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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反映论、艺术生产论、审美实践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三维结构

http://www.newdu.com 2020-04-02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 金永兵 参加讨论

    摘要: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在长期的讨论和建设中,逐渐形成一种三维结构:文艺反映论、艺术生产论、审美实践论。它们在理论史上虽表现出阶段性特征,理论旨趣也各有胜场和侧重,但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非绝对对立,而是互相阐释、互为基础的辩证关系。其内在理路实则是在不同语境下不断揭示、凸显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不同侧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史不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反对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而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不同侧面不断被发现的历史。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维度的强调,应被视为在特定时代的问题意识下,某一维度恰好被作为特定矛盾的主导要素的表现。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三维结构的重点必然要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三维结构实则就是在强调和维护马克思主义文论唯物、辩证和历史的特征。
    关键词:文艺反映论 艺术生产论 审美实践论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
    作者简介:金永兵,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关键词及当代意义研究”(18ZDA275)阶段性成果。
     
    长期以来,中西方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内容丰富、多面而庞杂,呈现出多种不同倾向,对此可以做多种归纳分类。譬如,英国学者马尔赫恩提出的三种相位说[1];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提出“人类学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以及经济的”[2]四分法。在中国近百年的理论与现实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实际上存在着三个不同的趋向:或者强调的是以物质决定意识为基础,突出意识形态批判的反映论;或者强调的是社会生产框架下的艺术生产论,突出艺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的存在方式;或者强调的是作为生产的一般和人类自由实践活动中的个人及人类的主体性创造性的实践论。
    一、文艺反映论
    反映论的理论目的是对思想进行“本源性”的考察,虽然它依然承认思想有其特殊规律,并有能动的反作用,但其关注的重点不是文艺复杂的生成机制,而是这一生成机制中两个关键要素“物质”、“意识”之间的等级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讨论了“物”与“思”的关系,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存在决定意识强调了“物”的优先性,“物”相比于“思”之优先性是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意涵。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种优先性的强调的根本目的是要将理论的关注点从意识现象本身转移到意识现象的来源中去,强调以现实性的物质实践来批判那种纯粹内在的哲学批判。虽然反映论中实际上就包含着生产论和实践论的要素,但是在我国,反映论曾经长期呈现出让文艺服务于物质性革命活动、弱化意识现象本身的特殊规律的倾向,这是因为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阶级革命被视为第一要务,借由反映论对思想之来源的强调,可以将一切思想批判的矛头引向其物质性根源。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以反映论为核心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的诸多论述中,都是从不同方面揭示了现实是如何反映在意识之中的。马克思认识到无论是以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还是其他一切民族的意识形态,都认为“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因此“完全合乎逻辑地向人们提出一种道德要求,要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来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从而消除束缚他们的限制。”这些“哲学英雄”的“夸夸其谈”,“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3]而这实际上也是德国现实状况的“反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4]这段话可以视作辩证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的表达。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5]在具体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精神对物质基础的反映可以有多种形式,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前者如某些社会思潮的形成与社会经济结构的高度同构性,如十五至十六世纪在欧洲各国盛行的重商主义,就反映了商业资本的利益要求,通过对外贸易出超、严禁货币输出、国家干预经济等,实现货币的增长[6];后者如宗教则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幻想的反映形式。
    意识是物质的产物,同时也是社会的产物。“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个人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7]这体现在,意识的产生必须是通过某种“关系”而实现的。人的意识并非纯粹的意识,精神在它诞生之初就要受到语言的纠缠。意识反映着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与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8]“关系”是人与动物在创造性方面的基本区别之一。因为“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9]因此,意识是社会的产物,人的现实存在是意识作为社会的产物这一结论存在的前提。
    在确立了物的优先性的基础上,更要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反映论的突出特征。首先,物质的决定作用不是机械性的,而是处于历史性的辩证过程中,正如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所说的那样,这一过程不是简单的、僵化的,它始终处在矛盾和运动之中。[10]人的思想对自然界的反映、意识对物质的反映过程中的矛盾与运动,并非天然就有的,它的形成也经历了一定的社会历史过程。起初,意识只是人类对可感知的环境的直接反映,但这种反映是较为狭隘的,伴随着人的创造性活动,人类不再认为自然界是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不可制服的,人类的反映的广度和深度都在不断扩展。
    其次,以反映论为核心的认识论的形成,强调了人的思维的能动作用,反映论指出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是通过人的感觉器官来实现的。在马克思看来,观念的形成必须要经过物质在人脑中改造的过程,这个主体改造的过程是不能忽略的,这里有创造有变形,有选择有遮蔽,不是平面镜子一样的反映,而是一个主体能动的反映,体现着主体的各种本质量的实现及其不同结果。他在反驳黑格尔的观点时说,“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1]恩格斯也提出,“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都是现实的反映——正确的或歪曲的反映。”[12]
    反映论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是文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具体而言,讨论和考察的是文艺在社会结构关系中的定位。文学的意识形态论以及意识形态批评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文艺首先是一种社会精神现象,这是文艺术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社会生活是文艺的源泉。“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在这种理论前提下,毛泽东提出:“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13]正是基于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观点,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意识形态各领域在不同时期所产生的状貌与变革也必须要回到社会现实中,特别是其中物质性力量方面加以溯源和解释。文艺没有自己的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正如卢卡契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否认人类生活中各个个别活动领域(法律、科学、艺术等)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他们反对的“只是那种认为科学或艺术的发展能够完全或者主要从它们的内在关系来进行解释的观点”。[29]
    在社会结构中解答了文艺从何处来的问题,文艺的性质自然也就由社会现实生活所决定,由此产生关于文艺的人类性、人民性、阶级性、民族性、世界性等认识。社会生活的现实需要也就内在地规约着文艺在社会中有何功用的问题。文艺为谁而创作,文艺反映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革命作家,如何反映人民生活等等一个系统的问题链随之产生。而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逻辑都内在于文艺反映论的总阀之中。
    文学艺术作为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形式,能够通过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有效地实现对现实的批判功能以及美学想象与构型功能。恩格斯在致考茨基的信中说,“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14]恩格斯说的只是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进一步看,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则要如毛泽东说的那样成为“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15]。而社会主义文艺则要坚持为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反映社会生活,发挥其意识形态功能。
    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文学理论对文学反映论思想的发展和继承,是“通”与“变”并存的过程。例如,列宁、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仍然坚持马恩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强调文艺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但又对马恩并未过多涉及的反映主体进行了深入剖析,进而强调主体在反映过程中的能动作用。这些理论成果脱胎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又是对其的丰富和发展,与俄苏自身的现实环境和革命需要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列宁的反映论思想将反映论中的主体问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程度,格外强调反映主体的具体性和历史性的存在,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也切实地影响了苏联的文学理论建设与文艺创作实践。
    中国新时期文学理论界兴起的“审美反映论”,对文学的审美性和情感性等特点进行强调,这一主张丰富了我们对文学与现实之间关系的理解,是中国文学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贡献。总的来说,反映论所回答的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文学以怎样的方式掌握现实、文学创作中客观规律与主观创造的关系以及文艺的社会功能等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因而也可以说反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重要基石。正如王元骧所指出的,“反映论、实践论、价值论、本体论、人生论等”,它们“都是从能动的反映论亦即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中引发、派生出来的,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很难机械地划分为彼此独立的认识阶段,更不能理解为‘转向’。”[16]能动的反映论是这些一切的思想的起点并贯穿始终。
    立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反映论不仅把被唯心论颠倒的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拨去了长期笼罩在艺术起源问题上的种种唯心论、神秘论迷雾,重新界说了文学艺术在现实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多种联系和多重复杂关系中文艺的社会本性和本质,阐述了艺术和美起源于人类劳动与交往,从最根本的意义上为艺术找到了发生发展的根源,也为广大劳动群众指出了其所以受文化奴役的原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革命性在此得以凸显。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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