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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批评的经典化难题(2)

http://www.newdu.com 2020-06-29 《甘肃社会科学》2020年第 卓今 参加讨论

    二、通过外部经验揭示经典本质
    文学的外延无限扩展的结果会导致内涵被掏空。文学疆域如何界定?简单粗暴地用文学内部、文学外部二元对立的模式显然不够精确,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是以纯文学研究、文化研究,或者文学文化研究指称这一现象。文学所呈现的事物包罗万象,除了句法、修辞、语言、结构、风格、叙事等根本性问题,必然涉及政治、经济、社会、风俗、人情世态、精神和心灵的问题。文化研究关注的恰恰是后者,并以反体制性和批判性见长,其“反精英”宗旨对经典文学提出挑战。那么,阐释的公共性涉及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总体对待经典的态度。
    (一)存在的焦虑和个体存在感的确认
    后殖民主义的兴起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术界发起的文化批评思潮。它不再局限于纯粹的文学研究领域,而是把政治、经济要素也纳入批判视野,并带有强烈的文化批判色彩。批判重心落在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和话语权力。后殖民主义的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要点:第一,关注原宗主国与殖民地和第三世界之间文化差异的理论研究。以福柯关于“话语”和“权力”关系的学说为理论依据。依照这一理论逻辑,世界上的任何“知识”,归根结底都是一种“话语或权力”的较量。第二,否认一切主导叙述(Master-narratives),以批判欧洲中心主义为要务,并质疑以“现代性”为基础的发展观念。第三,解构西方中心主义所建立起来的“世界中心和唯一意义源泉的欧美”与“笼罩在黑暗愚昧的阴影之中”的第三世界这种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后殖民主义致力于揭穿由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构成的历史。第四,否定全部的“基础的”历史写作,批判“基础的”视角总是通过一种“同一性”而压制了“异质性”。第五,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把“现代性”“民族国家”“知识生产”“身份认同”“文化霸权”都纳入批评视野,使文化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展。
    后殖民主义不能容忍经典文学作品中把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国家描述成恐怖、邪恶、野蛮的形象,那些隐含着二元对立的要素,文明——野蛮、理性——非理性、先进——落后、科学——迷信等,尽管通过使用复杂的隐喻和修辞策略,后殖民主义也会毫不客气地揭示出来并予以批评。萨义德直截了当地对此进行批评:所谓东方只不过是“‘东方化’(Orientalized)了的——相信观念、文化、历史这类东西仅仅出自想象,将是不严谨的。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这一关系非常准确地体现在帕尼尔(K.M.Panikkar)经典性的《亚洲与西方霸制》(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一书的标题之中”。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世界进程就处在一种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之中。后殖民主义要打破这种站在文明高地的叙事姿态。
    文化研究必须面对当前文化现实。文化研究者都是目的性很强的读者,他们不关心语言、修辞、结构、风格,他们只在乎作品是不是有社会问题。关心思想意义,忽略艺术价值。“伯明翰学派”把文化看作是“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站在平民的立场,研究对象,从高雅文化下沉到大众文化,传统文学经典也被泛化到通俗文学和非文学,并把文化研究拓展到文化现象包括与文化相关的一切行为。中国学界视伯明翰学派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他们的确引入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如对工人阶级及其亚文化的关注,并在此基础上扩展到性别、种族、阶级等文化领域中复杂的文化身份问题、文化认同问题,但他们不涉及社会发展模式和政治体制问题。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样,他们巧妙地回避了马克思所关注的阶级问题下的文化权力问题,剩余价值下的文化分配问题,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众精神和心灵问题。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提出“文化霸权”(“文化领导权”),他在《狱中札记》中强调文化霸权的重要性。他没有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而是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看成两大阵营,即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由政党、工会、教会、学校、学术文化团体和各种新闻媒介构成,而政治社会或国家则是由军队、监狱等暴力机构构成。”他的“文化领导权”主要是指在有较高民主程度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其统治方式是用宣传代替暴力,掌握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权,用温和的宣传使民众接受法律制度和官方意识形态,以此达到统治的目的。弗朗茨·法侬(Franz Fanon,1925-1961)作为作家、散文家和心理分析学家,同时也关注政治理论。法侬的“民族文化”理论对后殖民主义产生很大影响。“他的新颖之处主要在于首先真正地以殖民地为本位谈论殖民主义问题。”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话语”与“权力”理论可以说戳中了后现代社会的痛点。知识与权力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怎样通过话语权将某种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他认为艺术创造也是可以挑战权力的。雷蒙·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1921—1988),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194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对文化研究起到推动作用,对当代西方文化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他们的策略和方法在西方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学界也从中受到启发。
    这些看似与文学无关的文化研究,深究起来可以发现,他们以文学为出发点,扩大了文学的疆界,以文学艺术、社会行为、文化现象为审美对象,深入人的精神内部,关注普遍的焦虑和个人存在的问题。文学经典仍然是主要审美对象,文化研究者采用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挑战传统研究方法,使一些遭受冷落的旧经典焕发了勃勃生机,这是文化研究作为一种阐释方式所做出的贡献。中国的文化研究多多少少受西方文化研究的影响,一方面是中国文学和文化现象自身发展出来的,另一方面受西方文艺理论的观念影响,二者融合后形成新的中国特色文化研究方法。
    (二)审美自主权的维护
    文学作品经典化过程中,后殖民主义阐释不再按照传统的套路,而是将话语和关系都置于后现代语境中,以自我——他者的视角看待问题,作品的艺术性、思想性不再是关注对象,而是把人物、事件、语言、叙述模式放在二元对立的框架中进行分析。殖民与后殖民、男人与女人、白种人与黄种人、环保与污染等,有意忽略文本原有的文学性,主要从意识形态批判、社会批判、政治批判入手,对原有经典文本进行解构。
    文化研究以及后现代文艺理论,在美学意义上产生非同凡响的影响。人开始关注自身,关注作为主体的人。黑格尔在谈到自我意识的独立与依赖时强调,主体和客体双方互相颠倒,走向自己的反面,主体想要的独立意识却成了非本质的独立意识,客体的意识却成了主体的意识。他要迫使自己返回自身转化到真实的独立性,自己身上就有了自为存在的真理。自然界的独立性是非本质的,满足的过程就是消失的过程,人需要通过劳动找回自为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有所升华。马克思一再谈到人类的社会本质以及劳动在人类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基于人的心理结构的巨大失衡:由于某一时期混浊不透明的感性遮蔽了理性,或者说重新找回被弱化了的主体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的主体性有实践主体性与精神主体性的两重性。中国文学新时期以后是典型例子,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一段时间,文艺家把实践的人看作历史运动的核心,重新回归到人本身,特别是精神主体性。文艺家塑造出来的“主体形象”是主客体互相转换,达到统一后的新主体。这样一来,无论是创作者还是由创作者塑造出来的人物,都具有了主体性的属性。这一时期的文学阐释也开始以大量篇幅围绕“人本身”的话题展开讨论。
    审美自主权的维护首先是一系列审美理论的提出。当审美主体得不到自足的情况下,出现审美伤害和审美剥夺,文艺理论界提出审美反映论。第一,从文本本身挖掘美和生活的意义,必须首先确定美是艺术的本质属性。第二,文学的特征是情感性的。李泽厚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批评了流行多年的“文学艺术是认识”“文学艺术的特征是形象”的观点。他认为:“艺术是通过情感来感染它的欣赏者的,它让你慢慢地、潜移默化地、不知不觉地受到它的影响,不像读本理论书,明确地认识到什么。”第三,文学所反映的都是具有审美价值的生活。文学艺术一旦被教条化,其审美价值将大打折扣。文学一定是发现生活中的事物与美有某种关联,才具有审美价值。第四,审美反映论,在确认审美特征的前提下,将这些观点学理化,形成知识体系,提出严谨的关于审美特征的学说。
    审美意识形态论、审美形式论、审美超越论等大讨论也是新时期以来的重要文论现象。新时期以来多次围绕文艺意识形态进行讨论。文艺意识形态性与非意识形态性是文艺理论绕不开的话题,由此延伸到审美意识形态的争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讨论“对纠正文学理论的美学化和虚无化倾向,回归唯物史观的意识形态理论批判功能,起到了很大作用”。关于审美形式论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讨论这一理论的渊源,马尔库塞的审美形式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美学形成尖锐的对立。1990年代末,张政文先生将审美形式论的渊源追溯到德国古典哲学,认为“审美形式理论的发展直接依赖于哲学认识论”,并强调康德的审美形式理论对当代美学理论研究有积极影响。马尔库塞的审美形式论与俄国形式主义诗学之间是否存在着继承关系,也是争论点之一。审美形式论的讨论对中国美学建设显然有积极意义。王元骧先生提出的“审美超越论”,从社会学和文化思想的角度思考审美的问题,超越了审美形式和方法,认为文艺确立人的信仰这一作用是审美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时,审美是人类实现自我超越、自由与解放的必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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