官话”。南宋时期，大量中原人迁到南京、扬州，形成了保留中原音且与吴语逐渐脱离的“下江官话”。蒙古灭南宋后，黄河中游的中原音濒于灭绝。 明朝朱元璋诏修《洪武正韵》[3]，编撰原则是“一以中原雅音为定”，要求恢复宋代的中原雅音，实际上却形成了以南京一带的方言为基础的明朝“官话”。 满语是一种北方民族的语言，限于草原、丛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满族短暂的历史文化，其发音和语法尚不成熟,词汇量有限。为了巩固统治满足政治和生活需要，八旗贵族迫切需要学讲汉语，于是形成了没有入声、有翘舌和儿化音的带有阿尔泰语系色彩的北京内城话，并最终蔓延到整个北京，到了清朝的中后期，终于取代了“南京官话”，成为清朝的“官话”。 二、中古“官话”的正宗嫡子 广府文化指的是广府民系或称粤海民系的文化。广府并非只是指广州，通常指的是使用粤语地区的汉族族群。粤语又作广东话、广府话，俗称白话，海外称唐话，是一种汉藏语系[4]的汉语，也是广府民系的母语。粤语发源于古代中原雅言，是中古时期中原汉人南迁至岭南地区与土著语言融合而形成的方言，其具有完整的九声六调[5]，较完美地保留古汉语特征，透露着中古汉语的遗风，是广府民系的最重要文化载体。 尧舜时期，桂林东南部和永州南部、贺州、梧州、肇庆属苍梧古国，居住着骆越、瓯越和苍梧等百越民族，道县、宁远、江永、江华、富川一带古称“苍梧之野”。 公元前221年，秦于潇水之畔置营浦县，都督发戍屯垦、开河筑路。公元前219年，秦修建联通潇水和贺江的“秦新道”。“秦新道”始于道州，分成谢沐（江永）、冯乘（江华）两线。 “秦新道”与潇水营浦段、贺江全线，统称“潇贺古道”。 公元前214年，秦“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这些人以及做买卖的商人就是最早成批到来的开拓者，长安音开始在岭南地区传播。 至汉代，汉高祖封赵佗为“南越王”，统治南越之地，许多汉人进入岭南，与南越杂居，促进了汉语的传播。遗传学研究表明，在岭南的汉族人中，北方汉族人的基因贡献，父系占60%，母系仅约30%或更低。[6]根据这个数字推断，古代汉族男子大多是单身南下的，他们来到岭南娶当地的女子为妻。在古代封建社会的家庭中，男方的语言占主流地位，是强势语言，妻子们必须跟随丈夫学习汉语才能维持家庭的正常生活。当她们没有完全掌握汉语时，说的就是带有浓重少数民族口音，同时夹杂着大量当地的词汇和语法成分。也许这些女人的大多数都止步于这种汉语程度。同时家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妻子们的影响，孩子在“半生半熟”的汉语语境中成长。随着无数个这样的孩子走向社会，这种“半生半熟”的汉语在岭南地域流行起来，经过几代人口耳相传而稳定下来。中原汉语与百越土语的融合勾画了粤语雏形，诞生了古代四大汉语方言——广信方言。 东汉时，马援疏浚富群江，使湘漓古道与潇贺古道连在一起。隋唐后，南下的移民增多，开垦出大量的田地。经过了数百年开发，“苍梧之野”早已成为膏腴之地，物产富庶，人烟茂盛，成为多民族的聚居区，产生数十种分属五大汉语方言的各种土话和次方言，有“语言金三角”“方言博物馆”之称。“潇贺古道”既是沟通岭北岭南的交通要道，又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最早的交汇点，汉后，成为海陆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对接点，被誉为广信文化、粤语发祥地。 汉武帝时期，“潇贺古道”已经成为中原学术与外来文化融汇之地和广府文化的活水源头。来自中原的杨凭、柳宗元、刘禹锡、宋之问、李商隐、张九龄，文天祥、杨文广，王夫之等历代名人咸集毕至。 汉经学家陈元、陈钦，造就岭南文化史黄金时代的士燮，佛学家牟子，唐著名诗人翁宏、状元莫宣卿、冼夫人、杨贵妃，宋开创中国理学派的周敦颐、状元毛自知、岭南士子的楷模杨摄官、明孝穆皇太后李唐妹等大批岭南杰出人物涌现，有文、有武、有儒、有道、有佛，有工、有商，岭南进入了文化发展的飞跃期。 从三国到东晋十六国，中原战乱频繁，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中原人口南迁的高潮，史称“衣冠南渡”[7]。中原汉语进一步与南越语融合，大大丰富了粤语。唐代诗人咏道：“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以南京为中心的东晋、南朝作为汉人的正统，传承了中原的优秀文化，史称“六朝文化”[8]，金陵音正是当时的“官话”。 唐末宋初，五代十国的南汉[9]，岭南内部大致稳定，出现了一个相对和平的社会环境，岭南汉语出现了一段很少受到外来影响的时期，使粤语在构词、语法、读音等方面，变得更加规范化，形成相对独立的话语结构、词汇系统的表达方式，其语音、词汇，大体奠定了现代粤语的基础。宋后期的粤语，开始与北方汉语拉开了距离。 金人和蒙古人等外族两度南下灭宋，使整个北方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胡化，这个时期，除了南京、扬州、镇江一带，就是东南沿海和岭南地区保留了相对纯正的中原血脉和语音。虽然元代的战乱动荡及民族压迫、歧视政策，迫使大批南宋遗民不断南下，把大量唐宋时期的技术、文化和风俗等文明带到地处偏远的岭南地区，不过，在粤语已经“自立门户”的情况下，中原官话对其的影响力减弱了。到了明初，大量人口从山西迁入山东、河南、河北、从江南迁移到江淮，南京迁都北京，这些大规模的移民，与岭南没有关系。虽说明代驱除胡虏、再造华夏[10]，让我们触摸到宋及以前的文明，但以南京话为主的明代“官话”止步于两广的丘陵地带。因此，明代的粤语可能已与现代粤语大体相同了。 今日的粤语还保留着不少中古时代的汉语语音，杜甫的一首五言律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深、心、金、簪这四字粤语音同韵，而在普通话语音中却不同韵。“家书抵万金”的“抵”字，广州人一读便知是“值得”之意，这是因为粤语保留了部分中古音与古词汇、古四声等因素。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还。”用粤语读诵唐诗更能表达诗歌的浪漫抑扬、铿锵有力，悠悠粤韵，比普通话更押韵，这表明唐代“官话”是与粤语相近的。 唐宋“官话”对岭南长期保持着压倒性的影响，一波波地扩散传播释放。“官话”随着王朝政权的更替在长安、洛阳、金陵、北京等王朝政权所在地循环，各领风骚的洛阳音、金陵音、长安音等雅音被历代中原移民带到东南沿海，并以融合当地文化形成的方言这一独特的方式保存了下来。秦汉时期的关中音被粤语传承，而唐宋“官话”则继续主导粤语的衍变。历代“官话”对岭南汉语具有强大的覆盖性，今天的粤语是历史上的“官话”和土著语言融合交流，多次沉淀凝聚后的结果。广府文化所蕴藏中古历史文化的悠久和精髓，用一个“熬”字来概括十分传神，火候到了，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了，正所谓“熬得住、才能出众”。 遗憾的是，由于沿海位置偏远、人口较少，交通不便，缺少强力政权的支撑，在千年的历史中粤语终究难以左右中国“官话”的主流，未非没有形成反哺中原的张力，缺少的只是一个机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