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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边垣在新疆狱中搜集和编写，195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洪古尔——蒙古民族故事》是中国《江格尔》第一个印刷文本，但边垣的生平却鲜为人知。文章通过实地调研，找到边垣早期档案，从中发现线索找到他的亲人和遗物，证实“边垣”是边燮清的笔名；查阅他后期档案，探寻与《洪古尔》文本化过程相关的信息，并利用新资料，解决了《江格尔》研究史上一项悬而未决的问题。 关键词：边垣; 边燮清; 《洪古尔》; 《江格尔》; 人生经历; 195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边垣编写的《洪古尔》，这是中国《江格尔》第一个印刷文本，在《江格尔》学术史上有重要意义。但边垣的生平却鲜为人知，这制约了史诗《洪古尔》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由于缺乏更多的背景信息，研究者只能从给定的文本入手，描述其内容，探讨其文化内涵以及与新疆《江格尔》传统、蒙古、突厥语民族的英雄故事的关系1，无法进行深入的文本化过程研究。 “根据这样贫乏的资料（指1958年版中边垣写的《后记》———引者），许多问题，比如像：满金的出生时间和地点，他究竟属哪个民族，叙事诗产生和流传的地区，边垣懂不懂蒙古语，抑或什么人翻译的，甚至演唱者本人是不是翻译等等，对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2为了解答这些问题，笔者做出了努力，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一寻找边垣：曲折的调研经历 寻找边垣、弄清他的生活经历与《洪古尔》的文本化过程之间的关系，确实不是一件易事。一来该书第一版出版已经70年，修订版出版也已超过一个甲子，从当初出版社编辑那里获得作者信息难度非常大；而且第一版和修订版均未注明责任编辑。二来，第一版和修订版加起来，反映编写者生活经历的信息非常贫乏，仅有修订版“后记”所透露的那些人尽皆知的信息；其可归结为：边垣，汉族人；1935年到新疆工作；不久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入狱；经常听同囚室的蒙古族狱友说唱《洪古尔》，因而记住了其故事，1942年后根据记忆写成文字，后来出版。根据这些信息，2009年在写《洪古尔》出版60周年纪念论文的时候，笔者曾委托新疆师范大学巴·巴图巴依尔到新疆有关单位查询边垣的档案，无结果。之后，这件事情便搁置起来。2020年是该书出版70周年，笔者希翼能为此做些事情，于是2018年8月重启了寻找边垣的工作。鉴于从新疆有关单位查档案失败的经验和《洪古尔》第一版、修订版编辑信息的缺失等情况，认定传统的寻找方式费时费力且收效甚微。于是改变思路，决定利用大数据优势；以“边垣”为关键词，在网上搜寻有关信息。搜出来的，无一例外都是国内外《江格尔》研究论著中出自《洪古尔》“后记”的我们已知的那些信息，或者一些商业网站上《洪古尔》的图书信息。 在反复搜索无果的情况下，笔者又改变了思路。这一次，假定“边垣”只是一个笔名，就以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在新疆工作过且被盛世才逮捕入狱的边姓人为条件搜索。结果，在一些文章中搜索到“边燮清”这个人。综合网上关于边燮清的各种信息，意识到他的生活经历与边垣的经历非常相似，且同为边姓。20世纪20年代，边燮清在燕京大学学习社会学，为了犯罪社会学研究，他和同学严景耀分别到京师第一监狱和第二监狱，与犯人们同住囚室。《洪古尔》一书不改变原故事情节的记录整理原则，以及优美的诗歌表达水准，符合边燮清的教育经历和严谨细致的做事风格。边燮清是东北人，毕业后在东北工作，是一位地下党；20世纪30年代去新疆工作，与边垣的经历一致。他曾任独山子石油厂厂长，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独山子离乌苏县城（今乌苏市）仅15公里，而乌苏县是蒙古族聚居区，他在这里有机会接触蒙古族，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这与《洪古尔———蒙古民族故事》及书中注释所体现出来的边垣对蒙古族民俗的了解相符合。后来盛世才将其逮捕入狱，这一点也与边垣的经历完全吻合。所有重要条件均与边垣自述经历相符，这让笔者更坚定地相信边燮清就是边垣，边垣是边燮清的笔名。但这些只是网上搜到的信息，只能当作线索，不能据以研究。必须查到他的档案，找到他的子女、亲人，核实所有信息。2018年9月，笔者委托当时在乌苏一带做蒙古族口头传统田野调查的同事旦布尔加甫到独山子炼油厂查边燮清的档案，他只查到1936年10月至1937年10月其任厂长的记录，其他没有任何信息。炼油厂有关人员说民国时期的档案全部送到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了。2018年12月，笔者又委托南京大学特木勒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找边燮清档案，但没有查到。 留存边燮清档案的另一可能之处就应该是燕京大学了。但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燕京大学就被拆分，按不同学科成立了几所高校。鉴于北京大学继承燕京大学校舍和文科、理科部分，2019年5月22日，凭单位介绍信、身份证、工作证，笔者前往北京大学档案馆查询，但未查到他的档案。回来后，后悔当时没有以边垣的名字再查询；后委托同事玉兰以“边垣”的名字再次查询。5月29日，玉兰从北大档案馆回复，没有查到边垣的档案。于是笔者请她再查边燮清的档案，这次却查到了边燮清的档案，但查阅需凭单位介绍信预约，笔者请玉兰代为预约，5月30日下午，终于看到了边燮清在燕京大学时的档案，掌握了他早期生活的基本信息。 边燮清出生于1904年农历6月24日，其父名叫边瑞亭，当时在交通部工作，在北京住址为宣外枣林街27号；永久住址为直隶省唐山县稻地镇边家庄，在北京汇文中学上初小、高小、初中、高中，1924年至1928年在燕京大学学习，主修社会学，1928年至1929年燕京大学社会学专业研究生。高中学习了中文写作、中国书法、国文、英语、古典文学、几何、通史、旧约、军训、物理、耶稣的教导、英语会话与写作、地理、我们自己的时代、现代史、先知的教导、卫生学、实验科学等课程。大学主修历史、社会学、英语、心理学、宗教学、中文、教育学等课程。研究生主修社会学。研究生是否毕业、是否取得文凭没有记录，只有研究生报名表，1928年9月19日填写的上学期注册表和1929年2月22日填写的下学期注册表。 这些信息表明，边燮清东西兼修、博学多闻、知识面很广。除此之外，档案中夹着一个边燮清写给赵承信的信件。写信日期是“元，十五”，信是在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政务处信笺上书写的，信的右方用蓝笔注明收信日期为“2/3/47”，说明边燮清1947年1月15日写信，赵承信于1947年2月3日收到。信中提到“我以前毕业时所领的文凭（一九二八年，号码忘了）因九一八事变时在沈阳失落了”，所以委托在北京的学兄承信给补办一个并寄至“西北行辕民事处”。信中还问“景耀是否已回京？”说明边燮清与严景耀的关系不一般。该信不仅证明边燮清与社会学家赵承信是学长、学弟关系，与犯罪社会学奠基人严景耀也关系要好，并透露了边燮清燕京大学毕业后的两段重要经历：燕京大学毕业后至少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在沈阳工作过；1947年的时候在“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民事处”工作过。从北京大学档案馆边燮清的档案中我们能够得到的信息就是这些。要了解有关他的更多信息，就需要找到他的亲戚、子女。而档案中所注明的永久住址“唐山县稻地镇边家庄”是一个找到他亲戚的最重要线索。网上查询得知，唐山县稻地镇边家庄现为唐山市稻地镇边庄子村。2019年6月1日，笔者奔赴唐山边庄子村。当天是周末，村委会办公楼空无一人。在办公楼后面找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也姓边，但他不了解有关边燮清的情况，让笔者去找边玉平。在街上碰到的好心人带领下，很快找到了边玉平。边玉平通过手机打了几通电话，终于找到边燮清的近亲。于是，笔者在边玉平的带领下到边燮清的堂侄子边炳德家，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访谈。 从边炳德处了解到，边燮清兄弟姐妹四个，边燮清排第二，已去世多年。他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叫边乃机，已经过世。大女儿叫边乃菊，现居住在秦皇岛市。大概十几、二十年前，边乃菊的女儿来探访过姥爷的老家，此后便再无来往。她走的时候留了一个电话号码，是一部座机号。现在社会，人手一部手机，大多数家庭都撤掉了座机，这个座机还能打得通吗？笔者用自己的手机试着拨打过去，然后把电话交给边炳德。电话居然通了，是边乃菊丈夫接的。但对方问边炳德“你是边燮清什么人”时，应该回答“他是我大爷”的边炳德激动之余说成了“我是他大爷”，惹得对方挂掉了电话。我再打过去几次，对方都不接了。当笔者结束对边炳德的访谈，从村里出来的时候，手机突然响了。接听知道是边燮清的外孙女。她了解原因后爽快地答应笔者前去秦皇岛做调查。因为笔者的最终目的是要知道边燮清是不是边垣，所以在电话里问她姥爷是否出版过一部有关蒙古族文学的书。她当时说不知道这个情况，我的心一下凉了，连边燮清的外孙女都不知道姥爷出版过什么书，我还能证明“边垣就是边燮清”吗？二发现《呻吟集》：证实“边垣就是边燮清” 2019年6月2日上午，笔者到达秦皇岛入住酒店。前来接笔者的是边燮清的外孙女张边洁。她告诉笔者，她母亲得了海尔默兹综合症，从2018年11月摔成骨折后病情加重，很多事情都回忆不起来了，说着，便领笔者到她母亲家里。边乃菊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记得自己是1935年出生，出生两三个月就被父母带到新疆。她父亲确实进过盛世才的监狱（其丈夫补充说被关押长达8年），在狱中认识了著名演员赵丹。还模糊地记得在兰州上过学，后来到上海，父亲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母亲叫萧香村，辽宁开原人，到上海不久病故，父亲续弦，又生了一个女儿。边燮清在辽宁开原中学教书时爱上了自己的学生萧香村，并不顾双方家庭的反对结婚。边燮清解放前是地下党，但他加入的是苏联共产党。1949年以后他的地下工作经历没有得到承认，所以在上海电影局退休，而不是离休。边燮清会说俄语，会不会说英语和蒙古语不清楚，他于1992年去世。3边乃菊还有个哥哥叫边乃机，他参加过抗美援朝，去世较早，且终身未娶。 边燮清的家庭及其生活经历越来越清晰了，但如果无法在边燮清与边垣之间画上等号，之前的工作就算是白做了。于是笔者再问边燮清是否出版过一本蒙古族文学书？她们仍然不太清楚。但这次，她们问远在上海、边乃菊的同父异母妹妹边力力，对方回答确实出版过一本书。我让她们再问她父亲是否有过笔名？那边的回答是有。问笔名叫什么？对方回答是“边恒”，还说很确定。我一听到“边恒”，就知道是把“垣”误看成“恒”了。这样，基本可以确定“边垣”就是边燮清。然而，这还只是口头上的证据，如何找到能够更直接证明“边垣=边燮清”的证据呢？在还没有找到档案资料之前只能寄望于边燮清的遗物。于是笔者提出想看看边燮清遗物的请求，她们非常支持我的工作，把家里保存的有关边燮清的遗物全部拿出来给我看。她们先拿出了几张边燮清青年、中年和老年时的照片，后又拿出家里珍藏的边燮清的一个笔记本。12cm×16cm规格的硬皮笔记本，打开后扉页上中间位置竖写着大大的“呻吟集”三个字，左下边小字竖写“一九四四年写于狱中”几个字，算是副标题，右下角则竖写作者姓名“边燮清”。再翻一页，还是一个扉页，右页是笔记本原有的一幅画，左页上印有“上海电影制片厂积极分子大会纪念，1956.9”字样，说明边燮清把当年狱中所写作品于1956年9月以后重新抄录。再翻一页，左页上同样是一幅画，而右页上开始是“目录”，就像正规出版物的目录一样，左边是作品序号和作品名称，右边则是起始页码。“目录”第一页上列有《寄怀》《鞋》《风铃》《七十二天梯》《簷溜》《知了》《风》《母亲送暖壶来了！》《也许我辜负了你！》《雁声》《春柔》《蜂房》《清晨的巡礼》《阿五嫂》《魔力》《画舫》《戈壁上的蓬蒿》《天安门狮子》《流萤、燐花与繁星（短诗剧）》《寄香村》《母亲传（传记诗）》等21部作品名称。第二页上列有第22—35作品目录，分别是：《望山儿（民歌诗）》《渡口（1.陡河渡口；2.鸭绿江渡口；3.长江渡口；4黄河渡口）》《南口明陵》《南口》《居庸关》《詹天佑铜像》《万里长城》《卧佛寺》《苦恋（长诗）》《圆明园（怀古诗）》《颐和园（怀古诗）》《归去来兮诗集序诗》《青春的梦》《苏武（(1)出塞；(2)单于王庭；(3)相逢何必曾相识；(4)北海）》等。目录第三页续前页，写着：(5)归去(6)来兮36.洪古尔（长诗已另刊行）。4看到这最后一行字，我顿时兴奋不已。因为这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洪古尔》的编写者是边燮清，证明了“边垣就是边燮清”的推测，完全弄清楚了中国《江格尔》第一个搜集整理、编写出版者的真实姓名，解决了中国乃至国际《江格尔》学界一直想解决的问题。 但需要了解的问题尚有很多。不过，现在与以往不同的是，笔者有足够的理由继续找边燮清的其他亲人了解其生平事迹，搜集其与《洪古尔》有关的遗物。更为重要的是，现在还知道了边燮清生前的工作单位，可前往查看他的档案资料。三查阅官方档案：揭秘边燮清人生经历 由于1949年以来历次机构调整和变动，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局、上海电影集团公司、上海广播电影电视局、上海文化广播电影电视局、上海文化与旅游局各机构之间数次分合之后，一时无法确定边燮清档案的具体保管单位。笔者决定先找边力力，了解其父边燮清后半生的生活经历和遗物情况，于2019年6月29日晚飞往上海。第二天中午，如约见到了边力力，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访谈，了解到：20世纪50年代初，边燮清与上海电影制片厂医护人员、湖北人黄毓珍（1911—2001）结婚，1955年6月4日边力力出生。20世纪50年代，边燮清是上海某电影制片厂工会主席，后担任上海电影局局长张俊祥的秘书；“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退休；会讲英语，不会讲蒙古语。1966年后被批斗、抄家，在“五七干校”劳动半年。抄家中遗失不少资料，目前除了照片，没有留下边燮清生前的任何遗物。为了恢复中国共产党党籍，边燮清不断向组织写材料申诉，但终因找不到当初的入党介绍人和做地下工作时的上线，直到去世也未能恢复党籍。这事成为边燮清终生遗憾。 由于仍无法确知边燮清档案保管单位，单位又有其他重要事情，7月1日笔者不得不中断调研，回到北京。此后通过多方查询，于2019年7月16日确定了边燮清档案的保管单位。于是，从单位开好介绍信，当晚飞赴上海。7月17日上午，终于见到了边燮清的档案卷宗。卷宗里有不同时期填写的干部履历表、各种任命状，还有1954年和1956年所写两份自传、“文化大革命”及其前后组织上对边燮清历史问题的调查及做出的不同结论等。根据档案中的干部履历表，尤其是根据边燮清分别于1954年和1956年写的两份自传，笔者梳理了边燮清的生活经历。 边燮清，今河北省唐山市人。曾用名边垣、田云、唐山。51904年农历6月24日出生6于一个邮局公务员家庭。童年跟父亲在安东度过，七八岁开始在家乡的私塾读书。1917—1924年在北京汇文小学和汇文中学就读。1924—1928年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大二开始，他便“开始学生会活动，曾负责学生会，出版委员会，主编燕大副刊，社会学会等。”1927年3月曾由其两位同学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小组会议两次，但没有宣誓，没有领党证。后来因为北京地下党组织被破坏，中断与党组织的联系。边燮清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其父做主在乡间给他订了亲事。中学时他多次提出反抗，但无济于事，终于在1924年的一个星期天，当他从学校回家时，便强迫他“和一个平素未见过一面的农村女子结了婚”。但是他第二天就跑回学校，后来多次提出离婚要求，其父“总以生米已成熟饭相威胁，不予解决”。所以他“只得离家永不回去”。 1928—1929年在燕京大学研究院读研究生，主修社会学。但因为在校发动反对替国民党做事的教务长司徒雷登和社会学系主任许仕廉的运动，1929年放暑假后被迫离校。离校后经过老师、同学以及熟人的关系，先后在多地工作：1929年8月—10月在江西九江光华中学任教员。1929年10月—1930年1月，在中央军官学校军官研究生班代课。1930年3月—1931年6月为辽宁开原县立高级中学教员。在此期间，与自己的学生萧香村相爱，并于1932年结婚。1931年8月—1932年2月，经一位同学介绍，到河北定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1932年3月—1934年12月，在东北做党的地下工作。当他1932年春节回到北京家中时，在开原认识的叫安锡伯的人来找他，说自己已经恢复党的关系，现在受苏联远东红军司令部的领导，从事对日军的谍报工作，并动员他加入，还说自己能够替他恢复组织问题。于是他辞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工作，3月奔赴沈阳。在沈阳，他化名为田云，与安达、赵石羽组成了三人组。边燮清通过一位同学的介绍，打入伪奉天警备司令部副官处工作，从那里获得大量情报。随着形势的发展，1932年底安达奉命赴“北满洲”，留下边燮清和赵石羽继续工作，赵石羽负总责。安达临走前留下了两个通讯处，其中之一是伪黑龙江省警务所的宋扶摇（边燮清在开原时认识的人），并嘱咐“以后如有两个月不通讯，也无有跑交通的人来，即不可再通信。”1933年底赵石羽也奉命到“北满洲”，1934年春季失去联系。因此，他于1934年12月回到北京。 接下来是他在新疆的经历。履历表显示，边燮清1935年8月—1936年4月，为新疆边防督办公署政训处科长；1936年4月—1937年10月，任乌苏县副县长、独山子石油厂厂长；1937年10月—1945年2月，被捕入狱；1945年2月—9月，任新疆省政府社会处科长；1945年9月逃回兰州。关于赴新疆工作，他写于1956年的一篇《自传》提到：“1935.4月间，宋扶摇从东北来，路过北京赴新疆，他告诉我安达同志已为党牺牲……赵石羽同志已因病赴苏联，现在他自己因为盛世才当了新疆边防督办聘他到新疆去，他并且介绍盛世才的为人，思想如何先进，为何可以在新疆做一番革命事业等，如果我愿去，他可以介绍。在上述极端苦闷的思想情况下，我同意了。通过他的介绍，我在1935年6月经绥远、内蒙草地，乘新绥汽车于八月抵迪化。此时宋扶摇（已更名为宋伯翔）是伪新疆边防督办公署政治训练处处长……我先为中校科员，不久升为上校科长。此外我还兼反帝会组织部部长……新疆学院讲师等职。我在迪化工作到1936年四月……1936年4月盛世才藉口开展新县治工作，大批的从迪化向外区县派出干部，当时宋伯翔和我被派为乌苏县正副县长。我负责县内文化、教育、群众组织等工作，同年十一月我又被调为独山子石油厂厂长……‘七七’事变后国内政局起了急剧变化，伪南京政府不战而逃，日帝侵入内地。在这种新的形势下，盛世才伪装进步的假面目逐渐揭开。1937.9月盛世才制造了所谓之‘阴谋暴动案’，藉此大批逮捕人，我在10月1日被捕入狱，直到1945年2月出狱。”7 关于在监狱中的表现，《自传》也有交代。由于盛世才早就了解边燮清的政治面貌，入监后并未审问，就这么关押了两年。两年后提审，简单问了其个人经历，便定了个“日帝走狗”。在出狱前夕，又提审了，这一次把他单独关押，审了两个月，边燮清最后承认了自己是在苏联指使下想推翻新疆政权，于是给他定了个“苏联走狗”。但他没有出卖过任何人、任何组织。逃回兰州后，1946年1月—5月，在兰州西北铸锅厂当副理。1946年5月—10月，赴汉口经商。1946年10月—1947年2月，为国民政府西北行辕政务处外侨科科长。1947年3月—7月，为中星公司西北分公司经理。1948年10月—1949年5月，西北影片公司（上海）编导委员。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西北影片公司被接管，1949年6月起算参加工作。历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秘书科副科长、工会副主席、福利科科长等职，1965年底退休。 两份《自传》分别有两万多字和三万多字，内容丰富。当时写这两份《自传》均与对他的政治审查有关。《自传》重点就如何入党、又如何与党失去联系，如何被捕入狱，狱中有无自首情节，社会关系和海外关系等问题进行交代和说明。其格式是叙述一阶段经历，再分析该阶段思想认识，把个人经历同当时全国或地区政治问题结合起来分析个人思想认识的变化。叙述生动，分析精到，逻辑严密，文笔流畅。 关于边燮清历史问题，上海电影制片公司审干委员会于1958年曾做过调查，结论是：“据此我们认为边燮清同志，确在1927年在北京燕大读书时加入过共产党，后在北京地下组织遭到破坏时，在政治上产生动摇，失去与组织的联系。1932年参加共产国际地下工作时表现积极，但当时边的组织问题未正式解决，后来边自动离开。1935年赴新疆工作，37年被盛世才抓捕入狱，在狱中后来思想消极，出狱时具了结，并在敌人的审讯下，承认了参加共产国际地下工作是受苏联指示等言行，是一种自首的行为，鉴于本人早已交代，故作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予以结论。本结论已征得边燮清同志同意。”81969年3月，上海电影系统“清队领导小组”做出的调查结论却是：“历史反革命和叛徒性质不变，不戴帽子，放回里弄接受革命群众改造。”1978年拨乱反正时，中共上海电影局委员会批复中共上海电影局机关总支委员会“关于边燮清同志历史问题的复查意见”，维持了1958年9月3日上海电影制片公司审干委员会的结论。这个“复查意见”，实际上肯定了边燮清早年加入过共产党，并参加共产国际地下工作，由于一些客观原因与组织失去联系的事实，也肯定了在新疆工作的革命性质。虽然将他在新疆监狱中的最后一段时间描述为思想消极，将写《自传》定性为自首的行为，作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处理。这样，总体上讲，有关方面还是认可边燮清革命的一生。当然，从这个档案卷宗里，我们了解到的是边燮清坎坷的人生，看到的是一位革命者在逆境中乐观的处事态度。四档案中有关《洪古尔》的内容 笔者花大力气寻找边垣其人，了解他的真实姓名、身份以及生活经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探寻中国《江格尔》第一个版本的文本化过程。所以，在调查、查阅档案的全过程中，重点关注的还是有关《洪古尔》的点滴信息。下面是笔者目前掌握的边燮清档案资料中有关《洪古尔》的内容。 20世纪50年代填写的一份表上注明，曾出版过蒙古民族故事《洪古尔》，创作过电影剧本《阿山烽火》（维吾尔族故事）；1960年填写的一份表上也注明“著有《洪古尔》蒙古民族神话长诗集一本，50、58年两次出版”。20世纪50年代填写的一份表上注明“稍懂新疆维吾尔族语文”，“英文可以阅读、翻译；俄文可以阅读”。在1956年“肃反”时撰写的一份《自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当我在狱中住了两年以后，只见很多人进来，未见有人出去，这时我意识到将要长期住下去，于是打消了自己想要出去的幻想，这时意志反倒坚强起来。因为既然出不去，又要活下去，那就要活得有规律，保持自己的健康，并在可能范围内争取学习。于是给自己订了每天生活日程：打拳，学俄文、蒙文、维文，午睡，下棋，冷水揩身，讲故事等都有一定的时间，坚持了五年从未间断（除蒙、维文以外）。”这说明，边燮清从1939年以后曾经学习过一段蒙古语和维吾尔语，但没有长期坚持下去。 关于为什么学习蒙古语、维吾尔语，《洪古尔》最初是怎么写下来的，他在1954年写的一篇《自传》里提到：“因为每个监房内所押的人都是各民族杂居，这也是盛氏监狱政策的一种。因为同房内不通语言，就不能团结，而且人是常常调换的。这几年中我曾向同居的各族人学习俄文、维文、蒙文（后两种中断，前一种坚持到出狱），我也曾利用筷子作钢笔，用纸灰作墨水，用厕所纸抄书，曾抄了十几本俄文书，也曾写了长短诗数百首（其中洪古尔长诗曾以边垣笔名由商务印书馆于上海解放后出版）。”在过去的研究中，人们根据1958年版《洪古尔》“后记”中的“1942年，我开始根据记忆把它写成文字”理解为边垣1942年出狱后的事。9但是，边燮清的档案清楚地显示，边燮清1945年2月才出狱，他是在监狱极端艰苦条件下，“用筷子作钢笔，用纸灰作墨水，用厕所纸抄书”，写就《洪古尔》的。从这些记录可知，边燮清学习过蒙古语和维吾尔语，但坚持时间不长。因此，他会一点蒙古语，掌握一点词汇，甚至有过最简单的日常会话能力，也了解一点蒙古族文化和习俗，但没有独立翻译蒙古族史诗的能力。这一点与《洪古尔》中对一些词语和蒙古族风俗习惯的解释水平相符。而他学习的蒙古文，应该是新疆卫拉特蒙古人使用的托忒蒙古文，而不是我国蒙古族通用的蒙古文。托忒蒙古文读音和写法相一致，便于初学蒙古语者学习，不像通用蒙古文读法和写法之间差距大、学习难度较大。 文学创作，是边燮清的兴趣所在，他也有这方面才华。这一点，不仅反映在已经出版的《洪古尔》，也反映在未经出版发表的《呻吟集》中。1956年“肃反”时写的交代材料《自传》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我是一个喜欢写作的人。自建厂后一直搞行政工作。初时以为行政需人，还能克制自己。后来就逐渐产生‘换班’思想，以为该叫别人搞行政，自己去搞写作。52年调为福利科长后又有了‘怀才不遇’的思想。这样纠缠住自己，形成思想上的苦闷，想和组织谈，又怕被看作‘不安心工作’，于是埋藏在思想深处不敢暴露……现在已大体上可以克服这种思想，但过去曾有一个长时期它烦恼着我。”这段文字真实地流露了有着创作才华和强烈兴趣且背着所谓“历史问题”的人，在当时政治历史条件下的内心痛苦。在1954年写的一篇一万字的交代材料《思想小结》里，迫于当时的压力，就出版《洪古尔（蒙古民族故事）》一事，写下了如此检讨：“在写作态度上：为了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首先必须有钱。因此把写作的态度也商业化了。1950年曾写了一个蒙古民间故事的诗集，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为了要拿一笔稿费。同时又把解放前交伪西北公司打算拍电影的文学剧本加以适合解放后情形的修改，交电影文学研究所向私人电影制片厂兜售，目的也是为了弄钱，得大稿费。这种把写作当为商品的可憎行为，正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从中我们看到了边燮清为什么在《洪古尔》出版后再没有发表任何文学作品的原因。 有关《洪古尔》史诗的演述者满金的信息，也是笔者重点搜寻的。遗憾的是，在所掌握的档案资料中未见任何信息。他是哪里人，哪个部落的，他的汉语能力怎样，后来的命运如何，等等，目前仍然是谜。或许，真的永远无解了。 本文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注释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