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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一光:抗战书写的超越性视角

http://www.newdu.com 2020-07-13 《长江文艺》 刘天琪 参加讨论

    作为中华民族百余年来经历的最为惨烈的战争,关于抗日战争的文学叙事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该如何真切地记取这场战争?如何将个人的苦难从种种虚妄的阐释中剥离出来,让它不被现有的价值秩序所遮蔽,从而获得正视苦难,远离战争的精神力量?在70年的中国抗战文学书写中,作家们一直在探索与这场战争惨烈程度相匹配的书写方式。在传统的革命历史小说中,抗日战争往往以一种正义战胜邪恶的模式出现。这种书写模式有利于统一思想,展现历史规律、满足道德激情,但也有诸多诟病:在极度张扬的民族意识下,个人的生死存亡往往被遮蔽;在道德激情的规约中,世界充斥着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二元对立。90年代,在高扬“个人”、“重写文学史”的语境下,新历史小说的“反传统”立场又让抗日战争沦为个人叙事的背景,而政治立场模糊的个人往往只是以战争受害者的身份诉说着生命的脆弱与战争的残暴。新世纪后的抗日战争书写则反思了前两种“集体与个人”的二元对立式的书写方式,站在民族与个人融合的立场上,对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异化做了更多反思与探索,题材上也更加细分,比如,随着网络小说的兴起,又加入与抗战有关的军事小说、谍战小说、特战小说等元素。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些反复的抗战书写中,民族意识不断被唤醒、强化,最终成为我们思考战争与各种问题的潜意识。那么,在当今“全球化”与“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下,关于抗战文学还有没有更加宏阔的视野?民族、政党、宗教是战争书写不可超越的精神基点么?胜利与失败是否能抹杀个人在战争中背负的苦难?战争后的“第二天”光明是否如约而至?在探索这些问题上,《人,或所有的士兵》显示出的超越性精神价值追求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尝试。
    如前所述,在抗战文学中,个人已然成为不少作家的书写视角,然而要使对战争的反思更加深刻,一方面作家必须把个人的问题上升到民族的、道德的、历史的程度;另一方面一旦个人持有以上的精神基点与立场,个人的情怀便不得不因此而窄化。面对这一难题,《人,或所有的士兵》则尝试解构了关于战争的一些固有的二元对立思维,站在更高更复杂的维度剥开抗战背后的历史真相。《人,或所有的士兵》的主人公郁漱石是一个中日混血儿,父亲是中国铁血军人郁知堂,母亲是叫冈崎的日本人,生在中国,留学日本,那么,当中日战争爆发,他该选择哪个国家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如果我说不清楚我是什么人,我又怎么可以煽动起报国的激情?我该报生父的国,还是生母的国?我能为它,为它们做什么?或者相反,它和它们能为我做什么?或者我和它本来应该做,但我们都没有做,没有做到,不肯做?”郁漱石的身份问题给了他个人民族认同的困惑,但也同时成就了他超越民族、国家的人道主义眼光,以此为精神基点,郁漱石回归到“人”的基本视野,而不是陷入“正义/非正义”的简单对立中。面对民族身份的两难立场,郁漱石回国后选择成为远离战场的军需官,职业身份给了他得以接触高层与国际局势信息的便利,借此,郁漱石看清了战争的“全局”,即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场,它的命运与世界战场的动态息息相关。日本偷袭珍珠港和香港,造成美军与大量平民的伤亡;美军以暴制暴对日本投放两颗原子弹,“造成大量建筑被毁,平民死亡人数远远超过在菲律宾死亡的美菲战俘”;伤亡惨重的日本军民,选择投降撤出中国战场,而国民政府却无暇追究日本的战犯责任、顾及平民百姓的创伤,只想投入下一场暴力战争。如此看来,这场战争中“施暴者/被施暴者”的二元对立并不绝对,只要利益驱使,施暴者与被施暴者便可以互换位置。而对于卷入战争的个人或者每个士兵来说,奉献一切甚至生命的抵抗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这样,抵抗的全部意义不是能不能守住香港,而是如何为香港陷落后的政治压力解围,以及从浴血抵抗那里赢得多少道义优势?”在政客眼中,个人的生命及士兵的牺牲都只是战后划分势力范围的筹码。当个人生命被藐视,战争后“第二天”的身体残疾、精神创伤、家园被毁、暴力延续就只能被“战胜/战败”的简单逻辑所遮蔽。
    对战争的评价绝不仅仅是“正义/非正义”“施暴者/被施暴者”“战胜/战败”这样简单,“民族的、道德的、历史的”立场也不会是唯一的价值立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人,或所有的士兵》以人道主义为精神基点,超越了民族意识与道德意识的狭隘性,为抗战文学呈现了更为广阔的人性场景。
    小说的人道主义立场戳破了抗战文学对世界进行道德把握的惯性,也将叙述的焦点放到对人性的丰富性之探索上来。在战俘营这样一个极端的封闭环境中,人性的自私、丑陋、脆弱被充分地释放出来,在人性恶的笼罩下,追求人道与自由的郁漱石就必然被视为异类而遭以排斥、冷落、折磨。然而,这样一个被人性理想光辉加持的人却也有正视恐惧,看到自己软弱的勇气,并道出了人性最真实的一面“我觉得人们的内心比我们知道的复杂,不光有善良和邪恶,还有别的。我觉得真实的人性是不存在的,因为它们总在变化,变得难以把控,人们也许永远也无法知道,他们到底是谁,在他们身上,哪些事情是真实的。”郁漱石或者作家邓一光相信,人性的复杂恰恰是人能得到救赎的希望所在,即不断挣脱人性恶的黑暗,唤醒光明和善良。
    可贵的是,《人,或所有的士兵》对人性的探索同样延伸到了日本人身上。在不少抗战小说中,日本侵略者要么极度狡诈卑劣要么愚蠢滑稽,即不被视为恶魔,就被看成白痴,极少被作家当作人来描写。而在《人,或所有的士兵》中,作为读者的我们看到了“完整”的日本人:有着浅野先生、吉川老师、阿国乃上的妹妹加代子的美好但也有八朗太郎的残暴。作者对日本人的文化心理、性情体验有一定的探索和肯定,这种超越道德与民族情绪,写出日本侵略者复杂人性的文学努力对抗战文学的丰富至关重要。
    为了延续内容上的超越性诉求,作者在形式上的努力也不容忽视。小说以卷宗的文本形式呈现,包括主人公在内的不同叙述人的证词互为例证,将个人的主观立场用相对客观的证词形式呈现,本身便是告诉读者“客观”历史的多维与复杂。同时,各方证词所形成的复调结构,分享了一个共时性的空间,这一方面显示出作者对进化论式“线性时间观”的拆解,即“线性时间观”具有未来性、引导性,但未来的可能胜利(光明)无法掩盖当下的个人苦难(黑暗);另一方面,将战争的所有内容作为同时存在的事物加以呈现,探索出它在某一时刻的横剖面上的相互关系,从而保证了读者阅读时的超越视角,对人性和战争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值得注意的还有小说中的“副文本”,“副文本”是正文周边的辅助文本,比如,序跋、插图、引言等,本来应该是真实的,独立于小说内容之外的。但在《人,或所有的士兵》中,作家利用并解构了“副文本”的真实性,用虚构的“副文本”,例如D战俘营示意图等来增加“卷宗证词”的可信度,从而消解了“小说”与“史料”之间的边界,形成了“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张力,并增加了阅读的难度,让读者摆脱了对内容“绝对真实”的追求,从而超越“真实”形成自己的阅读判断力。
    在形式与内容的共同作用下,邓一光笔下的战争便不再聚焦道德判断而是呈现出复杂多维的特征。说到底,战争对人类文明的摧残有目共睹,而传统抗战书写的单一立场和线性简化都有可能遮蔽战争背后的利益因素,导致对战争反思的局限性。其实,战争并不能解决人类的价值矛盾和利益争端,人性在其中的作用大可深究。而《人,或所有的士兵》超越了两军对垒的战争思维与狭隘的道德激情,写出了战争对人性的真正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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