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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拜伦之困境: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苏格兰性

http://www.newdu.com 2020-07-15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 宋达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百年汉译英国文学历程中,始终未考虑拜伦本人的身份认同(视自己为苏格兰人)以及苏格兰学界对其的态度(尊他为苏格兰伟大诗人),视他为英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这种去苏格兰化的认知,导致他文学活动中的苏格兰认同无法得到呈现。造成如此窘况的原因,直观上是因沿袭主流英国文学史家之说,实际上是缺乏对英国文学和拜伦的中国主体性认知,因而看不到英国文学史家关于拜伦研究屏蔽其苏格兰身份问题的内在原因。正视苏格兰在英国的主体性地位,也就促使承认苏格兰学界关于拜伦研究成果的正当性,为以后的重译拜伦工作中,精准呈现其诗篇中的苏格兰性或苏格兰诉求提供可能性。
    关 键 词:拜伦 苏格兰认同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汉译 误释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英国文学框架下汉译苏格兰文学之困境”(15YJA7520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宋达,女,河南洛阳人,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王佐良在《苏格兰诗歌的发现》一书中说:“人们听到拜伦是苏格兰诗人,也许感到诧异,其实如他自己说的,在血统上他是半个苏格兰人,在教养上他整个儿是苏格兰人,而且始终不忘故土,就在他的以全欧为背景的杰作《唐璜》里,也有宣泄他的乡愁的动人段落。”①把拜伦和苏格兰关联起来,并非王佐良一厢情愿。弗莱明(Anne Fleming)撰写的《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追寻拜伦踪迹:旅行指南》(In Search of Byron in England and Scotland:Guidebook)记载了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在苏格兰和英格兰留下的足迹,以及相关作品中留下的苏格兰文字。的确,拜伦曾在苏格兰阿伯丁市的优质中学阿伯丁文法学校(Aberdeen Grammar School)读过书。现在这所学校入口处竖立着唯一的雕像,就是拜伦全身立像,由苏格兰著名雕像家和诗人麦克吉利夫雷(James Pittendrigh MacGillivray,1856-1938)用阿伯丁盛产的花岗岩1902年雕刻而成,表达了苏格兰人对拜伦的尊敬。学生以有拜伦学长自豪;校友以与拜伦同出一所学校,深感荣耀。
    可是,百年汉译英国文学历程中,始终没有考虑到拜伦本人的论述、苏格兰对其的态度,把他视为英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转引拜伦《哀希腊》两节以降,经苏曼殊汉译《拜伦诗作》,与鲁迅《摩罗诗力说》所论相呼应:(拜伦)“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至1924年拜伦逝世百年出现译介高潮,如《小说月报》第15卷4号(是年4月)推出“拜伦专辑”,自此成为汉译最多的英国诗人之一,“反对英国政府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形象,也由此固定下来。不顾及拜伦苏格兰身份的译介、定位,百余年已然成为习惯,任何一部汉语英国文学史著作关于拜伦的论述中皆然。王佐良认为拜伦和苏格兰文学有关,在百年译介史上,乃是空谷足音:前未有任何译介者提及,后也没人注意到这样的重大发现而推进之。唯在苏格兰文学译介和研究上功勋卓越的王佐良《英国诗史》②和《英国文学史》③对其身世中的苏格兰因素有所涉及,但应者寥寥。
    不否认,拜伦在中国作为积极英国浪漫主义形象的形成,百年来基本上和苏格兰经历无关,其苏格兰因素无法得到呈现,直观上是因沿袭主流英国文学史家观点,实际上是缺乏对英国文学和拜伦的中国主体性认知,因而看不到英国文学史家关于拜伦研究屏蔽其苏格兰身份问题的内在原因。正视苏格兰在英国的主体性地位,即承认苏格兰学界关于拜伦研究成果的正当性,为以后的重译拜伦工作中,精准呈现其诗篇中的苏格兰性或苏格兰诉求提供可能性。
    早在1959年,卞之琳和袁可嘉等《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文学评论》同年5期)就指出,新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最初十年历程,存在着语言一般化、语言庸俗化等缺陷,并且这类缺陷在拜伦作品汉译中特别明显,如《唐璜》(Don Juan,1818-1823)原作使用的“平易然而洗练的日常语言”,是为了更好地批判和讽刺当时欧洲社会生活,朱维基虽然认真而严肃翻译该作,却未选用与此相当的语言,致使“原作中的日常语言在译本中变成了平庸的语言;原作中干净利落、锋利如剑的诗句,在译本中成了拖泥带水、黯淡无光的文字”;杨熙龄所翻译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是“大体上还不错”的中译本,但第三章中的几段描写显示,译者没顾及原作的风格、意境、情调,在语言上套用我国旧词曲中的唱本滥调,往往破坏了原诗的气氛和格调,不是创造性的做法,反而显示出“语言庸俗化”趋向。
    新月派著名诗人卞之琳(1910-2000)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于西南联大,1947-1949年曾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在牛津大学从事英国文学研究,而袁可嘉(1921-2008)则于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英文系。无论是否知道英国关于拜伦的论争,至少他们是按剑桥或牛津《英国文学史》去理解拜伦的,因而不会探究主流英国文学史关于拜伦的论述是否有问题,只是就汉语表达方面讨论拜伦诗作翻译问题。实际上,在重译最多的《唐璜》第三章(Canto III)《哀希腊》(The Isles of Greece)中,若就语言层面对比梁启超、苏曼殊、马君武、胡适、闻一多、卞之琳等人的译作与原作,差别很大,除了能显示出译者以不同诗体翻译的魅力之外,对他们翻译的准确性、语言特色等方面进行更多讨论,意义有限。因为原文乃叙事诗,没有使用表述复杂的英语句子;不是语义复杂的抒情诗,更不是语义含混的现代主义诗歌,对这些英语功底极好的翻译家而言,在字、词、句理解方面,不会产生很大歧义,差别是基于对阅读这首诗的心境,尤其是把它视为英国诗歌,并用来作为中国的现代思想资源。以《哀希腊》第一节为例:
    The isles of Greece,the Isles of Greece!
    希腊群岛呀,希腊群岛!
    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
    热情的萨福在这里恋爱和歌唱,
    Where grew the arts of war and peace,
    战争与和平的艺术在这里生机盎然,
    Where Delos rose,and Phoebus sprung!
    提洛岛就凸显在这里,福波斯到也跃然眼前!
    Eternal summer gilds them yet,
    永不退去的夏季把它们装扮得金光闪闪,
    But all,except their sun,is set.
    可是除了这些岛屿上的阳光,一切都消沉。
    可以看出,就语言层面而言,上述诸多翻译名家,大多未严格遵从英语语法规则、修辞要求,而是分别根据自己的文学修养、译诗目的,选用不同的汉语句式、诗体。对此,王佐良《谈穆旦的诗》评价查良铮的翻译:“他最主要的成绩是拜伦长诗《唐璜》的全译本,全诗十七章十四节都以略加变通的意大利八行体(ottawa rima)为格律译出,保持了拜伦的口语体以及讽刺艺术的几乎一切特点,读起来像原著一样流畅生动。”④上述译者,大多独立于《唐璜》而单独翻译这十六段诗句,给译者翻译过程提供了非语境化的自由度,但查良铮则把它作为《唐璜》一部分来翻译,必须兼顾这首叙事长诗的实际情形。这首叙事长诗的表述,经常是在故事主人公和叙事主人公之间转换,第三章多是叙事主人公的语句,客观上自由度要高一些。而第八章是关于唐璜和约翰大胆而勇敢加入攻击伊斯梅尔队伍,他们攀入城墙参与战斗,伊斯梅尔的胜利招致四万土耳其人被杀戮,包括妇孺儿童。这章关键是唐璜高贵地从哥萨克杀手下救助了十岁穆斯林女童,义无反顾地把她收养为女儿。受《古兰经》启示,勇敢的死可以得到去天堂的奖赏,一位鞑靼贵族勇敢地战死在自己五个儿子身边。唐璜作为一位英雄被派往彼得堡,有这位名叫莱拉的穆斯林女孩陪伴,他发誓要保护她。带有诸多事实性的情节内容,翻译过程中的自由度显然小很多。因此,重新考虑百余年来拜伦译介史,完全不能局限于字、词、句层面,而是要回到汉译英国文学史框架下,和苏格兰关系非常密切的拜伦,其独特性是否得到了再现,从而让中国人理解切近事实的拜伦。
    相较于雪莱、济慈,抑或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骚塞等英国其他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在中国不仅是被关注度最高的,而且也是切实产生社会效应的诗人。这种情形,与拜伦在英国和欧洲被接受的程度,竟然有某种程度的“呼应”:拜伦在英国是被争论最多的,是因为对英格兰正统价值观挑战甚多,反而赢得民主意识高涨的欧洲读者之赞许,也就是说,他作为直接对英国和欧洲社会产生切实影响的浪漫主义诗人,批评家积极讨论,主流英国文学史界却非常警惕。
    呼应的,不仅是这些,更有拜伦在中国被译介的历程,无论在中国有多高的声望,终究是没能解释清楚其文学活动的复杂性。而这种情形,和罗素《西方哲学史》所说的拜伦在欧洲被神话的情况,有惊人的相似:“必须承认,拜伦的浪漫主义只有一半真诚。有时候,他会说波普的诗比他自己的诗好,但是这个意见多半也只是他在某种心情下的想法。世人向来一味要把拜伦简单化,删掉他的广大无边的绝望及对人类的明言轻蔑中的故作姿态的因素。拜伦和许多其他著名人物一样,当作神话人物来看的他比真实的他重要。看作一个神话人物,特别在欧洲大陆上他的重要性大极了。”⑤也就是说,拜伦在英国之外所产生的效应比英国要单纯,而拜伦在中国的盛名,无论是在1924年之前高潮迭起的翻译,还是在经历拜伦去世百年之际的译介和讨论高峰之后,皆与欧洲类似。类似还在于,在中国的盛名更多是译介者推动的,并不探究拜伦早年的苏格兰经历及其对文学创作和思想之影响,或者说,他作为贵族何以挑战正统价值观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正视。职是之故,汉译拜伦就留下了诸多问题,从而影响了认识拜伦的深度。
    按主流英国学者的英国文学史观认识所谓英国经典作家作品,是百余年来译介英国文学之基本规律。而无论哪个时代的文学史家在论及拜伦时,无不是把他作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来认识的。20世纪初中国热衷于译介《哀希腊》,或者在1950-1970年代末按苏联观点认识英国文学,虽然直观上是中国局势促成的,但选择对所谓拜伦的经典作品之译介、讨论,却和英美学界对拜伦的关注度一致;20世纪初已经被英国主流文学史家视为浪漫主义经典的《唐璜》,同样也是被汉译和讨论得最多的诗篇,尤其是其中的第三章片段。此外,和主流的英美文学史家观点高度一致,中国对这部叙事长诗的译介和讨论,竟然也与苏格兰无甚关联,虽然叙事主人公明确声言“我生来一半苏格兰人血统”。
    然而,就在拜伦被主流英国文学史去苏格兰化过程中,却产生了许多拜伦研究成果,它们不断颠覆剑桥或牛津《英国文学史》关于拜伦的认知。不否认,勃兰兑斯《英国的自然主义》虽未直接论述拜伦文学活动的苏格兰因素,但指出拜伦是明确否决英格兰价值观的,说他对当时流行的口号“天佑吾王”十分憎恶,认为“大英帝国的海上霸权”、“光荣的英国宪法”、“高贵的国王们”等十分可憎。⑥这种情形甚至影响到主流英国文学史写作,如桑德斯《简明牛津英国文学史》在具体论述拜伦的文学活动时,尽管拒绝将他和苏格兰关联,然而客观上却把这位诗人和苏格兰作家并置起来,说拜伦对司各特表达了无限的倾慕(如是转述拜伦日记内容:“司各特是苏格兰的菲尔丁,也是杰出的英国诗人”,“英国了不起的人!”),尤其是断言“拜伦,就如司各特那样,用一种革命时代之最清楚的表达,打动了那群最初、最具鉴赏力的读者。他流畅地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不满和经常表现出的狂热。但司各特是从局内人角度解释从过去到现在的演变,以调和历史矛盾,而拜伦宁愿当一名局外人,他自己的时代和文化之异常性,使他既烦恼又兴奋”⑦。如此论述,指出拜伦精神的时代性,客观上表明它未必和苏格兰经历无关。
    不否认,大多数中国人著述的《英国文学史》或多或少会提到拜伦随母亲在苏格兰阿伯丁生活多年,但不会解释阿伯丁之于苏格兰的地位,更不会论述这段孤儿寡母在苏格兰的经历,对拜伦此后创作和思想的影响。其中,金东雷《英国文学史纲》论及他母亲有苏格兰血统,认为他成为英国文学的革命家,从他父系血统里继承了放荡不羁和反抗英国旧有的习惯、思想、道德和礼教,乃至一切尝试冒险的精神;从他母系血统里承袭了多愁善感的、无常的、狂热的性格,和一切妇人的才能,所以他长大了,在文艺上和在人格上是一半罪恶一半道德的融合。⑧这种似是而非的论断,在具体论述其文学创作时,则无法用来说明实际问题,即没有一处指出苏格兰经历、二分之一苏格兰血统,对其哪首诗或哪种思想,有切实的意义。
    拜伦作为第一个直接影响民众的诗人,诗歌充满着个人不加限制的情绪,但英美主流《英国文学史》不以为然,认为他是“歌颂自由的诗人。由旅行漫游想要达到自由和理想。热诚地热爱自然山水”,“他是一个伟大而有魔力的人,但不是伟大导师和深刻的思想家,并且他时常写出粗率的英文”。⑨这样论拜伦,显然和他能进入《剑桥英国文学史》相矛盾。不过,表面上这样做似乎有根据——《爱丁堡评论》是倾向于英格兰的苏格兰辉格党人所主办,1808年二月号发表未署名的作者书评,攻击拜伦的诗集《懒散的时光》说:“在英国受过教育的人中,十有八九写过诗,那剩下的第十个人写出的诗比拜伦勋爵的诗歌要好很多。”然而这样的批评不足以采信,一方面此后拜伦作品源源不断刊行,有不少是在极为重视英文水平的伦敦出版社问世的,这意味着他的创作不存在英文水平问题;另一方面英国曾试图向大英帝国所辖地区推广英文教育,现在仍希望向世界推广英式英语,《剑桥英国文学史》是确定使用什么样的英语语料之标准,不可能把英文水平低的作家列入其中;能把拜伦列入其中,至少是在于他能用相当的英文水平创作。拜伦问题是因没用英文表达出大英帝国的认同感,造成这种对母国身份认同缺失的原因,正和苏格兰在联合王国被边缘化不无关系。
    拜伦早年的苏格兰经历及其意义的问题,在主流英国文学史中始终是被挤压的,无法得到呈现。若是继续遵从主流英国文学史观下的拜伦之论,那么就会对专门的拜伦研究成果,包括传记所提供的诸多重要信息,不会特别在意。实际上,20世纪初以来,中国一直推崇拜伦的伟大形象,通过《唐璜》阅读,把他在爱情和婚姻上的不足,解释为追求个人自由。并且,许多传记都考察拜伦婚姻及婚变之后永远离开英国的原因,不是一开始就怀有要参与希腊等欧洲国家脱离奥斯曼帝国的伟大理想,而是肇始于他最终娶了安娜·贝拉:他本人对这场婚姻一开始就充满着经济学的计算,“拉尔夫·米尔班克爵士正打算给女儿一份年收入为一千英镑的嫁妆,三百英镑给拜伦夫人作零用钱,七百英镑给拜伦勋爵作为终身年金。将来有一天,安娜·贝拉会从温特沃斯勋爵那儿继承一笔年收入为七千或八千英镑的财产,由她和拜伦勋爵平分。在拜伦一方,以纽斯特德庄园的财产作为担保,正式给妻子总数达六万英镑的一笔收入,估计年收入为两千英镑”⑩。这种婚姻算计,和他婚前滥情,以及婚后很快就很不严肃地对待婚姻、残忍对待新婚妻子,由此引发其妻子及其家族的反对、社会的指责,这些似乎是无需讨论的话题。实际上,它们如何影响了其世界观,并通过诗歌创作表达出来,却是无法回避的敏感话题:背后是因他有对苏格兰初恋的美好体验,相形之下,英格兰人在男女关系、婚姻上的选择,无法和坚守传统的苏格兰相提并论。
    针对大量的拜伦传记研究成果,以及主流英国文学史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排斥,对主流英国文学史观下的拜伦之论,就得谨慎待之。
    1970年代以来苏格兰文学研究界关于拜伦文学活动中的苏格兰因素之研究,对我们反思百余年来近乎从未认真讨论过的重要现象,提供了极大的启示。本来,诸多《英国文学史》和《拜伦传记》中,汉语读者已知晓拜伦和苏格兰关系,那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氛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影响他终生和其后的诗歌创作。因为遵从主流英国文学史观,尽管传记研究指出了这些事实,但我们在分析拜伦创作时,全然无法考虑到苏格兰经历对具体影响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若重视拜伦早年苏格兰经历及其对他此后创作之影响问题,那么《懒散的时光》就不是一部简单的成名作,而是开启拜伦以反对大不列颠正统价值观的视角,在写英格兰借助联合王国的框架下,他本人痛感郁闷。这部诗作有不少篇章表达了拜伦青少年时期的炽烈感情,更有篇幅直接书写其苏格兰情怀和正统价值观所不容的现象与思想,公开流露出对社会秩序的挑战,触动了当时英国诗坛的沉闷,因而遭到《爱丁堡评论》恶评,并暗示拜伦有“苏格兰口音/特点(Scotch accent)”。对此,拜伦发表诗篇《英格兰游吟诗人和苏格兰评论者》(English Bards and Scotch Reviewers:a Satire)反驳他们。
    继而发现,拜伦创作过程若注意传统经典意象时,他记住的是其苏格兰之根,这就是《懒散的时光》所说的“英格兰!你的诸多美丽是驯养的和驯服的/对于在远处有自己山川河流的人来说/啊,那里的各种峭壁是荒凉而宏伟的/The deep frowning glories of dark Loch na Garr”。后者显然指阿伯丁、洛赫纳加山的苏格兰自然景观。
    诗篇《岛屿》(The Island)中,拜伦就抒发了对苏格兰高地风光的眷恋:“故土的大自然风景给我的滋养,无论横梗在我们与童年的情感之间为何物,我爱故土风景至终,这种情感带我返回风景初入眼帘之时。无论谁,最初见识高地非同寻常的蓝色,一定会爱上那里的山峰,每座山峰蓝得那么相似,又蓝得那么迥异……”(11)
    代表作之一的诗剧《曼弗雷德》(Manfred:A Dramatic Poem)第一幕第二场也有苏格兰风景:“悬崖峭壁呀!我就站在你边沿线上/俯视着下面激流两岸的高大树林/从遥远炫目之地,小得像那/灌木丛……我感到了冲动,但我没有跃下/我感到了威胁,但我没有畏缩/我感到眩晕,但我没有挪脚/我身上有一种力量控制着我/……眼前的世界多么美丽!”这里写的不是英格兰平原,而是苏格兰高地风光,以及对这种风光的迷恋。
    同样重要的是,拜伦在阿伯丁时期,经常出入有加尔文教色彩的苏格兰教会,“拜伦是在《圣经》熏陶下长大的苏格兰青年”,因此在生活中对那些已婚的女人找情人,包括他所遇到的这类情人,他是不敬的,甚至谴责通奸的女人,认为自己这样的看法不是仓促的,而是从致命的经历中产生的,而他的新婚妻子也认为他精神深处潜伏着加尔文主义,这正是苏格兰教会的特征,他也确实向妻子承认“最糟糕的是我确实信教”。(12)这种人生观影响了他的爱情诗写作,如《记着你!记着你!》就是讽刺背着丈夫和他恋爱的卡洛琳夫人的。对此,斯皮尔(Roderick S.Speer)教授在《拜伦和苏格兰文学传统》一文中特别指出:拜伦童年时期在苏格兰亲身感受到“阴郁的加尔文教派(苏格兰长老教)”,这为他“塑造拜伦式英雄”提供了背景依据,并造成他的许多人物形象吻合的不是英格兰传统,而是苏格兰传统,所以他的作品在色调和主题上,在英格兰传统看来是反常的。《唐璜》的讽刺美学,是苏格兰的,而不是英格兰传统。邓巴的《争吵》和英格兰的讽刺交集处甚少,但这些对拜伦影响甚巨。(13)
    进而,也就明白了,拜伦的诗歌为什么要表达相信人的命运(宿命论),认为人是矛盾的统一体等。而这些正是古苏格兰文学主题,如邓巴(William Dunbar,1460-1520)的诗歌就充满着这样的意识,受其影响的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奥桑特》(Tam o'Shanter)也有这种悲观。拜伦式英雄有苏格兰教会中的加尔文教色彩,在《曼弗雷德》、《异教徒》之类塑造拜伦式英雄之作中,都隐隐约约有苏格兰背景。英雄,在此是和黑暗斗争失败的人,仍在坚守自己的理想。这是苏格兰文学传统,如邓巴《争吵》(flyting)热衷于书写在有限的人生中,人仍然要保持生命力旺盛、精神饱满。或者说,不考虑苏格兰之根,是无法理解拜伦式英雄的。如此之论,揭示出拜伦与基督教关系的重要性,以至于第十二届拜伦国际研讨会讨论的就是《拜伦、圣经与宗教》,而贝蒂(Bernard Beatty)《伊斯兰教中的加尔文教:<异教徒>之阅读》(载《浪漫主义》杂志Vol.5 Issue l,1999)则专门讨论他作品中的加尔文教问题。在三卷本《苏格兰文学史》看来,包括《唐璜》在内的拜伦诸多作品,彼此之间带有对话性,从不同角度反复表达要回到这一核心问题,即普罗米修斯式的反抗与使他冲动起来的理念之间展开对话,《该隐》强调的是反抗之意义何在,中心论题包括拜伦诗人职业和加尔文教在“拜伦式的英雄”塑造中的作用,而这些和他的苏格兰经历不无关系。(14)
    如此一来,要特别注意和苏格兰关系密切的长篇叙事诗《唐璜》。该作得到了英美学界的广泛重视,出现了布鲁姆《拜伦的<唐璜>》、安妮·巴顿(Anne Barton)《拜伦:唐璜》、莫伊拉·哈兹利特(Moyra Haslett)《拜伦的唐璜与唐璜传奇》、查尔斯·唐兰(Charles Donelan)《拜伦<唐璜>中的浪漫主义与男性幻象》、多尼兰(Charles Donelan)《拜伦值<唐璜>中的浪漫主义和男性幻想:普遍流行的恶习》等重要著述,分别揭示《唐璜》中的作者传记性、拜伦本人在诗篇中的角色以及传说中的故事如何运用于拜伦所理解的社会现实之认识上来等。
    可以说,只要理清拜伦文学活动和苏格兰关系,那么对渗透有苏格兰认同的诗篇,如《唐璜》之译介,无论它是采用口语风格的意大利八行体,还是其他文体,都能使读者明确意识到作品里包含有故事主人公唐璜和叙事主人公诗人自己,唐璜在演绎着传奇故事,诗人本人则对这个传奇故事进行漫无边际的讲解,相互补充、彼此对比,读者从中了解到19世纪欧洲的概况,以及诗人对这种局势的认识。也就是说,重要问题是要直面作为文学家的拜伦,能深远影响世界各国问题的缘由,而拜伦早期的苏格兰经历,成为他难以容忍英格兰的贵族价值观的初始原因。一旦直面到这方面,就还会要注意英格兰、苏格兰不同身份表达的问题,如《懒散的时光》遭到《爱丁堡评论》恶评,拜伦发表《英格兰游吟诗人和苏格兰评论者》予以反驳。由于不存在“英国吟游诗人”,只有苏格兰、英格兰、爱尔兰、威尔士等不同王国的吟游诗人,尤其是拜伦被亲英格兰的苏格兰评论家所讽刺,所以,刚刚成名的拜伦顺势反讽自己为“英格兰游吟诗人”,在此不能翻译成《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者》,而是《英格兰吟游诗人和苏格兰评论者》。
    中国关于拜伦的译介,是在受英国主流学术界和中国自身的局势双重影响中进行的,无论哪种情况,皆影响到对作品的具体理解、翻译。
    20世纪初,《哀希腊》不断被中国士大夫所青睐,以图振奋中国人起来抗争。这也就意味着,拜伦一开始进入中国,是和当时中国危局关联在一起的。这种情形意外地和拜伦1920年代开始在欧洲享有巨大声望相一致。然而,认真探究可发现,拜伦之所以亲身投入希腊的民族解放运动,直接原因是他作为基督徒对希腊这个欧洲文明发源地被穆斯林侵占几百年的愤怒,间接原因是他在英国亲身感受到英格兰的强大、自由主义在英国是被严格限制的。作为认同苏格兰的青年,拜伦在英格兰主导的英国无法实现抱负,去希腊,并通过文学实践,成为激情选择。实际上,英国主流学界津津乐道的拜伦浪漫主义长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和《唐璜》,正是他所支持的伟大事业只能在国际范围内进行,而不能在伦敦议会完成的意外产品。汉译拜伦过程中,把该作仅仅被当作伟大的浪漫主义长诗来理解,在翻译技术和措辞上未充分考虑原作的特质——用叙事长诗诉诸支持希腊民族解放事业事业,是他作为英国青年身体力行其苏格兰情怀的知行合一成果。(15)
    远不止是长诗的翻译和理解如此,对抒情诗的汉译和理解,因为同样受囿于中国情势和英国主流认知,更是如此。我们知道,拜伦对于幼年居住近10年的苏格兰,充满了感情,成名作《闲散时刻》中就有深情赞美苏格兰的诗句,其中短诗《勒钦伊盖》(Lachin yGair)是拜伦诗歌中表达苏格兰主题和情感最为突出的作品之一,赞美喀里多尼亚,赞美苏格兰,赞美童年去过的高地洛赫纳伽(即勒钦伊盖的盖尔语发音)。勒钦伊盖,是苏格兰东北部格兰皮恩山脉的高峰,海拔近四千英尺,峰顶终年白雪皑皑,当地人称之为“洛奇纳伽”。拜伦八岁时曾在山峰附近居住。这首诗保存了作者童年时期的苏格兰印象。远离尘嚣的苏格兰高地是美丽迷人的,但更迷人的却是那“山民的传说”:苏格兰人民为保卫自己的部族制度及民族尊严而英勇抗击侵略者英格兰军队的悲壮事迹。据说诗人母亲的先祖辈,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 of Scotland,1394-1437)的直系后裔戈登家族,其中不少参加过那场失败的保卫战。诗人对抗击侵略者的“勇士们”表示了敬佩之意:“英雄的精魂定然是满心欢悦,驾御雄风驰骋于故乡的山谷”;“你们长眠地下,高亢的风笛传扬着你们的事迹”。正因为拜伦的这首诗歌,使得这座位于阿伯丁郡的山闻名遐迩,然而,却很少有人能将这首诗传达的苏格兰情怀在技术层面上翻译出来:
    Away,ye gay landscapes,ye gardens of roses!
    In you let the minions of luxury rove;
    Restore me the rocks,where the snow-flake reposes,
    Though still they are sacred to freedom and love:
    Yet,Caledonia,belov'd are thy mountains,
    Round their white summits though elements war;
    Though cataracts foam 'stead of smooth-flowing fountains,
    I sigh for the valley of dark Loch na Garr.
    去吧,你秾艳的景色,你玫瑰的园圃!
    让富贵的宠儿在你们那里遨游;
    还给我巉岩峻岭——白雪的住处,
    它们早已献给了爱情和自由;
    喀利多尼亚!我爱慕你的山岳,
    尽管皑皑的峰顶风雨交加,
    不见泉水徐流,见飞瀑布泻——
    我多么眷念那幽暗的洛奇纳伽!
    (杨德豫译)(16)
    “去吧,你艳丽的风景,你玫瑰的花园!
    让富贵的宠儿在你的眸子里徜徉;
    还给我峻岩吧,那儿有积雪的安眠,
    尽管它仍铭记着自由与爱的创伤。
    然而,加里敦尼呵,你的峰峦多壮美:
    在那雪白的山顶,尽管天高风急,
    尽管瀑布湍激,没有舒缓的泉水,
    我却怀念幽暗的洛屈纳伽而叹息。
    (查良铮译)(17)
    杨德豫译文消弭了诗歌中苏格兰的意象,弱化了拜伦对于苏格兰的真挚情感,而查良铮译文则凸显了苏格兰的意象,从而还原了作者的民族情感和身份认同。
    一部部《英国文学史》无法回避拜伦的早年苏格兰经历,以及诸多关于拜伦文学中苏格兰因素之意义的研究成果,反复提醒我们,慎思拜伦在中国译介的百余年历史,考察苏曼殊、梁启超、胡适、卞之琳等翻译《哀希腊》等汉译本,在字句上和原作对应程度,虽然仍然是值得讨论的重要问题(18),但相较于从民族认同高度探讨拜伦何以反对英国主流价值观,以及这样的思想如何在文学创作显示出来,又是怎样被中国忽略的,该如何补救,显然变得更为紧要。
    此外,由于百余年来中国译介拜伦完全遵从主流英国文学史观,或者依据中国自身局势,导致身份认同复杂的拜伦,在文学创作上留下许多重要问题,如瓦萨娄(Peter Vassallo)主编的第十届国际拜伦研讨会文集《拜伦与地中海》、拉奇兹(M.Byron Raizis)主编的第14届国际拜伦研讨会文集《拜伦勋爵:拜伦主义、自由主义与希腊独立主义》、卢瑟福(Andrew Rutherford)的《拜伦:奥古斯都与浪漫主义》、卡罗琳·富兰克林的《拜伦笔下的女英雄们》、威尔逊(Frances Wilson)的《拜伦热:19-20世纪文化中的艺术家肖像》、纽维(Vincent Newey)和比提(Bernard Beatty)主编的《拜伦与小说的限制》(澄清拜伦为何不创作小说的疑惑)、基根(Abigail Keegan)的《拜伦的另一个自我和声音:同形异义词符号的语境化》等,都是遵从主流英国文学史或依据中国现实需要所难以发现的重大问题。
    而中国无论对英国持怎样的态度,在2014年九月十八日苏格兰独立公投之前,中国在知识上近乎未感觉到苏格兰之于英国的特殊性和意义,也就不会特别考虑苏格兰认同之于苏格兰文学或与苏格兰关联的英国作家独特意义。但是,在中国声望赫赫的罗素1920-1921年在中国历时九个月演讲,其《西方哲学史》特别受到中国读者青睐。该作分析拿破仑战争在德国引起激烈纷争后总结道:“就这样,拜伦的遗产——民族主义、撒旦主义和英雄崇拜,成了德意志精神复合体的一部分。”(19)民族认同、民族国家观念之建构,是浪漫主义运动的重要内涵之一,拜伦的文学创作和以文学家身份参与欧洲社会进程,沉淀为“民族主义”遗产,并成为启示德国精神的一部分。这样有价值的阐释,没能启示中国那些英国文译介者。同样可惜的是,1983-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缪灵珠翻译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纂《英国文学史》,整体上虽然是按苏联的文学史模式著述的,但苏联反对西方殖民主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意识形态,又使该作特别重视拜伦及其苏格兰身份问题。(20)然而由于当时中国“开放”是面向西方,如此有价值的论述,也未能在学界留下深刻印迹。
    可以说,中国百年译介拜伦历程,需要认真面对英美主流英国文学史观在拜伦论述上存在的矛盾,要正视过往只是把他早年的阿伯丁经历当作一个信息,未深入发掘对其文学创作之影响的后果,要看到这一经历及其所形成的苏格兰身份认同对于拜伦创作的巨大价值。
    总之,在英国争议不断的拜伦,在中国百余年来却意外产生了和欧洲一样的效应,基本上是由中国译介者人为促成的,意外成就了《哀希腊》在中国可以脱离《唐璜》而存在;但是在具体译介拜伦的经典作品过程中,百余年来基本上又依据主流英国文学史观,看不到拜伦创作中的苏格兰因素。实际上,苏格兰文学界对拜伦创作道路和文学实践的苏格兰民族认同问题,进行了深入发掘,对重新认识拜伦、重译拜伦,为理解苏格兰文学概念,都提供了重要学术资源。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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