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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书环游地球》，既是重构世界文学的版图，也是为人类文化建立一个纸上的记忆宫殿。当病毒流行的时候，有人在自己的书桌前读书、写作，为天地燃灯，给予人间一种希望。 第六周 第一天 刚果 约瑟夫·康拉德 《黑暗之心》 1874年，十六岁的康拉德离开他舅舅在克拉科夫的家，当上了水手，他先后在法国和英国的商船舰队里作出了一番事业，最后才在1890年代中叶下定决心要当一位用英语——他的第三种语言——写作的作家。康拉德永久定居在了英国，可是他选择的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对他来说永远是异乡。尽管他最终成了英国公民，康拉德首先是一位世界作家。不论是英语还是英国，康拉德都是作为一位关系亲密的外来者栖居其中。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评价说：“只要康拉德手里握着一只笔，他就是我们之中最拔尖的。”不过他也补充说，“读康拉德的时候我一直有种感觉，就好像我在读一位外国作家的出色译本一样”。弗吉尼亚·伍尔夫在1923年一篇描写康拉德的短文《康拉德先生：一次对话》里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当然他是个在十九世纪的尾声里踏上这些海岸的奇怪幽灵——一位艺术家，一位贵族，一个波兰人……因为在这许多年之后，我还是无法把他当作英国作家。他过于正式，过于礼貌，过于小心谨慎地使用着一种并不属于他自己的语言。 当然，到了这个时候康拉德早就把英语变成了“他自己的”，不过康拉德的英语也的确是他独有的英语。 在《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里，康拉德织就了一张厚重而迷幻的语言之网，把自己一次沿河历险的亲身经历转变成令人深深不安的叙述，勾勒出帝国主义理想堕入疯狂的过程。康拉德在1890年找了一份刚果河上蒸汽船船长的工作，雇用他的公司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设立的，为的是使用近似奴隶生产的强制劳役掠夺刚果的自然资源。1885年，利奥波德二世的刚果自由邦获得了国际承认，其中记者兼探险家亨利·莫顿·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的宣传攻势立下了大功。斯坦利在诸如《在最黑的非洲》（In Darkest Africa, 1890）之类的畅销书里生动地讲述了他在非洲的冒险，书里附有大量的地图，还有这位伟大的白人被他的土著仆从簇拥着俨然戏剧场景一般的版画（这里展示的是一幅套色石印版画的彩色版本）： 斯坦利担任了利奥波德二世的首席代理人长达十年，负责在刚果河沿岸建立贸易站以及和本地的部落头人发展关系。他在《刚果及其自由邦的创立：一则工作和探险的故事》（The Congo and the Founding of Its Free State: A Story of Work and Exploration,1885）这本书里详细地记录了自己作为一位殖民帝国建造者的成功事迹，书里也满是对“刚果国际协会慷慨尊贵的创立者”（译者按：指利奥波德二世）的赞誉。这句话出现在着重讨论与象牙贸易土著中间人打交道有多困难的一章里，而象牙贸易则是对刚果进行经济掠夺的重心。 1899年康拉德用斯坦利的作品以及他自己当蒸汽船长的经历为素材创作了《黑暗之心》。他的主人公查理·马洛（Charlie Marlow）说当他拿到了工作邀约的时候，有人给他看“一大张闪闪发光的地图，上面涂满了彩虹的七彩……我要去的地方是黄色的。就在正中的正中”。而这正是我手头上这本斯坦利1890版《在最黑的非洲》书后的大幅折页地图上标注刚果自由邦的方式。 马洛逆流而上，去到地图“正中的正中”，为的是去见传奇的象牙贸易站站长库尔茨（Kurtz）先生，结果他见到的却是库尔茨在可怖的野蛮场景里和在欧洲理想的崩塌中死去的场面。 然而当我们随着马洛逆流而上时究竟看到了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这本书的读者们有着尖锐的分歧。我们所见的是真的非洲，还是马洛的存在主义视野中看到的一个灵魂的梦魇？我们所见的是欧洲帝国主义内在的腐败，或者更加暧昧一点，是错误的帝国主义的缺陷，还是一种如此不加克制又无法粉饰的原始主义？当康拉德在描绘这样的原始主义之时，他是不是在批判帝国主义的同时，也强化了作为帝国主义理论基础的种族偏见？最后这种观点是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1977年在一篇题为《一种非洲意象：康拉德的〈黑暗之心〉里的种族主义》（An Image of Africa: Racism in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的文章里发人深省地提出的。阿契贝指责康拉德笔下的非洲仅仅是： 场景和背景，于是就抹除了非洲人作为人的影响。作为心灵战场的非洲全然没有可以辨认出的人性，而闯入其中的欧洲人要冒巨大的风险。当然，将非洲如此矮化成一个狭隘的欧洲头脑崩溃的布景背后，有着难以置信且扭曲的傲慢。但这甚至还不是最关键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长久以来的态度所培植的、而且还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培植的对非洲和非洲人的去人性化。那么，问题就在于，一部赞扬了这种去人性化，一部剥夺了一部分人类的人性的小说还能不能被称为一部伟大的艺术品。我的回答是：不，它不能。 阿契贝的演讲是对二十世纪中期读者习惯性地忽视小说文本描写非洲人方式的重要纠正。在这部小说里，非洲人仅仅为马洛的历险提供了恐怖的背景。与此同时，阿契贝的批评也反映了一位现实主义小说家对康拉德现代主义式含混暧昧的不耐烦。康拉德的写作可以算是一种文学印象主义，强迫我们从马洛的眼中体验非洲，但马洛并非是吉卜林笔下的吉姆一般的客观观察者。康拉德在很多地方都削弱了马洛的叙事权威，让人很难不加反思地赞同马洛或者库尔茨经常流露出的种族偏见。 这部中篇小说的关键特征之一就在于康拉德使用了一个非常含混暧昧的框架叙事。故事的开头并不在非洲，而是在游轮内利号上，它停泊在伦敦城外的泰晤士河上。而马洛“不完整的故事”则是由一位神秘的叙事者传达给我们的，他对马洛的描述之下是暗潮汹涌的讽刺和怀疑。随着夜色降临，马洛被包裹在越来越深的黑暗里，然而他却明确地告诉自己的听众：“当然你们这些家伙现在可以看明白的东西比我当时多多了。”甚至尽管在他批评库尔茨把象牙当作偶像来崇拜的时候，马洛自己——这位满腹狐疑的叙事者观察到——也摆出了“佛陀讲道的姿势，不过他穿着欧洲人的衣服，身下也没有莲花”。康拉德在拿自己的主人公做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情：马洛在亨弗莱·鲍嘉（译者按：著名美国演员）式的人物这个概念出现之前，就把自己当成了亨弗莱·鲍嘉，但是他似乎陷入自己不再有任何幻想的幻想之中。 在《黑暗之心》中，康拉德微妙地讽刺了马洛自己的帝国主义男子气概。首先是马洛在小说开始不久时的尴尬，因为他不得不求一位广有人脉的婶婶帮自己找到这份刚果工作（其实康拉德自己也是这么做的）：“我，查理·马洛，让女人去跑腿——去帮我找工作。天啊！”而在最后，在库尔茨死后马洛又回到了英国，他去找库尔茨的未婚妻向她致哀。当她哀求想知道自己爱人的临终遗言之时，马洛看起来再也不像一位清楚知道一切的胸有成竹的人物了：“我感到一阵寒意攫住了我的心口。‘不要，’我含混地说。”不光不像权威的声音，马洛听起来就像是强奸受害者一样。在这样的压力下，马洛再也无法承受自己通常对真相的坚持了：他不光没有泄露库尔茨真正的遗言——“恐怖啊！恐怖啊！”——他反而还声称库尔茨在最后时刻脱口的是她的名字。在从马洛这里打听了她想知道的东西之后，库尔茨的未婚妻——我们一直不知道她的名字——满意地哭了出来，然后打发马洛走了。 康拉德探索自己时代的欧洲对非洲的种族偏见，不是为了像阿切贝一样反抗这类偏见，而是为了显示所谓文明的欧洲自我和非洲他者之间的界限到底有多么脆弱。在故事一开头，康拉德就通过把罗马时代的英国比作早期的非洲来否定了帝国主义事业。“而这里也曾经是地球上最黑暗的地方之一，”马洛在故事的一开始如此说道，当时落日的余辉正扫过伦敦。他描述了一位想象中的古罗马军团士兵沿着泰晤士河上行的悲惨经历： 带着物资，或者命令或者随便别的什么在这条河上逆流而上。沙洲，沼泽，森林，野蛮人——没有什么适合文明人吃的东西，除了泰晤士河水没有别的可以喝……寒冷，雾气，风暴，疾病，流放还有死亡——死亡在空气里，在水里，在密林里徘徊。他们肯定在这里像虫豸一样成群死去。 英格兰就像是“最黑的非洲”，而当马洛在讲故事的时候，夜幕又一次落下。马洛在异乡大陆的经历向他揭示了文明和野蛮在大英帝国的正中心不可分割地绞结在一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