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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清朝为了更好地统治边疆地区和各附属国，建立了年班制度和朝贡制度。朝廷不定期派遣八旗官员到边疆地区安抚或巡视，委任八旗官员到边疆地区任职；到藩属国对国王、王妃、世子等颁发诰命、印章，进行册封。这使八旗官员特别是满族官员有机会领略到边地或藩属国奇丽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从而创作了大量的纪程诗。近代满族纪程诗就是其中的组成部分。这些诗歌广泛地记录了出使地域的山川地貌、季节征候、风土人情，留下了珍贵的文字材料，不仅具有少数民族史料价值，也具有文学价值，丰富了满族文学的书写内容。 关 键 词：近代纪程诗/“内藩”/“外藩”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满族文化与近代满族诗人群体研究”(项目编号：J11WD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郭前孔，济南大学文学院。 清代是我国大一统多民族融合的朝代，在这个时期，各民族居住在这个空前庞大的版图之中。清廷将统治的重心集中于中原的汉民族，以求得对汉人的有效统治；其次是加强对外藩的控制和管理。清朝将国内边疆地区以及境外部分国家视为“外藩”，又将“外藩”划分为“内属外藩”和“境外外藩”两个层面。“内属外藩”包括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境外外藩”包括朝鲜、越南、琉球、苏禄(菲律宾)等附属国。清朝针对内属外藩，创建了边疆民族首领朝觐年班制度；针对境外外藩，延续了前代实施的朝贡制度，但两者有本质的区别。整个统治政策如同圆周，由统治中心一层层向外延伸开来。北部和西北边疆地区始终是清廷关心和瞩目的重点区域。与其它朝代不同，清代完全将边疆地区视为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并设置了行政区划，制定了比较系统的行政管理制度，实施了有效的主权官理，建立了军府制度、盟旗制度、伯克制度、土司制度、噶厦制度等，体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隶属关系，这对控制和稳定边疆发挥了极大作用。在这些制度之外又制定了朝觐管理制度，而其核心和重点又是年班制度，即边疆地区的王公，分班轮流进京朝觐庆贺元旦之礼，故称“年班”。对此制度，《清稗类钞》专门加以说明，其“朝贡类·年班朝觐”条云：“蒙古内外札萨克、青海、伊犁、科布多、察哈尔所属各旗，回部等处汗、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塔布囊、公主子孙，及奉天、热河、五台山内外札萨克喇嘛，四川土司等，均有年班朝觐之例。逢元旦进内，行三跪九叩礼。皇帝临幸各处及内廷宴赏，则又有跪迎跪送跪受等礼。”①此外在皇帝大婚、皇上、皇太后万寿、皇帝行围、出巡、冬至节等，都可以亲自或遣使朝觐。而清廷也定期不定期地派遣官员到边疆地区进行安抚或巡视，以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如顺治十三年(1657)八月一日，顺治帝“遣官赍敕慰谕”蒙古科尔沁等部首领时云：“你们自太祖、太宗之时，就诚心效顺，结为姻娅，请为屏藩。太祖、太宗就崇以爵号，朝觐往来，时令陛见。但朕自亲政以来，到现在六年，未得一见，盖因地广事烦，万几少暇，总想到尔等效力年久，战伐多功，担心有诚意不得上通，特遣使赍敕，赐尔等缎匹，以谕朕意。嗣后有欲奏闻的事，即行奏请，朕无不体恤而行。朕只想致天下太平，你们心怀忠直，不忘太祖、太宗历年恩宠，我国家世世为天子，你们也世世为王，享富贵于无穷，垂芳名于不朽。”②对于“境外外藩”，清朝并不将其作为一个行政区域，而是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藩属国必须奉宗主国正朔，按照既定礼仪称臣纳贡，实行朝贡制度；而宗主国则向其国王、王妃、世子等颁发诰命、印章，承认其正统合法地位，并使之得以延续。 从整个清代来看，无论是“内属外藩”还是“境外外藩”，他们与中央政府都保持着密切联系，当然，前者较为紧密，后者则相对松散。双方都存在着双边关系，而非单一关系。朝廷派遣官员不远千里出使外藩，使官员有机会看到和了解到迥异于内地的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这些官员主要是八旗官员，因为按照清廷的政策，藩部和内地行省实行双向隔绝和封禁体制，形成了两大相互封闭的系统。在官员任命上，外藩地区的贵族和官员不能到各行省任职，汉族官员也不能涉足外藩地区的行政管理事务，不能在民族聚居区担任官职。③另外，清代实行官缺制，边疆大吏如驻防将军、副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又由旗人特别是满洲旗人专任，汉人是不能被派往边疆或到边疆地区任职的。而被派往出使外藩的八旗官员，都被要求将行程写成书面报告呈给各旗都统或朝廷，以供朝廷处理外藩事务作参考，这就产生了独具特色的“游记”体，有的是以日记的形式记录行程，有的则是以诗歌的形式记录行程。以诗歌形式记录行程和途中见闻的称呼不一，或称之为“纪程草”，或称之为“纪事诗”，大多数称之为“纪程诗”。因而，在此将这类诗歌统称为“纪程诗”。大量纪程诗的出现，不仅丰富了满族文学的书写内容，也成为八旗文学有别于汉族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近代满族纪程诗创作概况 根据恩华《八旗艺文编目》④统计，清代有关边疆地区和藩属国以及欧洲的游记共四十五种，道光以后共有三十六种，其中纪程诗八种(见下表)：  除上述专集外，笔者翻检近代满族诗人的别集，还发现不少散落其中的该类诗⑤，计有：  从以上两表可以看出，记录前往蒙古的纪程诗最多，占多数，盖因满、蒙亲合，清廷与蒙古各部关系密切。⑥记录朝鲜的有三部，出使青海一部、新疆一部、西藏二部。其中，斌良最多，有七种。 严格意义上或曰标准的“纪程诗”，笔者认为要具备两大要素：其一，有较为详细的时间和行程纪录；其二，以诗纪录或写景述怀。大致可分两类：第一类奉命出使，就具有纪程诗的这两个特点，如魁龄《东使纪事诗略》，交代作者作为正使于同治五年(1866)七月初四日奉旨前往朝鲜册封王妃之事。每天的行程、事务、见闻都一一用散文体加以记录，并写诗纪事吟咏；第二类有的是奉命出使，有的是任职或者出差见闻，也不用归来进行汇报，如景廉《度岭吟》就没有时间和行程记录，只是吟咏途中奇山异景，诗中注释事件与简介景点等。其前言云：“途中无所事事，日唯与管城子相周旋。归检行箧得诗三十余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手录以存用志鸿爪。”写诗仅是为了打发途中无聊时光而已，并无规定任务，行踪地点基本明朗。 清代出使或任职边疆民族地区，早自顺治年间。其目的是清廷安抚民族地区的王公大臣或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定局安边。这一点，时人早已指出，如何乃莹序延清《奉使车臣汗纪程诗》云：“车臣汗为外蒙古东路部落，即秦汉时所谓匈奴，唐宋以来蠕蠕突厥之类是也，代为边患。至我朝圣武神功，超越前代，内外蒙古莫不服从圣教，而朝廷所以御之者，亦有以慑服其性而感化其心。子澄之奉命车臣汗，赐奠也，所以柔远而感化其心也。”⑦出使主要是贯彻朝廷的扶绥政策。也有发挥“诗可以观”的作用，让使臣借出使之机观俗采风，如陈康祺《郎潜纪闻四笔》卷十一“朝鲜采风录”条云：“康熙十七年，命一等侍卫狼瞫颁孝昭皇后尊谥于朝鲜，因令采东国诗归奏。副行人孙致弥，遂撰《朝鲜采风录》，诗多近体，其清丽芊绵，不亚宋、元传作。渔洋尚书录取数十首。盖天朝文物之盛，远被东藩矣。”⑧既然“诗可以观”，那么在文人笔下呈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行程的单纯记录，这些颇具奇风异彩的异域自然风光和风情民俗，自然被染上浓重的审美色彩，具有浓厚的文学意味。允礼在《奉使纪行诗》序言中就说：“雍正十二年冬，余奉使泰宁，计程凡五千九百余里，往返仅六阅月，又以其间校阅燕晋秦蜀之兵。其余计日按程公馆，严肃有司，旅见旅退，虽欲问民之瘼，察吏之疵，而诹谋询度，其道靡由非独，时有不暇也。唯是所过名山大川、雄关重镇，俯仰形胜，辄追念祖宗奕世之威德，抚古圣贤豪杰遗迹，则忾乎想见其为人，赋诗言志，往往流连而不能自己。其他岩崖洞垒、幽遐环谲之观，风雨晦明、物序旅怀之触，有会而作，亦间侧其中。至于圣恩优渥，寻常在途，复颁训旨，慰谕谆谆，赍赐频仍，传车相踵，瞻望辰极，激忱时结，则大雅所称‘永怀’者，盖信有焉。返后逾月，偶检前稿，编而录之，因为序其雅略如此。”⑨除了政事之外，出使或任职途中的名山大川、地势形胜、名人古迹都是文人格外关注的诗料，也拓宽了文人的风雅之举，有利于诗人才情的发挥，所谓“江山之助”。关于游历与诗歌的关系，诗史上有诸多表述。清代满族文人也认同游历与诗歌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文昭《古瓻集》自序云：“余益肆力为诗，而诗往往不工。然以余闻，古之能诗而工者，盖未有不出于游，李、杜、韩、苏诸公其大较矣。余才不逮古人而志窃向往，重以典令于宗室非奉命不得出京邑，故间有所游不过郊坰而外，乘一  屐，尽日辄返，夫所谓高山大谷、浦云江树之属，举足助夫流连咏叹者而顾未尝一寓于目。诗之不工，抑又何尤耶?”⑩作为著名宗室诗人，其于两者的关系有着深刻体味，对于有行为限制的京城满族人来说，充满奇异风光的“外藩”地区，其魅力之大是可以想见的。(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