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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是天津师范大学语言、心理与认知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李行德教授在2018当代语言学前沿：第二届“走向新描写主义”论坛（西南大学，2018年12月15-16日）上的总结发言，由杨梦琦根据发言录音整理而成，已经作者校读修订。 从2017年开第一届“走向新描写主义”论坛到2018年开第二届，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我逐渐认识到新描写主义这种思维活动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值得深入探索。对我来说，新描写主义有下列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正如“什么是新描写主义”（胡建华，《当代语言学》2018年第4期）一文所说，它是一种思潮，一种价值观，一种趋向。这样的一个定位是很合适的。思潮的意思是什么？思潮是一群人带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一些相同的想法，大家面临同样的问题。参与这个活动的人不一定能够清楚地对这种思潮加以说明界定，思潮往往都带有这种模模糊糊的特点。 为什么会有新描写主义？ 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样的。我们从事语言学研究总是希望把自己放在中国五四以后新学术传统的建立和发展这个历史过程中来看待自己，我们承袭了新学的传统，应该如何将之继续发展？我们在当代中国做语言学研究，就是想继承和发展新学，这个过程里面充满着困惑和焦虑。新描写主义产生的背景是因为有一群研究者要回应这些时代所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和挑战。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严重的，例如学术的论证似乎没有严格规范，流行理论所假设的一些基本语言单位或建构严重地偏离了经验基础，而且研究者对经验基础所持的选择性和轻佻态度，可以说到了让人吃惊的地步。对我这个从事语言学研究四十多年的研究者来说，这是个一直让我感到困惑的问题。有一些所谓的通用的分析，往往是建立在流沙般的语料之上，不管音系、句法、语义都不难找到这样的例子。这类分析的论证方法也往往缺乏严谨，循环论证；常常把假设当成证据，把新术语、新概念的简单套用当成具有实证意义的深层解释。这其实反映了我们语言学的新学学术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我觉得新描写主义的一些成分，是希望能够直率地点出这些弊端，在方法学的规范上取得一些进步。 我们想发展自身的学术传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创造、创新。不管用哪种普通语言学范式来分析汉语，不管是形式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或者是语言演化研究，研究者都不应满足于仅仅套用借来的理论。诚然，要学会应用一种普通语言学理论，或重复一些基于其他语言的研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难度，需要极大的努力。但我们总希望有一些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在研究策略上应该怀有这样的视野和雄心。 目前的困境是什么？目前的困境就是至少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我们跟国际学术界最好的研究的距离不是拉近，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扩大。理论语言学所用的形式和量化工具日益复杂，语言实证研究所采用的跨语言、跨学科趋势逐步变成常态。大数据计量研究、生物语言学的跨物种研究、语言病理学的遗传研究等，都从不同角度丰富了人们对语言与认知的认识。这种时代的脉搏并没有在我国得到同样水平的回响。时代迫切地要求我们走得更快，要求我们作为语言研究者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来解决经济和民生所遇到的跟语言和信息相关的问题。但这些挑战是一个连基本研究规范都尚未扎根的学术界所无法面对的。为什么有新描写主义这种思潮？因为我们不满现状，对现状极度的不满。方法学上的混乱、新思维上的贫乏，都让人感到忧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一种像陶寰老师在这次论坛上所说的自我警示活动。对新描写主义的这点涵义，大家或多或少都具有共同的认同。 第二个特点 我觉得新描写主义从我们所处的现状回应了描写与解释之间的张力和矛盾问题，这是一个进步。大家都知道在乔姆斯基范式里面，经常谈到描写充分性（descriptive adequacy）跟解释充分性（explanatory adequacy），指出由于描写充分性本身就很难达到，很多时候不一定要先达到描述充分性，然后才考虑解释充分性，而是要两种充分性同时考虑。在新描写主义里面，就好像刚刚张洪明老师在演讲里所讲的，事实是非常重要的。而同时要进行描写的话，正如刚刚李兵老师在演讲里所讲的，没有理论指引绝对不行。我非常同意。这就是新描写主义跟前人不一样的地方。我想，在座的研究者没有人会说不需要理论。我们都是以理论为起点，承认理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理论指导着对事实、经验材料的观察。这个我想大家都没有不同意的。在这点上应该说我们跟前人很不一样。如果我们读国内一些前辈学者的著作，会发现他们并没有强调理论的取向。但同时我们对宏大理论 (grand theory) 也抱着一种存疑，或者一种冷静的态度，用胡建华老师的话说，是抱着一种审视批判的距离（critical distance）。我自己学习普遍语法的经验是这样的。生成语法研究了很久，如果现在问挖掘了多少个语言共性（language universal）是经得起时代的考验的？实际上并不是太多。这确实是生成语法面临的一种挑战。我们能提出多少语言共性，能被语言类型学者和生物语言学者所接纳而进行讨论的，实际上并不是太多。换句话说，很多语言共性到最后还是涉及到很多具体的语言事实。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生成语法早期的健将，例如对语言可学性研究贡献很大的Peter Culicover，到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以往的那种宏观论述。当然生成语法这个范式仍然占主流，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最起码对实现那个范式的可能性，大家会设想得比较复杂。如何处理好描写和理论解释之间的关系，新描写主义的回答是很清楚的。理论问题是一定要搞清楚的，解释是一个高层次的描述。但是宏观的理论，统摄的理论都具有一定的局限。 第三个特点 就是严格意义上它不是一个范式。如果是一个范式的话，例如行为主义或者心智主义范式，那除了它想回答的问题不一样，它对本体、对知识、知识的来源等问题应该有一套自身的假设，有一套公理式的理论体系。这些都没有。我们是一个兼容的、开放的、多元的。不管你什么范式，不以范式为基础，这恰恰就是新描写主义的一个特点。比如说，形式主义跟功能主义有什么差别， Newmeyer就提出几条基本原则，包括承认不承认语言能力跟语言行为的区分，是否接纳句法自主性等原则，这些是最基本的价值观，不承认的话就不属于这个范式。可是新描写主义并不以范式来定义自己，这样的做法，好还是不好？在西方学术界，范式是很重要的，并不赞成什么都兼容，主张虽然看法不同仍然为真理而争到底，不赞成妥协。社会科学方法论有一本经典著作（King, Keohane, and Verba的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里面就有一句话： "Our intellectual battles have always been friendly, but our rules of engagement meant that 'agreeing to disagree' and compromising were high crimes." 这种学术传统跟中国人的中庸传统是很不一样的。如果用以赛亚·伯林的著名比喻来说，新描写主义在学术思考方式上是狐狸而非刺猬的取向。狐狸懂得很多东西，但不讲究一个统一的体系；刺猬虽然只懂一样东西，但强而有力，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和统摄性。新描写主义的特点就是具有开放性、兼容性和多元性，它不是一个范式，而是一种学术价值取向。 第四个特点 尽管新描写主义不是一个范式体系，但它在研究方法上有一些明确的主张，我总结了以下七条，我觉得这些主张正是新描写主义跟我国前辈语言学研究群体不一样的地方，以前即便有些类似的想法，但没有那么明确地提出来。 （一）研究者的陈述一定要能够证伪，这是卡尔·波普尔科学哲学里面很中心的一条准则，也广为人所接受。这条对我国语言学是重要的，因为以前没有那么明确地作为一个方法来提出这种要求，具有现实意义。 （二）第二条方法原则大家现在都比较接受，就是说一定要做跨语言研究，不能只做汉语，跨语言的视野对研究汉语有极大的裨益。 （三）如果语言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揭示语言作为人类心智活动的内在机制，除了需要跨语言的角度，我们应该不仅仅关心汉语的规律，还应该通过具体的语言事实去得出一些普遍的、跟认知有关的语言规律。这点估计在座老师没有会不同意的。 （四）任何一种分析在方法上要达到一定的严谨和逻辑上的一致性，在推理上必须能满足基本逻辑推理的要求，例如通过最小对比的论证来推出一些细微的通则。这是语言学研究常用的方法。 （五）如果把语言学看成经验科学，语言研究必须量化，这应该是基本的实证研究准则，不言而喻。但在我们所处的国度，怎样强调量化的重要性也不为过。例如，社会语言学拉波夫范式的微观调查，需要大量的田野实地观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看语言结构如何跟社会变量联系在一起才具有意义。这些微观的社会学量化研究，国外做了几十年了，国内却极少极少人从事这种极其重要的研究。这次新描写主义会议，很高兴有机会聆听了这种实证调查报告。 （六）以上谈到的新描写主义方法上的主张，好些都是胡建华老师文章里谈到的。为什么要开这样的会议？因为大家都隐约有一些共同的想法、共同的方法学理念，我们想把这些共同的理念梳理表述清楚。 新描写主义强调，我们的研究活动要跟本土传统衔接，要尊敬本土的传统，尊敬我国原有的学术成就。这点好像是老生常谈，但事实上放在境外的学术语境底下，中国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被严重地忽略的，国外语言学研究对以汉语发表的研究成果有相当大的忽视，很多研究以汉语为研究对象，主要的研究者不一定懂汉语，或者他对汉语传统有关方面的文献不屑一顾，这是十分奇怪的现象。进行法语研究怎么可能不懂法语或者不看法语传统的文献。研究英语能够不看奥托·叶斯柏森，他对英语的观察和论述能不引用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研究汉语竟然是可以的！比如说你可以写一本关于汉语的书，基本上只看英文文献而照样有国际大出版社帮你出版。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夸大这种现状。今天张洪明老师讲的关于国外汉语诗律研究的一些问题，就反映我们的学术界有许多不正常的扭曲。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扭曲？是因为许许多多的研究者并没有认真地对待本身的学术传统。 （七）新描写主义强调跨学科研究，我们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跨学科研究对推进语言学的重要性。大数据给我们带来了种种挑战，生成语法过去二十年逐步确认了机率和频率这些因素对内在语法产生重要的影响，反映在参数理论的获得研究，如杨鹏（Charles Yang）的论述，甚至句法结构的一些研究，如Joan Bresnan关于与格结构的研究。我们现在深信一点，真正的跨学科研究，不管是跟心理学跟哲学跟计算机科学的交叉研究，都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思维。要靠年轻的研究者掌握新的技术，才有可能在人工智能方面取得真正的进步，提升人们对人类心智结构的认知。 如果大家同意以上我对新描写主义特点的总结的话，的确这个学术群体跟我国以往的语言学、汉语语言学研究团体有着显著的不同。我觉得应该把新描写主义的努力放在后五四学术传统里面去进行自我反省。我们现在为什么还从民国学者和新学传统当中吸取营养？因为五四先贤很成功地把西方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移植到中国，而且建立了一个规范，不管是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都建立一个规范。今天我们看到他们的著作和所建立起的学术教育体系，都觉得非常了不起。而我们今天即便有同样的抱负，却感到面对更大的挑战。前辈学者并没有我们目前所必须面对的国际化、全球化的压力。诚如张洪明老师所指出，那个时候许多西方社会科学仍然在初步发展阶段，中国跟西方、跟世界的差距并没有现在那么大。我们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陆志韦先生关于结构主义替代法的论述，跟当时美国结构主义学者所思考的问题有很大的共同点。我们现在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上跟西方的差距，就那些最好的研究而言，比五四时期要大得多。随着为人所公认的学术权威年代的消失，我们面临的挑战比前人也大得多。但我们也有些有利条件，在于有那么多人在认真不懈地做语言学研究，其中不少是年轻的学者。现在学校的学术科研资源，各个方面都比以前强，研究做得好必定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承认。 前面讲的是我自己对新描写主义的体会，跟大家交流。如果用刚刚讲的那个框架来看的话，这个会议的成果有三方面。第一个就是跨语言研究。会议提交的方言研究报告，很多的研究对象不是一些主流方言的主要方言点，而往往是一些从语言类型上比较特别、但不见得广为人知的方言点。除了汉语，还有藏缅语、壮语、满语、韩语、日语、芬兰语等，研究的范围更宽广了。第二方面，会议绝大部分报告都针对核心语法所关心的一些前沿问题，通过具体的语言事实来揭示普遍语言规律。涵盖内容包括论元结构、语序、格标记、空论元、把字句、连动句、兼语式、使役结构、小句、名词化等主题。另外一组关于指称的文章也是很重要的，范围涵盖DP的内部结构，有定无定、有指无指、数范畴、疑问词的疑问和非疑用法，逻辑量词、D量词、A量词、程度量化，体貌与重叠、以及一些汉语的独特量化方法。最后，在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方面，很高兴看到一些社会语音变异研究、一些可读性研究和对外汉语获得研究。 总的来讲，会议体现了新描写主义精神，都是通过具体而微观的实证研究来寻找规律。会议上也很高兴听到几篇语言哲学、语言学方法的报告，或者运用哲学概念的语言研究。在第一届新描写主义会议上，我对这个新描写主义还有点保留，但现在逐步认识到它的内涵和意义，非常乐意加入到新描写主义的阵营，成为新描写主义的热心支持者。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