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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中国文论70年的发展进程中，先后出现三大问题域：在前30年“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及其延伸中，意识形态性与非意识形态性都得到强调；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框架下，经济开始直接影响文艺生产，“文艺与经济（市场）关系问题域”逐步凸显，文艺生产方式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得到重视；21世纪以来，极速发展的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文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文艺与技术（机器）关系问题域”开始呈现，文艺生产的主体性与非主体性关系问题凸显出来。在70年发展已经累积起的厚实理论基础上，立足马克思强调社会性与工艺性统一的生产工艺学批判理论，整合三大问题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自主综合创新将迎来重大机遇。 关键词：问题域 文艺 政治 市场经济 机器技术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后期资助项目“物联网生产方式革命与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研究”（2018mgchq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方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中国当代文论已经历了70年发展历程，本文拟从文艺与政治关系、文艺与经济关系、文艺与技术关系这先后出现的三个问题域，梳理、考察其演进脉络。如果说70年经济发展已经为中国社会进一步大发展累积起厚实的实践基础的话，那么，70年文论发展累积起的丰厚理论基础，则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自主综合创新迎来了重大机遇。 一、“问题域意识”与70年文论问题域的演进 从当下和未来的趋势看，世界文论正在进入综合创新时代。这种综合创新，需要吸收、融合传统理论资源，同时又要克服文论历史上比如20世纪80年代所谓“片面的深刻”倾向及与此相关的非此即彼、独断论的思维定势。为此，可以引入美国科学哲学家达德利·夏佩尔的“域”或“问题域”研究法：“域（domain），就该术语用在这里的意义而言，不只是一个相关信息群；它是一个存在着问题的相关信息群，而这个问题通常是被充分限定的并且是在一些特别考虑（即‘充分理由’）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夏佩尔从四个方面描述了作为一种信息群的“域”的特征：（1）“这种结合是以各项之间的某些关系为基础的”；（2）“这样联结起来的信息群存在某种问题”；（3）“这个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4）“科学研究这个问题已经‘时机成熟’”。[1]由此看来，这种“存在着问题的相关信息群”构成的“域”也可谓“问题域”，这一概念被科学或技术哲学广泛应用。为表述方便，兹引述“维基百科”对“问题域”的定义如下： “问题域（problem domain）”是需要检查以解决某个问题的专业或应用领域。聚焦一个问题域，意味着只关注某个个别兴趣的特定主题而排除其他一切……对于诸如对艺术、设计、创造性工作和后常规科学（postnormal science）等理性研究来说，问题域的问题寻求和非线性的方法，可能有助于将先前被排除的某个兴趣领域内部化（internalize）。[2] 这种“问题域”（problem domain）与阿尔都塞所谓的“problématique”（英译为problematic，中译也作“问题域”）有所不同，而与夏佩尔对“域”（domain）的定义大致相近。这种“问题域”具有一定排他性，但是，被一个问题域排除在外的“外部问题”，却可能被另一个问题域“内部化”而成为其“内部问题”——比如文论界在20世纪80年代所谓的“向内转”中，只重视对文本分析这种“内部问题”的“内部研究”，而把所谓“外部研究”排除在文学理论学科之外。设定文本分析为特定“问题域”而重视内部研究本身没有问题，但由此认为这就是文论学科的全部问题而排斥外部研究的价值，在思维方式上显然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独断论。在其后的所谓“向外转”中，“外部问题”就被文化研究“内部化”而成为其“内部问题”，但是，以“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从而否定在特定问题域的文本分析的内部研究的价值的做法，同样没有摆脱非此即彼的独断论。夏佩尔强调：“不应当认为，对其中一个问题的完整回答，完全不依赖对其他问题的回答，从而可以把它们相互孤立开来逐一地加以研究。事实上我们将发现，它们是相互依赖的。也不应该设想，在试图理解科学的本性时不存在须加以研究的其他问题了，尽管我想证明上述问题是一些非常关键的问题”，这大致可以用来评述文论所谓“内部研究”、“外部研究”；“在域的项之间，或者在两个已经发现具有某种关系的域之间，发现的关系越多，人们就越感到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更全面、更深刻的关系”。[3]把诸多“问题域”联系、整合在一起，是理论综合创新的一条重要路径。由此来看，夏佩尔的“域”或“问题域”意识，对于克服70年文论史上的一些独断论倾向是有助益的。 夏佩尔所谓“域”与另一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所谓的“范式”有所不同，夏佩尔指出：“从历史事实上看，在科学历史上不存在这样的时刻，在它之后，先前所使用过的一切背景信念都被抛弃了，不存在库恩意义上的‘革命’，即旧‘范式’被一个与旧‘范式’可比的新‘范式’所代替”。[4]从文论史研究看，范式转换式研究更能揭示文论演进的历史脉络和规律，但新范式不断代替旧范式的描述，容易让人产生历史断裂的印象——与之相比，“问题域”的先后出现和成型，也可昭示文论演进的历史脉络和规律，而历史断裂性则相对较弱。 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看，“理论问题域”的出现与“实践问题域”的出现密切相关，本文所论三个先后出现的“问题域”，与新中国70年社会发展实践的变化密切相关：前30年计划经济等实践发展方式，决定着“经济”并不“直接”影响文艺，此期所形成的主要是“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改革开放使市场经济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方式，“经济”开始“直接”影响文艺，逐步形成了“文艺与经济关系问题域”；21世纪以来，“技术”对文艺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人工智能技术更是在文艺作品生产环节开始产生“直接”影响，“文艺与技术关系问题域”开始呈现——这是从“变化”的角度来说的。从“连续”的角度来说：前30年以文艺与政治关系为主导的问题域，并不意味着经济、技术对文艺的影响不被关注；同样，21世纪以来，文艺与技术关系问题域逐步凸显出来，也不意味着技术对文艺的影响在此之前没有被关注。但是，一种“问题域”的出现、成型，并非基于主观的随意判断，而是有客观指标比如数据等方面的依据的：说“文艺与经济关系问题域”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成型，是因为与此相关的论文尤其“大众文化”方面的研究论文越来越多；同样，说“文艺与技术关系问题域”在21世纪以来逐步出现，也是因为相关研究论文的数量越来越多。正因为如此，由“问题域”的出现和成型，可以审视当代中国文论的转型。 今天来看，三大问题域皆已暗含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探讨中，社会实践发展的特定阶段往往只会凸显出马克思整体理论的某个方面或某个问题域；而随着社会实践发展的日趋成熟，理论问题域会更全面地呈现出来，马克思的整体理论也会随之更全面地展现出来，这为我们今天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将诸种问题域整合在一起进行综合创新提供了可能。 二、文艺与政治关系：前30年文论问题域及其延伸 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主要涉及的是文艺的意识形态性问题，从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论史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对此皆有经典论述，其后，文艺意识形态论也成为中国现代文论的重要部分，尤其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左翼文论的重要理论。在总结左翼文论经验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创造性地构建起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作出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等重要论断，勾勒出了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的轮廓。在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中，前30年大致以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为主，而改革开放以来围绕意识形态的探讨及所谓“向内转”等，大抵也可视作这一问题域的延伸。 第一，前30年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中对意识形态的探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延安讲话”的指导下，文艺意识形态论继续发展，并且受到了苏联文论的较大影响。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毕达可夫、柯尔尊等到中国讲学，皆从社会意识形态角度看待文艺的本质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国文论界编写了两部文学理论教材，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把文学界定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文学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都是客观的现实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都被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又反转来影响于一定的社会生活，对社会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起促进、推动或阻碍、破坏的作用。”[5]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提出“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的意识形态”。[6]这两部教材大抵体现了当时文论界的基本认识。总体来看，十七年时期，文论界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中，皆能坚持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与非意识形态性的统一，而其后的“文革”十年，这种统一性被破坏，社会实践发展出现了偏差，文论发展也出现了偏差，意识形态性被当成文艺的唯一特性，文艺为政治服务变成文艺为一时一地的具体政策服务。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围绕意识形态的探讨，依然是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的延伸。改革开放在实践和理论上皆是从拨乱反正开始的。在政策层面，1980年，邓小平提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成为文艺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在理论层面，文论界围绕意识形态问题产生了争鸣，栾昌大提出文艺“具有意识形态性和超意识形态性这双重特性”，董学文提出“文学艺术的特殊性在于它是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的集合体”，等等。[7]这些观点强调了文艺非意识形态性的一面，吴元迈、陆梅林等学者则对此提出质疑，相关争论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1）吴元迈指出：“文艺的非意识形态化，是过去和现在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共同特征。”[8]以此来看，揭示并强调文艺的“非意识形态性”与“非意识形态化”乃至“去政治化”并不等同。 （2）围绕文艺是否属于上层建筑的讨论，使文艺与经济、政治的复杂关系得以呈现。朱光潜认为“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是平行的，反对在两者之间划等号，[9]吴元迈、钱中文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钱中文明确把文艺定位为“观念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现象，除了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还存在政治、法律等机构这类上层建筑”，“政治在上层建筑中起到主导作用”，“政治对于文艺实际也是如此”[10]——这勾勒出了“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制度上层建筑—经济基础”这一范畴链，并与通常所谓的“文化（文艺）—政治—经济”正相对应，在此框架中，文艺、文化受经济的影响是“间接”的，而受政治的影响则是“直接”的。由此可见，说前30年总体上处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中，是因为：要求文艺必须是“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反映，并且其所受影响主要来自由国家支付工资的专业作家体制等。 第三，新时期所谓“向内转”总体上没有越出“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20世纪80年代，陈燊认为，与当代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相关，有人以语言否定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严昭柱强调，文艺意识形态性质问题关系到对社会主义文艺本质的认识，“主体论”文艺观反对“把文艺归入反映论、认识论领域”，而认同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的表现论和表情说、欲望说。[11]这些观点所批评的是当时热衷引进西方文艺理论所形成的所谓“向内转”、“语言（学）转向”、“审美转向”等总体态势，而“意识形态”被当作“外部的”、“非语言形式的”、“非审美的”问题被轻视乃至搁置，文论发展存在追求所谓“片面的深刻”的倾向，鼓吹“非意识形态化”乃至“去政治化”，某种程度上，这使“拨乱反正”走向“矫枉过正”了。 第四，“审美意识形态”论是此期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董学文在描述此期的文论发展态势中指出：“总的来说，将文艺简单界定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本质观，受到相当程度的诘难和质疑”，而钱中文、童庆炳等提出“审美意识形态论”，相比较而言，“似乎在肯定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的同时也顾及了文艺的审美特点，在当时的美学热与文艺理论美学化倾向指向中，得到较多学者的认同。”[12]此期与此相关的热点还包括美学热、形象思维讨论等，也是为了矫正此前强调文艺依附于政治乃至具体政策所导致的文艺创作的概念化、公式化、脸谱化等倾向。不同于“向内转”的矫枉过正，强调“意识形态性—非意识形态性（审美性等）”统一的审美意识形态和审美反映论，总体上可视作此期在该问题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三、文艺与经济关系：市场框架下凸显出的文论问题域 之所以说新时期围绕意识形态的讨论是“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之“延伸”，还因为此期出现的新问题域是“文艺与经济关系问题域”，其实践根源是中国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市场开始对文艺产生越来越“直接”的影响，这在文艺生产者的收入来源上有突出表现：“市场”开始成为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在前30年的计划经济框架下，其收入主要来源是国家或政府。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经典文献看，2014年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又一重要纲领性文献。在延安时期以及整个革命战争时期，在前30年计划经济时期，文艺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都不是突出问题，而习近平讲话的重要现实背景之一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文艺与市场经济关系问题凸显出来，“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的重要论断有着非常强的现实针对性，这表明在新的实践问题域下，理论上的“文艺与经济关系问题域”也凸显出来了。在国家政策层面，强调非赢利性的“文化事业”与赢利性的“文化产业”的统一，体现了在市场框架下对文化生产发展方式的基本定性。在学界相关讨论中，新的“文艺与经济关系问题域”逐步呈现出来，但相关研究总体上还不够深入。 第一，“文艺与经济关系问题域”在从通俗文艺到大众文化讨论中的呈现。从中国文艺现代发展史来看，在现代化之初，商业化通俗文艺如鸳鸯蝴蝶派等就粉墨登场，这表明“文艺与经济关系问题域”具有较强“现代性”，其中所谓的“经济”严格说来应为“市场经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商业化通俗文艺退出历史舞台，是因为“市场经济”退出了历史舞台；改革开放以来，商业化通俗文艺再次呈现强劲发展势头，是因为市场经济再次登台——这表明理论问题域恰恰是随着实践问题域的出现而出现的。 随着商业化通俗文艺的兴起，学界相关研讨也随之出现。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王先霈等主编的《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指出：“通俗文学的勃然兴起和持续兴盛，在80年代中国的文学领域，或者扩大一些，在这一时期全社会文化生活之中，都是十分突出的现象”；[13]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提出通俗文学与纯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两个翅膀”的说法。[14]新时期以来，港台武侠、言情等类型通俗文艺大量涌入内地，严家炎认为金庸的艺术实践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革命”。[15]对于抬高商业化通俗文艺的做法，袁良骏、易中天、何满子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发表了很多争鸣文章。 在理论研究方面，围绕文艺、文化能不能商品化也形成了争鸣。陈文晓认为：“一部作品无论具有何等崇高的精神目的，如果没有票房价值，没有市场，那就算吃了败仗，失去了艺术的一切功能”；[16]另外一些学者则提出了反对商品化的意见。进入21世纪，“大众文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并引发了相关争鸣，文艺与经济交融所引发的文论转型得到了重视，大众文化的“两面性”、“小众性”、“强制性”以及文学性泛化、审美泛化等问题得到了广泛但并不深入的讨论。 第二，“文艺与经济关系问题域”在“人文精神”、“新理性精神”讨论中的凸显。尽管20世纪80年代已开始有文艺商品化的讨论，但总的来说，那时商品化似乎还没有对严肃文艺创作形成较大冲击，严肃文艺的创作者们还在忙于思想解放和现代形式技巧的探索。但是，90年代以降，随着中国坚定地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市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加强，商业化通俗文学对纯文学的冲击已经迫在眉睫。这时候出现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正是对这种冲击的应对。论争起始于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一股极富中国特色的‘商品化’潮水几乎要将文学界连根拔起”，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逐渐被其它传播媒介所取代，人民自己独立发言的能力也逐渐发达，文学‘载道’的事务就又濒于歇业了”。[17]批评者如张颐武指出：“‘人文精神’对当下中国文化状况的描述是异常阴郁的。它设计了一个人文精神/世俗文化的二元对立，在这种二元对立中把自身变成了一个超验的神话”。[18] 钱中文等关于“新理性精神”的讨论，总体上也是一种理论应对：“随着商业社会中消费文化的普及和艺术产品市场化的加剧，无论在实际生活中和理论思考上，现代审美性日益成为突出问题。其标志是审美行为和审美判断越来越强调感性解放和身体欲望的满足，强调审美活动的物质化、生活化和实用化。针对这种情况及造成的问题，文艺学美学界以钱中文为首，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和探讨后，明确提出并大力倡导‘新理性精神’。……‘新理性精神’以重建人文精神为思想主导，试图综合理性和感性及非理性，以解决当前审美文化过分突出感性和身体性的问题。”[19]童庆炳、朱立元、王元骧、许明、徐岱等学者就此发表专文进行讨论。 第三，“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文化经济学与新问题域研究的深化。以上有关大众文化、人文精神、新理性精神等问题的讨论还是具有一定本土性、现实性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论界的主流是大量引进西方大众文化理论，总体上存在“去经济化”倾向，主要关注的是文化消费活动中的身份认同、区隔、竞争等问题，文化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一更基础性问题却没有得到充分关注和深入研究。总体来说，不顾中国实际、不顾产业化、市场化发展方式对文艺、文化发展的负面影响而简单地跟着西方走，滋生了很多问题。从实践看，文化产业化的发展方式一方面确实大大促进了当代文艺的繁荣发展，但是另一方面，也出现种种乱象，许多负面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以此来看，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的重要论断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此后，理论界对文艺与市场的关系开始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如《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集中刊发了一组讨论“文学与市场”的文章，高建平、程巍、刘方喜、赵炎秋等学者从多方面参与了讨论。 随着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成为国家战略，有关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发展具体方法的研究以及文化（艺术）经济学等方面的交叉研究获得较大发展。胡惠林对中国文化经济学的发展作了历史梳理：“中国文化经济学研究经历了20世纪50—70年代的初始阶段、80—90年代的转型阶段和20世纪90年代后的建构阶段。艺术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是中国文化经济学研究初始阶段的价值观与方法论，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带动了中国文化经济学研究的市场经济转向，重建关于文化与经济关系的认知系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同时对中国文化经济学研究的市场化转向产生影响，形成关于文化商品的双重属性和文化经济运动双重规律理论”。[20]这种历史梳理对于我们理解70年文论问题域的变化有重要启示。 第四，马克思关于文化精神劳动“生产性”理论的重要启示。李准认为：“关于文艺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关系在理论原点上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推进”，“对于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精神产品是不是商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没有像对物质商品那样作出系统而又完整的论述。或者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文艺学还没有完全解决的一个难题”，[21]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季水河指出，马克思艺术生产论在当今正向着多个维度展开，关乎“审美创造中的艺术生产”、“意识形态中的艺术生产”、“艺术产业中的艺术生产”等，这种三分法是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依据的。[22]再如高建平指出：“马克思曾经努力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23]张玉能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辩证处理文艺生产及其产品的非生产劳动性和生产劳动性，创作生产出审美价值、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相统一的文艺作品”。[24]对此，刘方喜《批判的文化经济学：马克思理论的当代重构》（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3年）一书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相关经典文献的详细梳理，进行了集中而专门的研究，实际上已经触及讨论文艺与市场关系的“理论原点”。 总之，马克思有关包括文艺在内的精神劳动“非生产性—生产性”理论等，涉及的正是文艺与市场关系的“理论原点”，对于我们考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如何繁荣发展文艺具有直接指导意义。单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的文化经济学研究，总体来说不会关注文化“非产业化”的发展方式，而对于基于文艺学和美学的文化经济学来说，文艺“产业化”发展方式与“非产业化”发展方式之间的关系，恰恰是基础问题，或者，如果说“文艺与市场关系”是文艺学的“外部问题”的话，这一外部问题落实到文艺学内部就“内部化”为文艺发展“产业化”与“非产业化”之间的关系。[25] 四、文艺与技术关系：人工智能等凸显出的新问题域 前已指出，“文艺与经济关系”这一现代性问题域中的“经济”是指“市场经济”，而在“文艺与技术关系”这一现代性问题域中所谓的“技术”主要是指不同于“手工技术”的“机器技术”，因此，这一问题域更具体的表述应是“文艺与机器关系问题域”。由此来看，现代印刷机的出现已使文艺与机器的关系成为“问题”，但当时的西方文论对此并未特别关注因而也未成其为“问题域”；其后又出现了与录音机、摄影机、录像机等更先进机器相关的广播、电影、电视等，对文艺活动影响更大，与此相关的大众文化尤其大众媒介研究开始更多关注文艺与机器的关系，但其主流做法是：只把“机器（如电视等）”当作“背景”，只关注在这一“背景”中凸显出来的“文艺”本身——而这是因为电视机等机器对文艺生产的影响相对而言还是“间接”的。今天，当微软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冰也可以自动创作诗歌作品时，“机器（智能计算机）”对文艺活动原初的“生产”环节也开始产生“直接”影响，并似乎呈现出取代“人”而成为文艺生产“主体”之势，从而，“机器”也就正在由“后台”走向“前台”、由“背景”转为“前景”，“文艺与机器关系”也就作为“问题域”而凸显出来了。 第一，20世纪80年代有关将自然科学方法论引入文艺研究的讨论，已初步触及这一问题。王善忠指出：“自从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问世以来，现代科学技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有了重大的突破和变革”，并且也“逐步影响并渗透到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内的各个科学领域”，但是，“文学的研究对象是高度复杂的人、人的感情，目前运用‘三论’来研究文学还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因为它们所提供的现代科学方法是以数学和电子计算机为工具的”。[26]当时的文论界形成了“老三论”、“新三论”话语爆炸的奇观，连科学家如钱学森等也介入了相关争鸣。 第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大众文化尤其是大众媒介、网络文学的研究，更进一步触及这一问题，但总体来说依然未成为文论“问题域”——用夏佩尔的话来说，时机尚未成熟。在大众文化研究中，媒介的作用确实被高度关注，但总体来说，文论界主要只关注媒介的“后果”，即在现代文化传播机器尤其电视机媒介背景下凸显出的“文化”，而这种“文化”与“机器”的关系并未从技术哲学的高度被加以关注和探讨。[27]麦克卢汉、本雅明等西方学者的相关探讨还是颇有技术哲学意味的，但是，我们对本雅明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所谓“灵韵”如何被“震惊”所取代，而他对现代机器技术对文艺生产所产生的革命性影响等的论述并未被重视。 第三，21世纪以来，以数字技术、互联网等与文艺关系为主题的研究论文大量出现，尤其是有关人工智能的研究，使“文艺与机器关系问题域”初步呈现了。然而，其中绝大多数的论文主要侧重于新技术对文艺影响的现象描述，深入、系统的理论探讨还相对较少。李云开指出：人工智能向文艺创作领域的渗透，“推动了文艺理念的革新”，但是，“从本质上来说，人工智能仍隶属于机器范畴”，“尚不能在根本上取代人脑”。[28] 蓝凡梳理了工业化以来现代技术对艺术一次又一次的颠覆，而人工智能是技术对艺术的“终极式”颠覆，“如果有一天，人工智能机器人完全等同于人类，那么，人类将重新定义人的概念，人类也将重新定义人类创造的艺术”，[29]翟振明从不同层次对此作了分析：“劳动是工具性的”，“我们艺术创造里面有多少劳动的成分，人工智能就可以代替多少，并且现在已经实现了”，但作为创造的艺术活动及自由意志却不会被代替；他又指出：“我们现在的图灵机或者叫冯·诺依曼机器是绝对不可能有自由意志的”，“只有按照量子力学原理搞出来的东西，未来才有可能变成自由意志”而终将取代人。[30]康德用“自由意志”确立了人在道德活动中的主体性，用“自由想象力”确立人在艺术审美活动中的主体性，人工智能很难取代人的自由想象力。[31]目前有些研究已初步把“文艺与机器关系”这一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问题域”揭示出来了，其中涉及的基本问题是：文艺工艺生产之“主体性—非主体性”关系。 第四，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理论的重要启示。谢兴伟指出：“马克思说：‘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拥有的感觉所代替’。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说，工业化社会以来的‘机器式的人’也是如此的贫乏而片面，以致‘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机器式的理性所奴役’”。[32]这种仅仅在“人与物（机器）关系”中的讨论，恰恰是目前人工智能研究的主导性倾向，而马克思同时也在“人与人关系”中结合“私有制”来讨论现代机器及其社会影响问题，对于文论研究来说，就是要把文艺工艺生产中的“主体性—非主体性”问题置于其“工艺性—社会性”中加以审视——这正是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的主要思路。[33] 五、三大问题域的整合：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综合创新的重大机遇 以上从依次出现的三个问题域，对70年文论发展历史进程作了粗略梳理，下面对其中的经验教训再略作总结。 第一，三个问题域强调文艺与政治、经济、技术的关联性，但是，（1）这并不意味着强调依附性、从属性；（2）文艺与政治、经济、技术之间的联系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厘清这两点，对于反思70年文论史非常重要。比如，以文艺与政治关系为问题域，并不意味着强调文艺从属政治、政治直接影响文艺；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在“向内转”中对审美性、自律性、内部性等“非意识形态性”乃至“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强调，恰恰表明其并未越出“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因为文艺与政治具有关联性就认为文艺就要完全依附于政治，因为文艺与政治的联系是“间接的”就试图彻底切断文艺与政治的关联，这两种看上去尖锐对立的认识，其实恰恰受同一种非此即彼的独断论思维支配。 第二，在文论发展70年进程中，三个问题域是先后依次出现的，但同时又是相互交叉的，其演进过程最终受社会实践发展的影响。因此，一方面不能夸大新问题域与旧问题域之间的断裂性，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新问题域的出现对于文论转型的重要意义。新的“文艺与经济关系问题域”的出现，是与实践上市场经济对文艺产生“直接”影响密切相关的，文艺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总的来说已无法纳入旧的“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而以单一的意识形态论就能充分解释，因此，文论在基本问题域上必须作相应转型。同样，新的“文艺与技术关系问题域”的出现，也是与实践上机器尤其是人工智能对文艺产生“直接”影响密切相关的，因此文论问题域也应随之作相应转型。 第三，与特定问题域相关的研究，未必就能触及该问题域中的主要问题，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的“向外转”中，关注大众文化的文化研究本来应该触及文艺与经济关系这一基本问题，但单纯对西方理论的移植，却使当时的文化研究呈现出“去经济化”的倾向，对阶层、种族、性别之间的文化认同的过度关注和片面强调，掩盖了文艺与经济关系这一基本问题。而马克思“生产性—非生产性”理论则可将这一问题纳入特定问题域而使之内部化，也就是说，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文艺与经济关系，并非所谓文化研究可以不加重视的“外部问题”。因此，从文论进一步发展来说，“文艺与经济关系问题域”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第四，对于新问题域的深入研究，往往有助于对旧问题域的研究，并且有助于发现旧问题域所相对忽视或暗含的问题：比如在“文艺与技术关系问题域”中，文艺“生产工具”的问题凸显出来，而在此前的问题域中其实已暗含这一问题，但并未被特别重视。比如在“语言转向”中，虽不考虑生产工具，但其预设前提是：文学的生产工具是语言文字；而“文化转向”所预设的文化生产工具其实是电子机器（电影、电视等）、数字机器（计算机、互联网等）。立足于新的“文艺与技术关系问题域”，我们可以对这一暗含其中的现代文化生产工具及其对文化影响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更自觉而清晰的梳理和审视。 马克思讨论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论时提出：“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34]由此可以推论，当今数字机器尤其是人工智能，乃是迄今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文艺生产工具体系，对此的“解剖”，乃是我们今天解剖历史上曾经出现的语言文字、电子机器等文化生产工具及其对文化影响的“一把钥匙”，这可以说是一种通过现在乃至未来“解剖”过去的研究思路，而传统的历史研究往往只重视由过去推导出现在、未来。 文论三大问题域皆已暗含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探讨中，以上有关三个问题域的讨论，有助于我们更全面认识马克思文艺思想的丰富性、深刻性。今天看来，“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的背后其实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框架，这并非基础性的分析框架，更基础性的框架应是“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而意识形态论只涉及其中一个范畴链：“生产关系：人—人关系→经济基础→制度上层建筑→反映→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另一范畴链是：“生产力：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剩余产品→游离→自由时间→自由的精神生产”。[35]这恰恰可以成为“文艺与经济关系问题域”直接有效的分析框架，因此，单一的文化意识形态论，不是“不对”，而是“不足”，即不足以充分展示马克思文艺理论的丰富性。 当今天人工智能凸显出“文艺与机器关系问题域”时，我们会重新发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又一被传统研究所严重忽视的社会因素，即科学技术，其完整框架应是“科学技术—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这一思路鲜明体现在马克思考察现代机器体系的“生产工艺学批判”中：“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36]尤其是用什么生产工具生产，而决定资本主义经济时代的重要生产工具是自动化的“机器体系”，正是高速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锻造出这种机器体系，首先引发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工艺革命”，而“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37]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实际上还初步将这一思路引入到对现代文化生产的工艺学批判分析中，同样，各种文化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而决定资本主义文化时代的重要生产工具是现代印刷机：“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38]“封建制度也随着城市工业、商业、现代农业（甚至随着个别的发明，如火药和印刷机）而没落了。”[39]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今天看来，恐怕不能说与“文艺”无关，而恰恰关乎“文艺与机器关系问题域”，但在中外相关研究中却被严重忽视了，只有本雅明的机械复制理论稍有触及。 当今高速发展并开始向文艺领域渗透的人工智能，使文艺工艺生产中的“人”与“机器”之间的“主体性—非主体性”关系问题凸显出来，马克思指出：“结合总体工人或社会劳动体是积极行动的主体，而机械自动机则是客体”，这“适用于机器的一切可能的大规模应用”；“自动机本身是主体，而工人只是作为有意识的器官与自动机的无意识的器官并列，而且和后者一同受中心动力的支配”，这“表明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以及现代工厂制度的特征”。[40]自动化机器成为“主体”而把人贬低为“客体”，并非由自动机器本身造成的，而是由“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造成的，这种把现代机器生产中“主体性—非主体性”纳入“工艺性—社会性”框架中的分析，同样适用于对当今人工智能机器与人的关系的分析。 总之，文艺整体上首先涉及“怎样生产”与“生产什么”两方面，传统文论如“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主要关注“生产什么”，而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则首先关注“怎样生产”，并强调生产方式的社会特性与工艺特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文艺生产的社会特性主要关乎“文艺与经济关系问题域”，其工艺特性则首先关乎“文艺与技术关系问题域”，这两大问题域可以整合在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框架下。一般认为，强调文艺的倾向性乃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特点，只是传统研究主要着眼于“生产什么”，意识形态论只是强调文艺“观念生产”中的倾向性，而生产工艺学批判还强调文艺“工艺生产”中的倾向性。对此，只有本雅明略有触及：“文学的倾向性可以存在于文学技术的进步或者倒退中”，“他（作家）的工作从来不只是对产品的工作，而同时总是对生产工具加工”。[41]文艺生产工艺学批判并非否弃意识形态论所强调的倾向性或社会性，而恰恰是将其拓展到文艺的“工艺生产”或“怎样生产”之中，这正是在综合创新中进一步拓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大契机。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乃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阶段。历史上毕昇早就发明了印刷术，但却并未能使之“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毛泽东把“科学实验”视作三大社会实践之一，并提出“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一重要理念；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更是成为我们鲜明的旗帜，70年来科学技术的累积性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从文艺现代机器技术的发展看，在与电影、电视文化等相关机器的发展上，我们总体上落后于西方；而在当今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当代技术的发展上，中国基本与西方同步，我们的互联网文化（网络文学等）等不逊色于西方——凡此种种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自主综合创新，正在迎来重大历史机遇。[42] 注释： [1] 达德利·夏佩尔：《理由与求知：科学哲学研究文集》，褚平、周文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第302、306页。 [2] 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oblem_domain，2019年2月4日。 [3] 达德利·夏佩尔：《理由与求知：科学哲学研究文集》，第305、308页。 [4] 达德利·夏佩尔：《理由与求知：科学哲学研究文集》，“导言”，第30页。 [5] 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32页。 [6] 蔡仪主编：《文学概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页。 [7] 董学文、陈诚：《近三十年文艺意识形态论争与反思》，《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8] 吴元迈：《关于文艺的非意识形态化》 ，《文艺争鸣》1987年第4期。 [9] 朱光潜：《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质疑》，《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 [10] 钱中文：《文艺和政治关系中的一个根本问题——论文艺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特征》，《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3期。 [11] 李准等：《关于文艺的意识形态性问题——座谈会发言》，《文艺理论与批评》1990年第5期。 [12] 董学文、陈诚：《近三十年文艺意识形态论争与反思》，《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 2期。 [13] 王先霈、於可训主编：《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前言”，第2页。 [14] 参见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绪论”。 [15]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2—213页。 [16] 陈文晓：《社会主义商品化——文艺繁荣的历史趋势》，《启明》1985年第1期。 [17] 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年，第2—15页。 [18] 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第137—141页。 [19] 《本刊与〈文汇读书周报〉联合评出2003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学术月刊》2004年第1期。 [20] 胡惠林：《中国文化经济学:历史、现状与特点》，《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2期。 [21] 韩宵宵：《破解文艺和市场的关系应深化理论原点的研究——专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准》，《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2期。 [22] 季水河：《论马克思艺术生产论的现实价值与当代艺术生产》，《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23] 高建平：《文学在市场中的生存之道》，《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24] 张玉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里程碑——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长江文艺评论》2016年第5期。 [25] 这方面的详细分析，参见刘方喜：《文艺意识形态近四十年研究之反思——以意识形态性与非生产性为视点》，《中国文学批评》2018年第4期。 [26] 王善忠:《科学技术革命与文艺研究》,《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5期。 [27] 这方面详细分析，参见刘方喜、孙艳秋：《技术哲学之维:网络文艺研究的理论提升》，《西北师大学报》2009年第6期。 [28] 李云开：《人工智能技术在文艺创作中的应用》，《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2018年第4期。 [29] 蓝凡：《技术对艺术的颠覆：艺术分类的新维度》，《艺术百家》2018年第1期。 [30] 《艺术创造和自由意志不能被机器取代——翟振明谈“人工智能与艺术的未来”》，《美术观察》2017 年第5期。 [31] 刘方喜：《“知性的僭妄”与打不败的想象力：人工智能的人文之思》，《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1期。 [32] 谢兴伟：《机器智能时代：艺术何为？》，《艺术工作》2018年第3期。 [33] 详细分析参见刘方喜：《技术、经济与社会奇点：人工智能革命与马克思工艺学批判重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6期。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3页。 [35] 这方面的详细分析，参见刘方喜：《文艺意识形态近四十年研究之反思——以意识形态性与非生产性为视点》，《中国文学批评》2018年第4期。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4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3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27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4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60页。 [41] 瓦尔特·本雅明：《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何珊译，《新美术》2013年第5期。 [42] 详细分析参见刘方喜：《创新中国文论正当其时》，《人民日报》2018年6月30日，第12 版。 本文原载：《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