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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哈特曼在《荒野中的批评》里说：“德里达学派使我们面对着一个本质的问题。在‘批评的’活动和‘创作的’活动之间，或者在‘主要的’文本和‘次要的’文本之间特有的关系是什么呢？”[1] “批评的活动”和“创作的活动”，即批评写作与文学创作，它们的关系历来受到关注。在《批评的解剖》的导论和结论中，弗莱论述说很多人对于文学批评存有诟病，他说：“文学批评的对象是一种艺术，批评本身显然也是一种艺术。这话听起来，仿佛批评成了寄生于文学表现的一种形式，一种以业已存在的艺术为基础的艺术，是对创造力的间接模仿。”[2]批评家好像是一批文化掮客，是一群文学艺术的寄生虫，“有人把批评家的创造力贬低为生殖般的复制”，等等。不说这些观念如何，它们提示着我们去探讨文学创作和批评写作的关系。这两者有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或者说它们能否共生呢？——当然这里不是指批评家和作家的和气共生，而是这两种文体的共生。对于文体共生，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家似乎做得很好。刘勰《文心雕龙》骈体文形式，对仗、形象化等文学修辞丰富多样，它论说文的内容掩盖不了它文学的形式和风格。另外，其他一些零散的文论，比如诗话，比如元好问的《论诗十三首》……不过这其中多数的作者都属“文人兼文论家”，他们的诗论感性而零散。散文式的评论文章历来都很盛行，大众性的报刊杂志上较多的都是这种感性的散文式的书评、文学评论，这些都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它们虽是文学的，但却更多的是传统的，是所评对象文本的介绍性、阐释性感性发挥，它们是如哈特曼引用卢卡奇主张所言的：“……随笔还没有进化到足以获得它注定的形式：脱离质朴表现的——说教的、道德的、附属评论目的的——真正的独立自主。”[3]多数的随笔性散文评论，并没有自己的理论目标和审美标准，只是就事说事，非本文所谈论的理论生成和文学生产范畴。这里要讨论的是学院式的批评何以能够把批评和文学创作整合起来，它需要深刻的文学理论，甚至哲学，也需要“写作”式的文学生产。这种批评是“作为写作的哲学表达”，这种批评家是“写作的哲学家”，但这也不是像萨特这样的哲学家创作小说一样的，而是不离开阐释对象的批评生成，它向“诗”也向理论生成。 一、解构与生成 对于“解构”，今天我们用这个词的时候，绝大情况下都已经超越了德里达及米勒等人初始使用的“解构”概念。不过这句话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如果德里达、米勒等人对于解构有确定的边界限定的话，那么这似乎于他们不利，因为他们在反对定论，存有边界只会让他们陷入自相矛盾。不过，从德里达的文字出发，他所使用的解构与其说是我们常用的消解，毋宁说是对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质疑，对于差异的坚持探索，他在差异中寻求破解结构和在场逻辑的路径。而且，德里达也是有底线的，如陈晓明所言：“这种解构不是颠覆和拆毁一切存在事物，而是揭示出一种困难机制，不可能的形势；它不是虚无，解构不是无底的游戏，而是有其面向肯定性的底线，这与他后来要确认的正义、宽恕、友爱等等命题一脉相承。”[4]德里达的解构具有生成的向度，这种生成向度何在？在于批评的创造性路径选择。 艾布拉姆斯论述德里达解构批评时指出他的双重阅读：“德里达的双重阅读，阅读１和阅读２，实际上产生出两个文本。第一个文本，比如卢梭的《语言起源论》，对之他的暂时性的读法是接受将其印刷形式的开头和结尾行作为边界的标准惯例和立法。第二个文本的产生……这个第二文本‘不再是’特定作者创作出来的‘书写完成体’，而是总体上文本型的一个面相——属于‘一个区别性网络，踪迹的织物，无止境地指涉自己之外的某种东西，指涉其他区别性的踪迹’。”[5]这里艾布拉姆斯指出了德里达阅读文本的策略，第一种文本其实是惯常的批评文本，第二种文本则是德里达们所乐于的批评路径，即解构式的批评文本。解构批评是延异的、生成的，它废止了阅读中起作用的限制与边界，超越文本限度，也即继续生成。德里达在《论文字学》里对卢梭《语言起源论》的解构批评就是这种明显的双重阅读，阅读１是他不断地声称“卢梭确信”，阅读２是它不断地在《语言起源论》文本中寻找替补，发现不在场的在场，挖掘潜在文本／信息。德勒兹认为生成的同时性特征是逃避现在，是不在场的需要在场，在场的生成性特征是替补的欲望性。解构批评就是这种替补性欲望表达，是生成的需要，延异的必然，是对二元对立的冲破，以及逻各斯的变异。 方向红有专著来探讨德里达的“解构与生成”，他是从这两个概念角度分析德里达早期对现象学的批判。可以说，德里达的“生成”思想源自现象学，他对于胡塞尔现象学的批判，根据方向红的观点，是从辩证法角度进行阐释的，认为“胡塞尔的生成思想：一方面，生成即诞生，生成是瞬间的绝对产生或是不可还原到此前瞬间的瞬间产生，生成即创造，与其他存在者相比较是彻底的、自主的创生。…… 可另一方面，只有从本体论和时间的整体性的内部出发，这种生成才能得到理解，所有生成的产物都是已存在的另一事物的产物，由过去孕育并朝向未来。它的含义仅仅存在于语境之中，具有一种被包含的内在性，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经验生成”[6]。这里我们可以取这两方面的字面意思，“生成即创造”，“自主的创生”，以及“本质上是一种经验生成”。德里达分析胡塞尔的这种生成思想其实很好地说明了德里达自己及米勒等解构主义人士进行的解构批评，他们的文本是一种创生，批评对象（即文学作品）仅仅起到一个提供产生瞬间的前瞬间，它可以是由文学文本孕育，但它朝向一些新的东西，即朝向一种新的经验生成。比如德里达在论马拉美的文章中，它超越了传统从象征主义观念出发的批评，他从马拉美独特的句子、词语中“提取”论据，并认为马拉美的词语操作是一种“新逻辑”，并不是修辞批评所认为的语法和含义扭曲造成的句法效果，也不是批评判断认为的复杂意指性效果。德里达认为马拉美的所有文本，“即使在它组织得强有力的地方，意义仍然是不确定的；从此，能指不再让自己被横穿过去，它坚守，抵抗，存在，把注意力引向自己”[7]。总之，德里达的批评拒绝了象征主义的概括，拒绝了隐喻、转喻等修辞学分析路径，“经典修辞学家就像被解除了武装一样：我们面对的再也不是他所熟悉的基本的语义关系”[8]。论文最后德里达补充的一段括起来的话很有意思，他说：“或许本该谈斯特凡·马拉美。谈到他的作品，他的思想，他的无意识，他的主题，总之要谈到它似乎死也不想说的东西，谈到必然和偶然的游戏，存在和非存在，自然和文学，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9]德里达在这里揶揄了一下传统批评，德里达是创新的，他的批评思维不敢说超越，起码开辟了另一扇窗。对此，我们似乎可以借鉴艾布拉姆斯对解构批评的评价：“我依然相信，我们能从一个解构批评家对语言游戏特定方面的敏感中得益，他超越了新批评家的认识范围，尽管新批评家们的确深刻地开拓了我们关于文学文本中修辞表现的眼界。”[10] 二、批评与生产 要将解构批评同文学生产进行链接，对于“批评”和“生产”的探讨不可或缺。“批评”一词应用广泛，我们把它限定在文学批评领域。韦勒克从古希腊的“诗人兼批评家”、修辞学家、诗学、文法学家到美学、“文艺科学”直到二十世纪的新批评和弗莱《批评的解剖》，进行了专门的文学批评研究，他但他并没有给批评下什么定义，如他最后总结道：“我们可以帮助分清不同的意义、描述各种语境、澄清一些问题并提出新的区别，但却不能为将来立法。”[11]“批评”在各种历史环境、语境下有它的特别针对性。不过对于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学批评，基本是指萨义德所概括的四种：“一是实用批评，可见于图书评论和文学报章杂志。二是学院式文学史，这是继十九世纪像经典研究、语文文献学和文化史这些专门研究之后产生的。三是文学鉴赏与阐释，虽然主要是学院式的……四是文学理论，这是一门比较新颖的学科。它作为学术界和普通人们的引人瞩目的讨论话题而出现在美国，在时间上晚于欧洲:例如，瓦尔特·本雅明和青年格奥尔格·卢卡契等人……”[12]解构主义批评应该属于文学理论，但它也是文学阐释。哈特曼认为“当代批评的目标在于一种有关不确定的解释学”，[13]认为古代经典著作以及《圣经》都“吸引着批评回到解释学领域中去”[14]。解构批评也是一种解释（阐释），尽管它采取的是德里达哲学式解读或者保罗·德·曼寓言式解读，这种解构的文学理论也是一种文本阐释，当然也是学院式的。因此，萨义德尽可以这样分类，但实践中的文学批评是跨越其类别的，交叉、互涉。文学理论既作为一种理论，也作为一种阐释的路径。德里达的解构把文学彻底地敞开了，也把哲学与文学的界限取消了。理查德·罗蒂指出德里达对哲学的所作所为，认为他的这种写作“或许就是不再与哲学对立的文学，含有和包括哲学的文学，被立为一种无限的、未分化的本文织体之王的文学”[15]。德里达的《丧钟》被认为是文学批评文体的危机，同时也是文学的危机，它“通过紧密结合哲学论文、用修辞手段精心完成的作品和文学批评，评论变成了文学”[16]。这种文学批评“中和”哲学和文学，不仅是观念上，而且是文体上。批评文本文学化，却也不失哲学/理论的深度，这种批评不再能认为是寄人篱下、寄生在文学底下的赘肉了。它也不仅仅是弗莱极力主张的对古老文学的理解上的更新，而且是文学批评本身在文体和观念上更新。 生产这个概念必然让我们想到马克思。童庆炳的文学理论在“艺术生产论”小节中对马克思的“艺术生产”作了三种意义上的解释，他的意义太宽泛，我们只取文学生产作为精神生产、作为文学创作的含义，这里也不涉及“西马”中本雅明、马舍雷及伊格尔顿等人的文学生产理论观，无关乎意识形态分析，这里的“生产”是德里达分析胡塞尔时使用的“构成性”意义：“他（胡塞尔——引者）得开辟一个哲学注意力的新方向并让一种具体的但非经验性的意向性、一种‘构成性的’‘先验经验’被发现，所谓构成性，也就是说它像全部意向性那样，同时既是生产性的又是揭示性的、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17]生产意味着发现，具有意向性的意义或者经验发掘，这种意向性是“生产性的又是揭示性的”，它不仅仅是结构对应式意象性意义生成，而且是撒播式的生产性意义，是主动的意向性延异，是“怀疑主义式的生成描述”[18]；生产同时也意味着再生产，这是因果论和自然主义观的生成描述，依赖于一定经验的再生产，这种生产揭示意向性，却也主动地延异、撒播，这里的“再”是克尔凯郭尔意义上的“重复”概念，“向往重复的人则是另一种人，他越是能强烈意识到重复，他就越走向深刻”[19]，这种生产/再生产是多层次意向性撒播的经验生成和揭示，这种构成性生成主动挖掘哲学意义上的新方向，也被动地再生产着原文本，这种“重复”走向深刻，走向延异之路、撒播之径。 本文使用的“生产”（produce）与“生成”(becoming)意义相近，不过它们还是具有差别。“生成”是对差异的强调，而“生产”是对发现和再生产的强调，生产也有生成的涵义，生产是一种触发机制，生成是一种欲望机器。触发机制是此在的意向性发挥，需要“再生产”伴随，是外在性的。欲望机器是此在的逃逸，是自发性、内在性的。“德勒兹和加塔利后结构主义俄狄浦斯批判分为内在批判和外在批判两方面：内在批评旨在于阐发‘欲望生产’；外在批判旨在于阐发‘社会生产’。”[20]批评更多是属于内在性的意义生成，相对于其他批评，它又是生产性的，尤其是解构批评，它的意义生成拒绝了封闭和边界限定，它生成着外在于对象的批评文本，也生产着全新概念上的批评文本。德里达的延异对于批评对象来讲，是生成性的，是欲望机器的逃逸式生成，它逃逸对象，趋向差异。这差异是对于对象文本的摆脱，也是对于一般批评的超越，它进行文本生产，这种文本是文学性的，也是批评性的，尽管不是“纯批评”（如果存在纯批评的话）的，也不是“纯文学”的。它具有哲学/文学理论的深度，也有文学语言的生动。前者逃逸文学，后者逃逸理论；前者生成概念，后者生成文本；前者生产意义，后者生产文学，它们交叉进行。解构批评，尤其是德里达《丧钟》式的解构批评，把内在的生成和外在的生产进行了熔炉化，统一进一个文本，这种尝试值得进行意义挖掘。 三、解构批评与文学生产 我们回到哈特曼，到目前为止，他对批评作为文学创作观点的论述最为鲜明。哈特曼替文学研究/文学批评进行的辩护就是从这种富于创造性出发的，他对于批评的理解进行了同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结合在一起的尝试，认为“应当把批评看作是在文学之内，而不是在文学之外”[21]。批评和文学艺术一样，它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经历了新批评对于文本的细读，为何不可对批评加以细读呢？文学批评不满足于解释和介绍，当今的文学理论批评不再可能满足于隶属于文学文本，它还积极地争取着独立，甚至改造、扩展文学概念，它的阐释和批评内在地要求着创造性的突围。把批评文本进行文学文本式的细读，这样可否在批评文本中发现一些富于创造性的文学语言？总之，哈特曼指出，我们应该把细读扩展到批评和批评文章方面，包括发现其中的语言问题；我们需要对批评进行一而再再而三地思考，“这种再思考本身就是创造性的”。哈特曼说：“在研究和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这种再思考是一种对于非真实的事物的存在和对于关于存在的虚构的一种细察。”[22]对批评和批评文章的细读/细察，这是文学份内的事情，也是哲学反思性的。在批评的过程中，也即是创造性的发挥过程中，哈特曼发现了把自身作为先驱者进行研究的必要性，这样，荒野不再是绝望的荒野，而是富于创造性批评的希望之乡。 哈特曼提醒我们要时刻重视创作与批评的关系，他分析这种关系的重心放在了“创造性批评”方面。理解性的批评帮助我们理解虚构所能具有的迷人特征，它揭露文学作品的矛盾和含糊其辞，增加了读者的理解性，却也减少了作品的可读性。理解性的批评尊重并且积极挖掘文本的多样性解读，它应该寻找不确定中的确定。而且作为当代批评，它还需要摆脱仅仅作为批评对象的外在文本的身份，它需要积极地进入文本，既解释文本也解释自身。当代批评，尤其是解构批评，它融合创作和批评，是一种富于创造性的批评。解构寻找差异，差异的题中之义即为创造性，它是超越文学批评界限的批评。这种批评可以呈现出散文的特征，它是纯理论的，它利用自己的文本力量，去考察创造性，去发现批评对象的限制性所在，它不是去完成、说明或者具体化现存文本。[23]《作为文学的文学批评》分析了批评的随笔如何表现文学性后，转入德里达《丧钟》的分析，为了阐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作为文学，哈特曼探讨了《丧钟》如何让文本渗透着热奈特和撒播概念，以及揭示“写作的本体论神学”[24]。对德里达《丧钟》的细察后，哈特曼在文章结尾处说：“任何重要的美学都将证明是一种X学，这里，X表示从一个先前的体系被排斥的、而现在则被重获的某种事物。”[25]《丧钟》就是这样的一个X，它把遭排斥的事物超越界限，把遭排斥的文学批评超越批评进入文学。这种重获是反讽性的，它创造了自己的文本，在被排斥的语境中超越排斥者设定的界限，进入排斥者行列，这不是反讽是什么呢？ 总结 解构主义拒绝中心、终结、源始等带有定论的概念，艾布拉姆斯始终都警惕着这点，在他的《解构的天使》一文中，开头就这样声明：“尽管如今对我们的警告是慎用起源、中心和终结之类的字样，但我仍得冒险声明……。”[26]这样警惕地开始他对希利斯·米勒批评的反驳，也就可想而知，我们现在的批评需要多么地小心谨慎，定论和判断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在批评家的眼中文学与理论要么是派生关系，要么是对话的互涉体，当然解构主义的批评观把批评与文论都放置在文学范畴了，哈特曼就认为：“我们把文学的概念弄得太狭窄了。”[27]不管文学概念的边界究竟何在，对于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来说，他们的这种发挥确实可以读作文学作品。这些阐释作为经验的添加，这对于实用美学观来讲，似乎可以看作一种创作，一种经验的更新。解构主义批评作为一种文本，它不是纯批评的，它的发挥超越了共时性的评论文本，它是共时和历时信息参差着，它的文本显得“天马行空”（米勒语）。阅读这类批评文本，读者需要的是罗兰·巴特的观点：“既然我在此时隔二道读者，我就需转移我的立足点：不是让自己成为这批评之悦可宣泄的对象——错失此悦的必由之路——，我当使自己作此悦的观淫癖者：我偷窥他人之悦，我处于反常状态；于是，评论在我眼中成为一文，一小说，一裂开的外衣。”[28]解构主义的批评文本，是典型的文本生成，它“含义丰富而多样”（施莱格尔语），它是德里达所言的“网眼”——“网线在手中飞舞，无休止地织出一个又一个网眼”[29]，它也可以看作小说一样的文学作品。解构批评如文学生产，再生产着另外一个文本世界。解构主义的批评文本也是裂开的外衣，它提供多样性，生成着逃逸性文本，是欲望，也生成欲望。这种寻找差异的批评使它富于创造性，这种创造性使它逃逸了文学批评，生成着文学作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