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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五四运动100周年。恰逢几个重要的时间点，2019年的中西美学、文论研究在总结经验、反思教训、展望未来的基础上，还多了一些更为深入的成果，学者们有的对中西经典做出新的解释，有的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做出新的开拓，有的对前人提出质疑，有的则深入到历史语境的细处，找寻事情的真相，有的则直接运用理论解决现实问题。 一、将现当代文论、美学历史化 当下永远是历史的延续，历史的意义也始终在当下。中国的现当代是中国逐渐走向现代化的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因此，中国现当代文艺学发展史对于今天的文学理论批评来说尤其重要。建构当下的文学理论批评既要面对当下文学实践，又要从现当代文艺学史中吸取经验教训。 在高建平看来，革命时期的文艺理论资源、苏联文艺理论资源、西方文论资源与中国古代文论资源都很重要，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同样需要，“规训”与“解释”各有作用，关键要看能否面对文学实践。（高建平：《资源分层、内外循环、理论何为——中国文论70年三题》）蒋述卓也是以这样的眼光来考察新中国70年以来“话语选择”之得失的。他认为，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文艺理论之所以能取得一些理论建树，乃是因为“在引进与消化西方文艺理论的话语时，中国学者也在与西方话语的对话中进行了本土化的尝试。”（蒋述卓：《70年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四个问题》）而所谓本土化的尝试即是根据当下实践作出改变和创造。 杜卫则强调文艺美学的中国现代资源和现代传统。他认为文艺美学“应该继承中国现代美学融合中西、建构本国美学理论的精神，接着中国美学的现代传统做下去。”（杜卫：《文艺美学与中国美学的现代传统》）而中国文艺学的现代传统，在杜卫看来是既融合中西理论又重视当下实践的传统。王一川从改革开放以来文艺美学经历的“美学论”“文化论”“语言艺术论”三次转向来看文艺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他认为，文艺美学要回到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初心上，既要重视文学的审美特性，又要重视文学对于其他艺术，甚至整个文化的重要的引领作用。而且，在他看来，这种导向符合我国自古就有的诗性文化传统。（王一川：《回到语言艺术原点——文艺美学的三次转向与当前文学的间性特征》）重视文学的审美性，又重视其不同于西方文化的重要的文化引领作用，这样的结论也只能从中国的文学实践当中得来。 历史的意义在当代，但我们却不能凭借着当代的需要，去任意解释甚至虚构历史。因为这样的历史既不真实，也由于没有现实和存在逻辑而失去了对于当代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在对于历史的去伪存真方面，在将历史客观化方面，以上几篇文章也做得很好。 二、将中国文论、美学范畴上升为一般理论的尝试 建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话语体系，一个重要的路径和做法是从中国的文学艺术实践当中总结、归纳出一些概念、范畴，并将这些范畴上升为一般的理论。由此构建出来的理论不仅应该能解释和指导我们自己的文学艺术实践（尤其是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而且还应该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解释一些文学艺术现象，并成为世界性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的重要参考和组成部分。这样的工作需要由许许多多具有理论思维的学者来完成，2019年的文学理论批评研究，便有一些这样的成果。 薛富兴运用康德的审美判断力思想，将古代美学中的“品”上升为一个审美判断的普遍性范畴。在他看来，“‘品’既体现了显明的中华文化个性——审美判断对饮食消费行为（品尝食物滋味）之根源性依赖，因而具备浓郁的感性特征；它同时也代表了古典审美的精致化——对特定对象审美价值质与量的细腻体察与鉴别，因而呈现出突出的理性特征。”因此“可以走出中国美学，进入美学基本理论，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学理意义的基础性审美范畴。”（薛富兴：《品：一个关于审美判断的普遍性范畴》）庄威则借助于康德的“共同感”探讨了中国思想中的“情”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情’恰好具有事实和情感的二重性，也具有沟通感性和思维、个人和公共性的同等效力，尤其戴震提出的‘情理相絜’的思想，可视为在中国思想里沟通实践、审美、伦理和政治诸领域的先验公理。”（庄威：《论康德美学中的“共通感”思想及其理论效应——兼及中国思想中“情”的问题》） 张江等人为建立起“阐释学”的中国学派，在今年所做的努力属此种路径。在《“解”“释”辨》中，张江辨析了“解”“释”“诠”“阐”在汉语语义上的联系和区别，得出结论说：“选择并确定以‘阐释学’——而非‘诠释学’，更非‘解释学’——为当代中国阐释学总称谓，是必要且充分的。”李春青认为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需要深入细致地梳理、分析中国古代丰富的阐释学思想与实践，为此，他考察了先秦儒学阐释学理论及其实践。他认为，“孔子之‘述’、孟子之‘说’、荀子之‘辨说’均含阐释之义。”不仅如此，在李春青看来，“儒家的阐释活动以为天下制定价值规则为鹄的，所以从一开始就具有‘阐释的公共性’特征。”（李春青：《论先秦儒学阐释学的理论与实践》） 当然，建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话语体系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路径或方法，就是把西方或外来的概念、范畴、理论做出一些改变，以便同中国的文艺实践相适应，即将它们中国化，从而产生出新型的概念、范畴和理论。而且这两个路径在具体的实践当中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在构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话语体系中，如果坚持这两种路径的结合，像李泽厚等人所做出的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成果仍会出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