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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青年形象，《创业史》里的梁生宝、《人生》里的高加林、《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里的涂自强，他们身上凝结着作家对当时的时代现实和青年命运的深切思考，并且主要是男性青年的奋斗及其有效性考察，是“失败者”之歌。 而付秀莹的长篇新作《他乡》关切的是当代女性青年的奋斗与成功，注重个体内部的心路探寻和精神成长，因此更具独特性和当下性。从芳村到小城、从省会城市到首都北京，翟小梨的奋斗轨迹是一个由乡而城、从下到上的突围过程，更是一个农村孩子通过读书求学、勤奋打拼终于改变命运的成功典范。翟小梨的奋斗历程也因此具有一种普遍性和励志性。 1 在多重视角中展开对比、对话与对峙 《他乡》的叙事更像一种倾诉体，仿佛那个讲故事的人夜深人静在围炉边缓缓坐下，追昔抚今，细腻琐碎，自我剖析。这来自内心的遥远回响与浅吟低唱，有女主无尽的“顾影自怜”与怀疑自审。是在追溯与辨认的过程中身临其境，把以前的生活种种重新经历体味一遍。追溯过往、敞开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曾有的伤害与痛感，亦会在隔空的想象对比中愈加强烈。《他乡》于是在多重视角中展开对比、对话与对峙—— 一是城乡之间的对比。翟小梨从生命的起点不断往外走，从故乡走向“他乡”、从芳村走向城市。在这一进程中，尤其是在对婆婆一家人的观感中，她真切地感受到了城里人的体面、风雅、自如，以及他们的市侩、冷漠和距离感，这些对应着芳村人的朴素、实诚与温情。 二是现在与过去、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对照。在对翟小梨生活情感经历的追忆中，有无数的“多年以后”与“假如当年”，这是作者情不自禁地反身打量与跳出感慨：在对过去的重温想象与代入感中，作者付秀莹对翟小梨充满了无尽的怜悯、疼惜、伤感，以及反复地自我辩解、怀疑与反思。“多年以后”是马尔克思《百年孤独》式的宿命意味，“假如当年”是时不重来的无从选择。翟小梨在与过去的反观对话中，更加认清了来路与自我。 三是主体与插入部分的互文性。小说主体是以翟小梨为视角和线索，讲述个人经历感受，另外还插入了7个短篇小说：以翟小梨身边的人物为视角，讲述各自经历及跟翟小梨的交集，从而与主体之间形成某种对话或对峙，补充或消解。自我体验与他人视角带来的复调性和多声部，文本参差对照形成的叙事张力，让人物与故事变得更加立体丰满而有层次感，也增加了小说叙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2 感受蜕变，也逼视内心 《他乡》与其说是对女性的内心情感进行艰难的自我检视与暴露，不如说是对女性的时代处境有着刻骨铭心地感受体察。它让我们看到一个农村孩子，一个知识女性，在城市里、在男性社会，奋斗与成功的殊为不易，看到一个女人在工作、家庭、两性情感及精神追求上的各种困境。芳村出来的翟小梨是一个好学上进、蓬勃热情的女孩，然而高考失利，她以灰败的心情到一所不知名的大专上学，遇到了自己的初恋——来自省城的男孩章幼通。 大学毕业后，为了爱情，也为了城市户口，她和幼通结婚，并要因此忍受来自城市家庭的种种冷遇与漠视，傲慢与偏见。贫贱夫妻百事哀，城市与婚姻生活的新鲜劲儿过后，翟小梨很快陷入生活的各种泥淖：找工作的不易、丈夫的消极无为、经济的困顿、孩子带来的忙乱，以及经常性的寻求资助与相伴而生的屈辱感。这个多处求告无门甚至给丈夫下跪的女人，完全是在现实生活的倒逼下凭着一股不服输不认命的狠劲儿，咬牙挺身而出，为家庭和自我蹚一条出路。她考上了北京一所大学的研究生，把自己从人生的泥泞中拽出来，也赢得了家人对她的刮目相看。 重回大学校园生活翟小梨感到单纯而美好，然而内心的孤寂与找工作的压力倏然而至。她开始跟社会上各种人士交往，潜意识里也是想为留在北京和内心的情感寻找出口。于是有了跟老管之间的婚外情，并因之与幼通发生抵牾撕裂。然而除了短暂的欢愉与慰藉，这段感情最终带给翟小梨的只有苦涩和伤害：她不知道这个精明、上进、老谋深算的上海男人有没有真正爱过她，她终究接受不了他在职位晋升中不择手段的真相……小说的最后，翟小梨凭借自身才能终于在城市站稳脚跟，饱经生活沧桑、内心千疮百孔的她选择回归家庭，与生活和解。这时候的她已然拥有了中年心境：成熟、理性又心平气和。 《他乡》是关于女性的精神叙事，是女性意识的成长以及对自身弱点的审视。翟小梨是一个多么坚韧好强的人，有人生的梦想并为之百折不挠，这是她在城市生活中的制胜法宝。她怀揣着法宝上路，不断沐风栉雨，又不断发现自我；感受蜕变，也逼视内心。比如女性的依附性，当翟小梨踏上城市旅程，陷入一个个人生困局的时候，总是把男性作为抓手或救命草，然后又发现其不可靠；比如翟小梨自私、势利、沾染城市恶习的一面，在身边人的镜像中得以显现；比如女性隐秘的内心欲望：疯狂、冒险、放纵、不管不顾，这主要体现在她与老管的婚外情上，像是一个憋屈太久、溺水太深的人，要急于浮出水面大口喘气。还有章幼通的姐姐，持久地活在家里的阴影和对婚姻的恐惧之中；幼通的母亲一生都以仰望顺从的姿态围着丈夫打转，都是丧失自身独立性的体现。只有在经历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锤炼，翟小梨才滋生出真正的女性意识，在男性社会里自强自立，甚至改变了整个家庭的命运。 3 在茫茫人海中寻找知己 回头再看付秀莹的“他乡”用意，它是城市化进程中无数背井离乡者奋斗打拼的现实场域，也喻指城市生活带给无数人心灵的无所归依和精神上的漂泊无根感，它更深刻揭示了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追求上女性始终难以逃离的“他者”处境。所以，最终获得世俗成功的翟小梨，内心的苍凉感不言而喻。现实生活遇到的各种难题只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还有她一直不被理解的内心孤苦和无法满足的精神需求。 换言之，翟小梨孜孜以求的，是要找一个真正懂她的人、一份真正的寄托，否则她情感无所依靠，灵魂无法交付，精神无从慰藉。可是好难，无论亲人、爱人、朋友，总会有这样那样的误会、隔膜、嫌隙。翟小梨一路寻寻觅觅、磕磕绊绊、声嘶力竭，最后归于云淡风轻，仍然要在这偌大的世界、熙攘的人群中喊一嗓子。 小说结尾那封给“亲爱的某”的信，正是女性情不自禁的心声袒露和强烈呼唤：给亲爱的自己，给无数的同伴，给理想的读者，给生命的过客和心灵的树洞，给“无数的人们和无穷的远方”。就像付秀莹自己所说的，“要在茫茫人海中寻找知己”，在一切不可能中寻找可能。 4 “他乡”处境及“他者”命运 作家如何在小说中打开自己，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尤其是对于要把自身血肉打碎、融入其中的“内转”小说，尤其是在充满各种提防的时代。一方面他要运用自己全部的经验、认知和储备，满足个人倾诉、暴露与省思的冲动；一方面又出于种种考虑，要把这打开变得曲折、隐晦和矫饰，要借助虚构与想象为自我的融入与呈现披上神秘的面纱。小说是一扇虚掩的门，作家把自我隐藏在门内，等待有心人去发现、走近和打开。 詹姆斯·伍德在《最接近生活的事物》一书里认为小说“被用来保护有意义的真相”“小说来自于历史的缺陷。小说想要拯救那些历史从未能记录下来的私密时刻”，它“增加了所有虚构生活的双重性：见证另一个人拥有那种自由，就是有一个同伴，就是有其他人向你吐露心声。我们在相互分享的同时也相互审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小说是多么必要而丰富的存在，作家可以藉此安全地说出真相与隐私，把难以启齿的内心体验袒露或伪装于人。 而女作家在小说中的自我投射与敞开会更加艰难：不仅要承受读者对文本呈现与作家自身之间的直接对应与虚实揣测，还要承受性别所带来的被窥视、猎奇、欲望化，从而有可能沦为被观看的他者命运。以此反观付秀莹在《他乡》的自我投射，以及接受现状，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关注焦点会放在作者与女主的关系探究上了。《他乡》接受上的重心偏移，对主人公身份的追问，对“是”与“不是”的无尽纠缠，其中所内含的文本张力、读者趣味抑或宣传策略以及个中微妙之处，已经溢出了文本之外。它成为一个饶有意味的接受现象，亦让人再一次为文本内外的女性处境无限感叹，就像《月亮与六便士》开篇所说的：“把灵魂的秘密呈现出来，像一份标准的献祭”——献祭给过去的自己，献祭给自我的成功和逝去的爱情，也献祭给女性的成长和这个置身的时代。 不管付秀莹在小说中如何自我投射与检视，敞开与掩饰，撕裂与整合，翟小梨都已经不仅仅是她自己，也不是她一个人的翟小梨了。她是时代之下的我们每一个女性，以及女性始终难以逃离的“他乡”处境及“他者”命运。因此，付秀莹的真诚和勇气、无奈与痛苦，都让人深深敬服并感同身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