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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瞿秋白文化领导权文本阐述特点 从前三个阶段来看，瞿秋白“大众文艺化”系列文本对文化领导权的阐述具有如下两个特点。 1. 苏俄标杆色彩鲜明的借鉴性 瞿秋白早在1923年在《赤俄新文艺时代的第一燕》中就认为“俄罗斯革命不但开世界政治史的新时代，而且辟出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俄国革命的文化事业，从此更无限量，是世界人类生活之艺术化的先河”。[9]正因为这种深厚的苏俄文艺情结，进入文艺大众化讨论的瞿秋白，在1931年12月6日《斯大林和文学》中直接呼吁“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队伍——苏联无产阶级的文学斗争应当是我们的模范。读者对于苏联普罗文学运动之中的新的任务，应当深刻的去了解。应当会应用他们所研究出来的原则到中国的普罗文学方面来”。瞿秋白进而在1932年1月16日的《苏联文学的新的阶段》中认为：“现在……是已经肯定了马列主义文艺的总路线，反对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种种反动动摇模糊的倾向，而展开文艺之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10]这个结论，其实就是1931年9月俄普联总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决议案中“布尔塞维克的大艺术”任务——尤其是第一个具体表现“苏俄普洛文学领导权的斗争的前进”——的全盘接受和照单移用（这种照单移用也同样呈现在另外两个具体表现任务上）。 2. 逻辑严密带来的系统化 认识到上文所指出的瞿秋白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理论阐述系列文本呈现持续性、动态化特征后，并以此进入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欧化文艺》、《大众文艺的问题》这3个文本的动态细读中后，才能理解得到：茅盾质疑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而作的驳难文章《问题中的大众文艺》，瞿秋白以《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进行反驳时，“先扫除几个‘误会’”后重申他自己《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这“第一篇文章”的主旨：“还是我第一篇文章里的话，最足以明显的确定的表示我的主张：创造革命的大众文艺，在这个过程中去完成劳动民众的文学革命，造成劳动民众的文学的言语。这是我第一篇文章的主要意思：大众文艺运动和新的文学革命联系起来”。[11]事实上，《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以“用什么话写？”、“写什么东西？”、“为着什么而写？”、“怎么样去写？”、“要干些什么？”5个清晰二级小标题建构全文，《大众文艺的问题》也以“问题在哪里？”、“用什么话写？”、“写什么东西？”、“前途是什么？”4个清晰的二级小标题建构全文，逻辑结构足够清晰。其中谈及“五四”后的“文学革命”发展到“革命文学”首先要明白大众文艺应该用什么话来写，这是一切问题的先决问题。但尽管如此，瞿秋白基于三种压力短期内喷薄而出的过于庞大且繁复的三个层次级理论不仅掩盖了其二级理论，甚至更掩盖了其一级理论以至于极易令人眼花缭乱，已经令时人多有“误会”，从而使得他自己不得不申明其文章主旨。  从宏观上来讲，瞿秋白这时期诸多论文极有相互参证、互有补充的特点，或者说，只有把这些文章视同为一个核心旨意下各个时段所付诸不同角度思考而就成的各个分章，才能更好地使其文化领导权核心旨意完美凸显出来。我们认为，1932年5月5日《欧化文艺》前两段表现出非常惊人的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理论推导。试以上页的图2来观察瞿秋白的思维推导逻辑。 图2显示了瞿秋白对无产阶级文艺领导权理论推导的缜密和严谨。其实，仔细再去看1932年1月的《苏联文学的新的阶段》不难发现，上述示意图中的这种对无产阶级文艺领导权理论推导的缜密和严谨与普罗文学运动三个时期如出一辙，全盘移用得天衣无缝。该文也重在阐发“在文学界之中的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斗争”。 如果说1932年5月《欧化文艺》中国文艺发展阶段论分析以求得“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为主旨，它完全是1932年1月的《苏联文学的新的阶段》中苏俄文艺发展三段论的中国翻版式运用，那么1932年5月《“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一文的实质仍然呈现如同前两文一样的论证思路。 于此，我们可以较为全面地看到瞿秋白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判断：首先这种价值判断是站在“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系统化理论高度来肯定它的正面价值意义，即作为三段论式的大前提而不容置疑地肯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价值。其次，则是对五四文学革命的语言欧化得远离大众隔离于群众乃至称其“差不多对于民众没有影响”[11]是抱着坚定的批判态度，也由此“中国还是需要再来一次文字革命……这个文字革命任务，现在同样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这个革命就是主张真正的用俗话写一切文章……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新的文字革命叫做‘俗话文学革命运动’”。[12] 《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是瞿秋白“文艺大众化”大讨论经过翻译—译著第一阶段迈上系统化表达第二阶段的开篇之作。该文基于五四新文化批判逻辑建构起来的“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主旨，带动着瞿氏“为大众服务”，“文学家为群众服务”等思想。应该看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未曾明说却也同样深藏着最内核的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一级理论。当然，瞿秋白“文艺大众化”系列文章大讨论所蕴藉着的对列宁苏俄式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两位一体的“文化政策”之赞誉，也在毛泽东讲话后终为中国共产党以《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文件所肯定，这不能不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从瞿式文艺政策理论探讨走向中国文化政策管理实践上一种必然趋势的表现。由于瞿秋白1934年初到中央苏区履行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员之职，因而更加促进了这种发展的必然趋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