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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土叙事:从沈从文到贾平凹 20世纪以来,乡土叙事作为中国现代小说最重要的叙事母题之一,具有其深厚的社会现实依托与文化心理沉积。乡土叙事既根源于“乡土中国”的农耕文明、社会结构、家族制度、道德人伦等文化心理的郁积,又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深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规约——“乡土中国”的基层传统主导了农村的革命战略性与农民的历史主体性,由此在革命、建设、改革等一系列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想象中,围绕着农村题材、农民形象的乡土叙事一度成为文学主流,它同时还映射着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平民关怀、忧患意识等文化精神以及乡情、乡思、乡恋的“乡土情结”。然而,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急遽转型以及审美价值观的时代衍变,“乡土中国”不断被形塑为“城镇中国”,传统叙事不断被置换为新潮叙事,由此乡土小说不可避免地遭受着触目惊心的挤压,尤其是乡土镜像、乡土意识、乡土韵味不可逆转地经历着悲剧性的丧失,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由社会变革所引发的百感交集又意味深长的文学现象。 在乡土小说的历史兴衰中,沈从文与贾平凹的乡土叙事极具独特性与代表性。就现代文坛而言,沈从文的乡土经验“最具原生性、最‘纯粹’、最为丰富完整”1,其以“乡下人”自居,选取了苗汉杂处的湘西边地题材,以传奇人生阅历及边缘化的巫楚文化体验,营造了鲜明的异域情调与乡土本色,以“爱”“美”“善”的人性理想及写实、想象、象征等艺术手法,描绘了富有生气的乡土灵魂与民间场景。同时,沈从文以湘西世界独特的生命诗学,开辟了现代乡土小说的抒情传统,以地域性、民族性的文化视角,建构了富有中国经验与民族特色的文学样式。不同于五四乡土写实派,沈从文为现代乡土小说增添了新的质素:如果说五四文化精英以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侧重于对乡土传统文化的理性审视,从而致力于国民性改造的思想革命;那么,沈从文却以民间对话的审美姿态,侧重于对乡土美好人性的深入开掘,从而致力于“民族品德重建”的文化理想的实现。由此,沈从文凭借自我生命的实感经验以及湘西自足的民间文化资源,来体悟人性的理想形态、生命的超越意义以及民族精神的“重塑”,从而在现实与虚构、真实与梦幻、抒情与讽刺、自然与人事、生活与生命、人性与神性的辩证张力中,生成了明净恬淡、含蓄隽永的牧歌体式。在沈从文的影响下,“京派小说”成了现代乡土小说的中坚力量,其坚守纯正艺术趣味与本土文化立场,关注乡土中国在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农耕文明的价值冲突中的“常”与“变”,通过描绘自然和谐的田园风光、朴野淳厚的风俗人情、庄严坚韧的生命形态,来呈现文化怀乡、文明再造的深沉主题。 缘于两次故乡之行的契机,《边城》《长河》的问世构成了沈从文湘西题材的创作高峰。《长河》延续了《边城》的人性思索与牧歌谐趣,共同奏响了“生命自为的理想之歌”,尽管《长河》散漫朴拙,失却了《边城》的精巧别致,但是以“湘西事变”为创作背景的《长河》具有广阔的历史内容与人生视景——“可听到时代的锣鼓,鉴察人性的洞府,生存的喜悦,毁灭的哀愁,从而映现历史的命运”。同时,作为沈从文“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第一本知心的书”,《长河》以平易的现实品格与鲜明的入世精神,真切地展现了在民族战争与现代化浪潮的席卷之下湘西社会的命运变迁与乡土灵魂的生存挣扎。从《边城》到《长河》,于自然之美、人性之善的浪漫诗意中,增添了人事丑恶、生存不安的现实危机,于梦幻抒情、感伤怀旧的清新明丽中,增添了现实批判、理性思辨的悲怆沉郁,由此呈现了大时代变动下美好人性堕落与民族品德丧失的动态图景,从中渗透着沈从文深厚的乡土忧患与文化焦虑意识。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中,现代化初始阶段的乡土小说《长河》所呈现的传统乡土的溃败、人事变动的哀乐、乡愁意绪的抒发、生存价值的反思等多元视野,可以为当下乡土小说文化冲突、生命意志的书写提供富有启发的文本参照。 在当代文坛上,贾平凹异常活跃、惹人注目,其每一阶段的乡土创作都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与自觉的文体探索意识,如以《浮躁》为代表的新时期初期的改革文学,以《商州》为代表的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以《怀念狼》为代表的世纪之交的生态文学,以《秦腔》《高兴》为代表的21世纪的底层文学,以《古炉》《老生》《山本》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文学等,某种意义上其乡土小说序列已成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乡村叙事的典范。 自言深受沈从文影响的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无疑接续了沈从文的乡土抒情传统,其通过描绘陕南的商山丹水、风土人情、美好人性,塑捏了清新秀美、明丽淳朴、灵性通脱的商州世界,从而以地域化、本土化的商州文化汇入了民族文化的寻根板块,由此成了当代中国的乡土标本。1990年代,伴随着经济改革、审美风尚的影响,贾平凹的乡土创作日益转向欲望化叙事。21世纪以来,伴随着多元文化的激烈碰撞,贾平凹的乡土创作转向了散点透视的“微写实主义”,即以客观冷峻、价值中立的写实立场,原生态呈现乡土密实烦琐的日常生活,通过铺排细节、意象象征,来探索20世纪历史剧变中乡土中国的暴力冲突与人性隐秘。《山本》作为贾平凹21世纪长篇乡土小说的集大成之作,与《秦腔》“密实的流年式的”碎片叙事、《古炉》自然主义叙事、《老生》血腥残酷的零度叙事及民间写史的传奇叙事一脉相承。借斑窥豹,《山本》为我们探察贾平凹21世纪以来的创作倾向提供了极佳视角,为我们剖析、反思当下乡土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典型文本。 《长河》与《山本》都从反思现代性的视角,叙写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化急遽转型的过程中,传统乡土与激进现代性的冲突错位以及自在自为的乡村生命被迫卷入强势规划的现代性潮流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但是,《长河》与《山本》却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乡土叙事方案,由此构成了乡土小说从现代审美建构到后现代欲望解构的时代镜像。通过两个文本的比照式解读,可以体察中国乡土叙事的正反经验,从而为当下乡土小说的创作提供价值参照与启示意义。 二、现代性反思的不同向度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长河》通过沅水流域从萝卜溪(村)、吕家坪(镇)到常德府(市)的空间延展,来呈现抗战时期湘西社会的人事变动与历史命运,并以坚韧超然、包容并蓄、积极进取的“水”的整体意象,来追索纯美人性、圆融生命。《山本》通过秦岭山麓以涡镇为中心的空间叙事,来叙写中原大战时期秦地军阀林立,地方割据,民不聊生的历史记忆,并以苍莽博大、厚德载物、生生不息的“山”的整体意象,来探求生命本源、生存本相。基于创作理念、思想意蕴、审美趣味的差异性,《长河》与《山本》构成了反思现代性的不同向度:《长河》立足于现代的生命史观,《山本》立足于后现代文化史观。 就创作理念而言,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沈从文,以自由知识分子立场,独异于左翼政治思潮与海派商业思潮之外,他坚守文化审美主义的纯正趣味,着眼于人性普遍性,现实超越性以及爱、美、善的美德精神,来构建乡土社会自然和谐、秩序理性、人性纯洁、生命庄严的精神家园,由此批判现代文明衍生下的物欲横流、功利短视、人格异化、病态灵魂,从中包含着其对个体生存价值及对人类现代命运的深切忧思。21世纪后现代历史语境下的贾平凹,趋向了文化消费主义、解构主义的趣味,着眼于人性欲望、天机命数等原生态、非理性因素,来呈现秦地民间传说的历史演义。 沈从文的生命史观基于平凡个体的生存体验,通过叙写弱小人物向死而生的生命过程、日常生活的人事变动以及社会风俗的心理变迁,来呈现本真流动的美好人性与生命尊严,从而具有终极关怀的宗教意味与神性色彩。“两千年来这地方的人民生活情形,虽多少改变了些,人和树,都还依然寄生在沿河两岸土地上,靠土地喂养,在日光雨雪四季交替中,衰老的死去,复入于土,新生的长成,俨然自土中茁起。”贾平凹的后现代文化史观,转向了民间的传统文化立场,注重主观性、偶然性的经验想象,通过神秘的宿命论、不可知论,展现乡土历史的荒谬无常以及生存个体的人性隐秘,正所谓:“生死穷达之境,利衰毁誉之场,自其拘者观之,盖有不胜悲者,自其达者观之,殆不值一笑也。”沈从文的乡土生命史观所宣扬的健康、和谐、理性、庄严的理想化生存样态,在传统痼疾的非人性奴役以及现代文明的非理性异化之下,只能通过想象、追忆的方式求得短暂的心理平衡,由此染上了浓郁的现实悲剧色彩。贾平凹的乡土文化史观虽然能够以具象丰赡的历史细节来揭示被宏大叙事所压抑的民间生存本相,但是对历史客观真实性与主体情感倾向性的双重剥离,制约了其文化反思、人性批判的思想深度。 就思想意蕴而言,《长河》直面现代文明与民族战争席卷之下湘西社会的“常”与“变”,捕捉时代转型期广大农民的心理恐慌与精神裂变,忧思传统湘西的未知命运,寄予民族品德重建的文化理想,并探寻生命本体的价值意义,从而将现实批判、理性思辨、温情诗意融为一体。《山本》着眼于秦岭的神秘文化与历史演义,通过人性、欲望、暴力、死亡等乡土叙事,来呈现反英雄、反崇高的解构旨归。 《长河》着重窥探20世纪上半叶现代文明对传统湘西的全方位挑战,既暗含着沈从文立足于湘西本土文化经验,对民族国家现代化改造的反讽批判,又表露着沈从文对湘西社会边缘处境的焦灼悲悯。政治方面,小说表现了官方横暴权力以及以《申报》为核心的权威意识形态对湘西乡绅自治制度的肆意干涉(如保安队长凭借政治权力在吕家坪横征暴敛、商会会长依据军情动态计划货运行程);经济方面,小说反映了机械化生产对传统手工业的压榨以及商业理性对人情社会的强势冲击(如机械榨油坊对当地桐油手工业的威胁,以及橘子在上下游迥然不同的交易形式);文化方面,小说通过乡村公共舆论空间,既揭示了旨在改造国民精神及社会道德的“新生活运动”给乡下人所带来的观念眩惑与心理震荡(如由于以往的痛苦生活体验,背着猪笼的妇女、老水手等人对新生活运动心生畏惧),也展现了乡土生活经验对现代科技文明的嘲讽戏谑(如由于现代知识结构的匮乏,乡下人对委员使用显微镜化验土壤困惑不解),由此小说鲜明地呈现出文化冲突、文化隔膜的思想主题以及反思现代文明、悲悼传统文明的价值取向。《山本》倚重于对乡土记忆、民间文化的书写,尤其偏向于对非理性的神秘文化以及无为避世的道家文化的宣扬,从而展开秦地风云激荡、诡谲传奇的历史演义。小说开头便借鉴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回溯式笔法,将三分胭脂地的神秘风水与涡镇的福祸命运相联结,由此奠定了贾平凹惯用的奇幻诡秘的叙事基调。小说主体部分主要人物的命运转折及重要抉择几乎都要受制于外在神秘力量的摆布,而非价值主体独立自主的认知判断(如陆菊人以豺猫与狐狸来定夺是否经管茶行;井宗丞以街头戴草帽之人的方位来断定寻找首长的路线;周一山听蝙蝠叫声,建言消灭璩水来,看蜘蛛捕螳螂,献策修建迷宫街等),同时,即便是作家心目中儒道文化理想化身的陈先生,对于世道衰败、人性堕落也无计可施,对于无常人生、悲剧宿命也深以为然:“每片树叶往下落,什么时候落,怎么个落法,落到哪儿,这在树叶还没长出来前上天就定了的,人这一生也一样么”直至小说结尾,混杂着天机不可道而又不可违的“初八”谶语,荣辱俱灭、万物岑寂的历史废墟之上空留生存无依、孤独茫然的柔弱个体。可见,基于民间神秘文化的乡土叙事,虽然一定程度上利于揭示被宏大叙事所遮蔽的历史多元性及幽暗之处,但是一味地以文化想象、文化猎奇为旨归,不仅缺少了对乡村日常生活场景的真切描绘以及对农民情感心理的深入挖掘,也缺乏了现代超越意识与民族精神气韵。 《长河》与《山本》都呈现了对乡土社会文明进程的历史反思,但《长河》在“常”与“变”、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叙事中具有了鲜明的理性思辨色彩,《山本》却在反英雄、反崇高的解构叙事中消解了理性锋芒与思想深度。《长河》在氤氲哀愁的田园牧歌中,寄予了对湘西世界“常”与“变”的深入思索。“常”,湘西传统的农耕文明,造就了顺应自然、安土重迁、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塑成了万物有灵、人神交通、敬畏天命的思维模式以及安分自守、朴素通达、坚韧乐观的美好德性,但同时遗留着封建礼教钳制之下暴虐残酷、麻木愚昧的精神创伤,如被贩卖为土娼的受害妇女,在群体缄默下继而遭受“沉潭”的不公命运,由此沈从文对湘西之“常”既眷恋又批判;“变”,湘西世界的人情美、人性美在现代文明的入侵下日趋堕落,“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但湘西世界非理性、非道德的积习弊病也亟待革新,由此沈从文对湘西之“变”既哀悼又犹疑。在情感与理性、抒情与批判的矛盾纠葛中,沈从文寄予了对湘西社会悲剧命运的真切忧患,对短视功利的现代文明戕害优美健康的自然人性的深刻反思以及对人格独立、精神庄严等生命本真意义的执着追寻。《山本》中关于人性、欲望、暴力、死亡的碎片化叙事,虽然还原了历史想象的多重可能性,但是却放弃了价值理性的深度思考。小说基于人物的生存本位,着重剖析人性的粗鄙、贪婪、自私、丑恶(如老魏头顺手牵羊将陈先生施舍给霍乱病人的布鞋据为己有;陆菊人为了保护百姓巧用土蜂蜇土匪,之后土匪折返寻事,百姓却埋怨陆菊人先前多管闲事),但是由于缺乏典型人物、典型细节的生动刻画,未能达到批判国民劣根性的思想高度。小说的欲望化叙事,一方面基于权欲冲突,将崇高悲壮的英雄叙事置换为了琐屑庸常的平凡叙事,主要情节以军阀、土匪、地方自治、红军游击队等各方势力混乱无序的权力斗争来架构,主要人物以功名崇拜、权力膨胀的心理欲望来设置,如井宗秀由自命不凡、缜密果断、虚伪狡诈的一方枭雄,逐步沦为残酷、骄奢淫逸、刚愎自用的地方主宰,最终难逃被刺身亡、死无其所的凄凉命运,从中隐含了作者对权力之恶的反讽批判;另一方面基于性欲冲突,以自然主义的手法原生态呈现弱小人物的生存困境,如叙写普通士兵因生理欲求的压抑,备受身心折磨、精神屈辱,直至走向斩尘根、发疯、枪毙、自杀的悲惨结局,但是过于鄙陋的原始兽性的描写,不仅消解了底层人物的生存价值,也制约了对社会、文化等根源性因素的深入开掘。小说的暴力叙事,通过还原以强凌弱、优胜劣汰的自然生存法则,大肆渲染了惊骇残酷的乡土场景,如以“割耳朵”“斩尘根”的方式作战记功,以活人填墙、投肉喂狼的方式处置仇敌等,从而使得乡土叙事趋向了生命虐感的媚俗趣味,却未能在血腥残忍与温情怜悯的张力中展开更为有力的人性反思与文化批判。小说的死亡叙事,侧重展现在战事频仍、命如草芥的革命年代,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从阳刚男性到柔弱女性、从凶煞土匪到淳朴农民等形形色色的生存个体死亡的无意义与无理性,既通过生的卑微、死的随意,呈现了死亡的均质化、平庸化,传达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自然生命代谢与冷峻生存现实,也通过死亡的群体性、残酷性,突破了“重生恶死”的传统观念,显现了直面死亡的超然态度,然而与此同时却滑向了价值中立的零度叙事,由此制约了对暴力与历史的深刻省思。 《长河》与《山本》都叙写了乡土历史变迁的人事哀乐与悲剧命运,但《长河》彰显了生命的庄严神性与苦难的超越意识,《山本》却在碎片化、平面化的乡土书写中,制约了悲剧叙事的情绪张力与生存价值的深入发掘。《长河》在表现人物偶然无常的生命律动与命运遭际中,开掘了人物积极进取的生命能量与达观务实的生存韧性,由此“听天命”不过是“尽人事”之后的精神修复,生存个体始终没有丧失自主独立的生命尊严与乐观豁达的主体人格,“乡下人照例凡是到不能解决无可奈何时,差不多都那么用‘气运’来抵抗它,增加一点忍耐,一点对不公平待遇和不幸来临的适应性,并在万一中留下点希望”。老水手并未因时运不济、身世不幸就怨天尤人、自暴自弃,反之安身立命、坚韧求生,一句“好看的总不会长久”,不仅仅道出了历史的沧桑与命运的沉痛、生命的悲悯与人生的忧患,更道出了对当下人生的加倍珍惜以及对美善理想的永恒求索,从中寄予了沈从文深厚的生命关怀意识。《山本》虽然也关注了乡土人物的生存苦难与命运困境,但是缺乏深沉的悲剧感染力与鲜明的生命抗争意识。小说既表现了世道不论治乱,普通百姓都难以逃遁的苦难:和平时期,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战乱时期,命如草芥,朝不保夕;也表现了柔弱女性的生之美好与死之黯淡:美丽善良、温柔体贴的花生遭遇了无爱婚姻、凄然死亡,孟家庄原本安分守己的姐妹,遭遇了被玩弄、被侮辱、被迫害的悲惨命运;还表现了人事不巧、命运无常的凄凉叹惋:跛腿冉双全误杀了医腿莫郎中,寿材生计的杨掌柜不幸罹难却死而无棺。然而,小说碎片化、解构化的艺术手段难以深入展开乡土人物的命运刻画与悲剧叙事,由此降解了悲天悯人的情感厚度。 三、乡土诗意世界的塑型与消解 乡土诗意世界的塑型是现代中国乡土叙事作品普遍追求的审美风格,而这一风格的嬗变在《长河》与《山本》中以具象的不同呈现尤为鲜明。《长河》通过借鉴儒家入世、道法自然、佛家向善的传统文化资源,以平易贴切的叙述语言、幽默诙谐的人物对话,描绘了清新素雅的风景画、朴素庄严的风俗画以及真挚醇厚的风情画,营造了人与天地自然相交通的和谐澄明的审美境界,形成了平和冲淡、温厚深婉的牧歌情调以及明净高雅、蕴藉圆融的风格特征。《山本》通过汲取儒道佛的精神传统以及民间的神秘文化,以通俗的叙事语言、古朴雅致的描写语言,绘制了苍茫寂寥的风景画、奇异冗长的风俗画以及灰暗残酷的风情画,但是未能实现自然物象、人物心理、玄虚哲学与人文精神、地域文化、现实生存的水乳交融,最终呈现为粗粝怪诞、琐碎冷漠的风格特征。 《长河》所塑造的人物性格既烙印着儒道佛坚韧达观、自然真率、宽容善良的精神传统,又濡染着巫楚文化敢于反抗、洒脱泼辣、刚健明朗的地域个性。如老水手命途多舛却无怨无艾,虽因霍乱丧妻丧子,又因意外船毁货失,但终归自得其所,守祠堂度日;夭夭天真无邪又敏锐机智,既能与熟人赤诚相待,又能对军官巧妙周旋;滕长顺通情达理也宽厚和善,既能公正道义治理一方,又能情义担当帮扶老友;三黑子反抗强权亦刚正不阿,勇于拒缴护送费,敢于怒责保安队。《山本》同样也有儒道佛传统文化的渗入,但却未能与人物形象的塑造取得协调,由此造成了人物符号化的弊病。小说欲通过借鉴道家本真自然、虚静淡泊、物我神游、虚实相生的思想,来呈现自然的客观规律,人性的本然状态,超然的处世哲学与和谐的物我关系;欲通过汲取佛家博爱慈悲、儒家仁义宽厚的思想,来传达人道主义、生命悲悯的普世关怀。但是,小说大多停留在语言、行动等外在描写上来设置人物的文化标签,而很少挖掘传统文化与人物情感心理、精神气质、性格命运的深层关联,由此导致人物塑造的理念化、单薄化。如陈先生、麻县长、宽展师傅作为儒道佛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大多以行医、编写《秦岭志》、吹尺八的扁平化形象出现,既缺乏幽微细腻的心理刻画,更缺乏积极能动的主体精神,由此无力在乱世之中实现文化救赎,难以成为传统文化的人格化身。 《长河》的语言文白夹杂,生动活泼,含蓄蕴藉,透露着鲜活质朴的湘地民间气息与雅俗共赏的文化趣味,如方言“吃闷盆”(上当)、“乌趋抹黑”(黑);俗语“在石板上一跌两节”(不圆通)、“快来帮我个忙”(吃东西);借代语“皮带带”(保安队长)、“两只脚的大耗子”(过路人)等。《山本》的语言同样俗雅并置,一面采用秦地的方言、土语,还原乡村人物的生活本色,但是某些直露、粗俗的口语(如“娘的个×”“屌”“㞗”等)的滥用,损伤了明朗语言质感;一面运用比喻、象征的意象化语言,传达对历史、文化、人性、生命的反思,具有含蓄蕴藉的审美雅趣,但整体上缺乏虚实相生、形神兼备的浑融诗意。如“秦岭”以地理脊梁的形象,象征着中国传统的文化命脉、精神气韵,但未能具象化地建构博大精深的民族寓言;“铜镜”以圆满无缺、明净昭然的形象,隐喻着团圆相守的美好情愫以及光明磊落、反省自戒的人格精神,但未能生动地交融在陆菊人与井宗秀的情感关系以及个人品性之中;“涡潭”以白河、黑河相交的阴阳太极形象,暗示着历史的风云际会以及命运的沉浮不定,但未能典型地贯穿于故事情节与人物性格的动态发展之中;“皂角树”作为吉祥神祇、德行之木,虽然以荣枯命运,大体关联了涡镇的兴衰历史,但对欲望、权力的隐喻批判却极尽乏力。 《长河》的风景描写在人文精神的渗透下,呈现了大自然的庄严神性以及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共生,具有了鲜明的湘西地域文化色彩。如“在淡青色天末,一颗长庚星白金似的放着煜煜光亮,慢慢的向上升起。远山野烧,因逼近薄暮,背景既转为深蓝色,已由一片白烟变成点点红火”7,以镜头的推移、颜色的渐变,渲染了静谧祥和的夜幕氛围,与看完社戏晚归之人的愉悦心理交相辉映。《山本》的风景描写在天人合一、自然无为的道家思想的渗透下,营造出淡远苍茫的审美境界,但是缺乏鲜明的主体激情。如“玄女庙后的山梁上竹林正堆起云,越堆越高,越堆越高,无法看到竹林是绿着还是也黄了。猛烈间那云堆竟顺着梁畔往沟里倾泻,如瀑布一样,陆菊人似乎听到了巨大的轰鸣,回过头来,沟道里,那玄女庙,那村子,就已经被白云覆盖了”,以比喻、通感的手法,生成了白云堆叠、天地交接的高远辽阔、孤独寂然的画面,暗含着陆菊人对井宗秀残暴、淫逸性情的茫然困顿;又如“屋院之后,城墙之后,远处的山峰峦叠嶂,以尽着黛青”,以韵味悠长的景语作结,在“成败转头空”与“青山依旧在”的对比中化成了古朴苍茫的意境。 《长河》的风俗、风情描写具有鲜明的湘西地方风味,不仅暗含着沅水流域乡民独特的生存方式与情感观念,也渗透着沈从文深厚的生命关怀意识与崇美向善心理。迷信、传说故事等民俗意念以及社戏、传统节气等民俗仪式构成了湘西人顺应自然、敬畏神明、安分守己、乐观通达的文化性格。湘西人凭借朴素虔诚的民间信仰来寻求情感附着、精神依托,从而抵御现实、超脱苦难,“不论他们过的日子如何平凡而单纯,在生命中依然有一种幻异情感,或凭传说故事,引导到一个美丽而温柔仙境里去,或信天委命,来抵抗种种不幸”。如,“何首乌”成仙不老的传说,蕴藏着身世浮沉、饱经忧患的老水手对无忧无虑、安然舒畅的理想生活的渴慕;“聚宝盆”财源滚滚的传说,以“打赌”的方式,诙谐地穿插在摘橘子的劳作场面中,不仅凸显了夭夭天真烂漫、古灵精怪的性情,也营造了滕家平和愉悦、温馨融洽的氛围;陌生人话语投机便同饮苞谷子酒的礼节,显露了湘西人热情好客、耿介和善的性格;惊蛰荞粑、寒食腊肉、夏收米酒、中元放灯、重阳焖鸭等节气仪式,反映了湘西人顺天应时、随俗陶然、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观音、财神、药王、伏波等神明祭拜以及社戏表演传达了湘西人祈福祛灾、敬天畏命、人神同乐的心理特征。《山本》的风俗、风情描写,结合秦地的神秘文化、风水文化,既呈现了一定的民间生存智慧与实用经验,也以从容舒缓的节奏调和了紧张激荡的战事氛围,但过于推崇想象化、非理性的民间文化趣味,造成了真实生存体验与鲜活文化性格的缺失,由此导致风俗、风情描写的隔膜化与生硬化。诸如用麦颗、蝴蝶与米颗、蜻蜓的印纸化灰喝的婚俗;焚烧旧鞋与草绳,为失踪之人的占卜;猪鼻孔插葱、白公鸡招魂的祭奠仪式;剥皮蒙鼓的惩戒方式;黑茶、酱爆刺猬肉等乡土饮食,这些都与乡土日常的文化习俗、温情的民俗场面、朴素的生活方式有所距离,由此制约了地域文化深层意蕴的开掘。 《长河》明净深婉的风格特征,根源于沈从文的生命史观与审美趣味。小说在呈现湘西自然美、人情美、人性美的同时,也难掩底层民众现实生存的艰辛脆弱与惶惑不安,如老水手对新生活运动的敏感警觉,何尝不是身世沧桑的心灵隐痛;滕长顺作为德高望重的地方良绅,依旧避免不了苛捐杂税的经济盘削;夭夭原本是无忧无虑的天真少女,却平添保安队长居心叵测的骚扰侵犯……只是沈从文的美善理想与高雅情趣使其更加关注苦难的超脱、生命的张扬与悲剧的净化。正是由于“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能使人愉快,也无从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情操”,所以《长河》即便直面乡土的现实忧患与人事矛盾,也要揉以牧歌谐趣来冲淡苦痛,由此形成了平和节制的叙述语调。《山本》琐碎的风格特征,从贾平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创作中找到根源。伴随着西方现代派异化理论与审丑美学的渗透,结合市场经济变革所带来的欲望膨胀、精神颓废、人性扭曲、道德沦丧的文明危机以及作家自身人事变故、疾病体验的痛苦遭际,自20世纪90年代《废都》始,贾平凹由清纯、明丽、古朴的审美理想转向了颓废、冷峻、凝重的审丑观念,由纯美商州的诗意想象转向了世俗生活的原生态叙事,从而观照“整体的,浑然的,元气淋漓”以及“无序而来,苍茫而去,汤汤水水又黏黏糊糊”的乡土现实,进而把捉真假难辨、美丑杂糅、善恶交织、生死同在的混沌世象。《山本》实际上与这种朴拙凡庸、琐屑荒诞的乡土叙事一脉相承,然而一味地痴迷于自然主义与解构主义的非理性叙事,导致了参差互现的美丑张力的缺失,由此制约了对复杂人性与文化悖论的深刻洞察。 受制于“湘西神话”纯粹化、理想化的审美惯性,沈从文无力在《长河》中整合已有的、变动的湘西经验来建构新的美学理想,但在社会转型、民族危难之际,还是显现了沈从文出于知识分子的正义良知与社会担当,试图由纯美恬静的梦境叙事过渡到直面人事的现实叙事的文学转型的努力。这背后也折射出乡土小说创作中如何处理想象与体验、诗与真等复杂关系的问题,即“如何从处在空前民族与社会巨变之中的边地与乡土场景中熔铸一份现代诗意,如何从经受着现代震荡的边地乡土人物与风俗中发现一份动态的而非静止的美感?如何以审美的方式来直面与正视在世界性现代化浪潮冲击下中国传统农村所必须经历的外在生活与内在精神上的现代转换”1?而这一问题依旧是当下乡土小说实现突围的症结所在。《山本》想象化、神秘化的乡土叙事,难以在自然之常与历史之变、世俗生活与文化哲学、人性欲望与生命本体的多维思考中,构建起理性思辨又温情四溢的乡土世界。 四、当下困境及启示 当现代化的时代车轮不可阻挡地呼啸前行时,田园荒芜、乡土喑哑的历史宿命将无以逃遁,长此以往,伴随着悲喜交集、怅然嗟叹的城市文明进程,传统乡土题材恐怕难以为继,对文学而言,不得不说是一种时代之殇……同时,乡土小说的边缘化退场也映现着乡土中国逐渐地历史性退隐的悲剧命运,而“文学的失落,说到底是人的失落,主体意识失落了,个性也随之失落”。 贾平凹的乡土小说《山本》从某种程度上便折射出当代乡土小说的创作困境以及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失落。其一,在消费主义、虚拟现实主义、解构主义等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山本》的乡土叙事走向了欲望化、冷漠化,最终不过以荒诞的乡土形象解构了真实朴素的乡土本色,从中映照着当代乡土小说文明省思与文化批判的写作立场的缺失。《山本》一味偏向欲望化叙事,来还原人性的自然本能与历史的偶然无常,却放弃了对生存本体、乡土文明的形上思考与理性批判。《山本》折回到乡土历史以及民间神秘文化中进行虚构想象,以民间记忆的碎片化叙事取代了乡土现实的全景式描摹,以奇风异俗的神秘化展览取代了民间生活的鲜活化再现,以乡土人物的平面化设置取代了乡土灵魂的典型化剖析,由此既回避了实实在在的农村生存苦难与农民精神需求,也造成了想象与体验、理念与形象的艺术失衡。《山本》一味标榜回避主体介入、悬置价值判断的零度叙事以及自然主义叙事,消解了悲天悯人的情感关怀与纯真诗化的审美理想。这种一味放逐理性、真实、激情、诗意的写作姿态,难以在传统性、民族性、现代性的宏阔视域中建构起深邃温厚的乡土美学。其二,在社会矛盾尖锐、文化冲突激烈的大发展、大变革时期,当代乡土不仅面临着一系列的现实问题,也经受着道德沦落、人情淡薄、价值失范、思维断裂的精神危机,由此广大农民在背土离乡、进城务工的艰难生计中也饱尝着文化冲击所带来的心灵震颤与价值焦虑。遗憾的是,一些当代乡土作家一时之间还难以整合剧烈变动的乡土经验,更难以把握乡土社会的整体特征,由此无力实现乡土的精神建构与文化突围。 相比之下,以《长河》为代表的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凭借严肃性的创作立场、原生性的乡土体验、诗意性的情感表达、民族性的风格体式,构成了富有中国经验与民族特色的乡土叙事的有效实践。沈从文坚守纯正独立的文学立场,在《长河》中展开了对文化弊病的反讽批判以及对乡土底层的抒情悲悯,由此开掘了文明再造、人格重塑的严肃主题。同时,沈从文基于独特化一的湘西文化背景,以具体感性的乡土经验与丰富纤细的生命感受,在《长河》中真切描绘了凄凉悲怆的乡土命运与痛苦忧郁的乡土灵魂,并试图探寻理想纯然的人性形式与庄严自为的生存方式,从而建构起真挚深沉的乡土生命诗学,“沈从文是湘西风情最出色的表达者和湘西精神最透彻的领悟者与传递者,他对湘西生命形式的诗意阐释终于让自由美好的湘西在文字当中地老天荒,也使湘西挣脱了地理意义的限制而上升为生命的理想境界和生存的基本信仰”。此外,沈从文在《长河》中以湘西乡下人的眼光来观审乡土中国整体性的文明进程,以湘西地方性的文化经验来反思中华民族系统性的现代化构建问题,从而通过激发传统文化的活力来推进民族精神的重构,由此超越了狭隘化的乡土民间立场,上升为了开阔性的民族文化经验,而且“文学发展的历史证明,越是反映本民族文化特点的文学作品,越具世界性。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之所以能从边城走向世界,正是由他的这一品格特点决定的”。 因此,当代乡土小说只有弘扬现实主义的精神传统,建立起与乡土世界平等真诚的对话关系,才能以敏锐的问题意识捕捉到农村转型的尖锐矛盾与广大农民的心理裂变,才能以深厚的底层悲悯意识描绘出真实鲜活的乡土场景与生气蓬勃的农民形象,才能构筑起生命体验、情感关怀、理性批判、文化哲思水乳交融的乡土世界,从而才能“为一个时代留下‘最后的挽歌’、多彩的‘写真集’和激荡的‘心灵史’”。同时,当代乡土小说只有投注理性思辨的超越眼光,才能将历史意识、民间文化、地域经验与时代意识、现代精神、民族经验相融合,从而促进乡土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与现代性更新。归根结底,当代乡土书写只有真正情系乡土命运的急速转换,思考乡土重建与农民出路,才能创作出富有温情诗意、道德筋骨与中国气派的乡土作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