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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上海民国记忆的佳作——写在《民国上海市通志稿》出版之际

http://www.newdu.com 2019-10-23 国学网 方平 参加讨论

    《民国上海市通志稿》(4册),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由上海市方志办、上海历史博物馆共同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民国上海市通志稿》(全四册)在2019上海书展期间首发。它的出版,可谓是学术界、出版界的一件盛事,也是嘉惠学林的一件大好事。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指出:“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地方志与家谱、国史并称为三大历史文献,其撰修的历史源远流长,也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资料。据查考,全国共有旧志8200多种,约12万卷,占全国古籍总量的十分之一以上。其中,明清两代尤多,合计有6000多种(其中,明代1000多种,清代5000多种);民国时期编纂的方志也不少,有1200多种。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两次大规模修志,前一次出现在1956-1960年期间,全国20多个省500多个县进行修志,虽然最终正式出版的不多,但留下了一批未定稿;第二次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全国各地编印出版了许多志书,迄今仍在延续。
    就上海地区而言,方志修撰的历史同样悠久。众所周知,现存上海地区第一部地方志可追溯至南宋绍熙年间(1193年)的《云间志》。此后,历朝历代修志活动一直绵延不绝。姚金祥主编《上海方志提要》一书收集的上海地区志书共计1261种,其中旧志有397种(内含宋代8种,元代6种,明代59种,清代223种,民国时期101种),既包括府县志等地区志,也包括各种专志。作为记载区域内地情史事信息的“百科全书”“一方全史”,这些志书对于保存史料、表彰先贤、传承文化、资政育人、敦化风俗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皇皇四大册《民国上海市通志稿》,原为上世纪30年代柳亚子先生等上海通志馆同人为编撰上海市通志而撰修的稿本,记载的时间跨度从上海的溯源到1933年,其内容包罗宏富,举凡历史、地文、政治、党务、外交、教育、金融、宗教、学艺、社会事业等,应有皆有。就其价值来说,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搜集、整理、保存了大量上海地方历史资料,其中包括各种中西文图书、档案、报刊杂志、碑帖、统计数据等,资料十分丰富,且精心别择、剪裁允当。通志馆同人所撰著的志书,按照现代史学的规范进行修撰,严格区分征引资料和撰者自己的叙述、论断,而且在每编正文之后还附有参考书目,既便于读者查核复验,也为相关论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资料索引。
    二是充分体现了地方通志所具有的“百科全书”特点。经整理后面世的《民国上海市通志稿》共分25编,总字数约730万字。其中,内容完整或相对完整的有14编,存目11编。仅从内容完整或相对完整的14编来看,所涉甚广,从天文地质等自然地理到历史沿革、从行政机构变迁到党务外交、从教育宗教到学术艺术、从经济金融到社会事业等,无不尽有,充分反映了上海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和基本面貌,尤其是开埠以后上海各个方面的变化沿革状况,堪称是一部上海全史。当然,由于部分志稿只有存目、尚无具体内容,还无法据此窥见上海历史变迁某些面相,多少有些令人遗憾。不过,我也注意到,整理者在“前言”中指出,现存的《上海市通志馆期刊》《上海研究资料》正续两集中存留有部分属于散失的11编范围的成稿,当时的报刊中也刊有一些相关研究成果,衷心希望整理者能够继续不辞辛劳,将相关文献汇集起来,以收全璧之功。
    三是各编虽然主题不一、编者各异,其间的疏漏、讹误在所难免,以今日的眼光来审视,一些观点和论断亦不无可商之处,但就相关问题的研究来说,纲目分明,线索清楚,叙事状物,丽然并陈,且资料丰赡,原本就是造诣颇高的专题论著。这些论著在学术研究传承发展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某些专题研究还起到了开先河的作用。一编在手,即可了解某一方面史事演进变化的基本脉络。从这个意义上说,今人若就上海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相关课题进一步进行深入研究,《通志稿》所载的篇目应是必读的学术文献,其所征引运用的资料则更应是必读和必用的基本史料。
    简言之,正如整理者在出版前言中所说,《通志稿》和上海市通志馆的馆藏资料是研究上海近代史以及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文献和资料宝库”。因此,有理由相信,《通志稿》整理出版,对于拓展上海史研究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视野、催生新的研究课题、形成新的研究成果一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通志稿》的整理出版,实为嘉惠学林的一大善举,由此亦想到文化事业薪火相传和稿本整理工作之不易。《通志稿》是柳亚子、徐蔚南等通志馆前辈专家学者心血和汗水的结晶。作为响应南京国民政府号召而设立的专门机构,通志馆自1932年成立后,就一直致力于上海通志的修撰事业,在短短的五年多时间里,就按计划完成了上海通志的大部分编纂工作,洵非易事。非仅如此,围绕《上海通志》的修撰工作,通志馆还做了其他一系列地方资料的整理、汇编、出版工作,如编写出版《上海年鉴》(1934/1935/1936)、成立上海通社出版《上海研究资料》正续编、编辑《上海通丛书》《上海掌故丛书》、影印出版弘治《上海志》、创办《上海市通志馆期刊》(1933、1934年,共8期)、刊发相对成熟的部分志稿、编写上海年表稿等。这些工作,与修撰《上海通志》一样,对于保存上海地方史料、传承地方文化、推动上海历史研究,厥功至伟。
    淞沪抗战爆发后,由于时局动荡,《上海市通志》的修撰工作无法克期完竣,通志馆也不得不中止,但通志馆同人留下了已完成或未完成的通志稿本和大量资料,更留下了一种为了文化事业传承而矢志不渝、锲而不舍的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通志馆作为一个专门修志的文化机构,在后来的时代变迁中虽然经历了复馆、改组、归并等变化,通志稿本以及馆藏资料的转移、保存、整理亦几经周折,但整理出版上海通志的理想从未磨灭,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从未完全中断。如今,《民国上海通志稿》的整理出版,不仅可以告慰柳亚子等前辈学者,同时这也意味着志书修撰事业的薪火相传和后继有人。
    与通志馆前辈学者当年多方搜寻资料、精心结撰通志所付出的艰辛虽然未必能够完全相提并论,但今人整理出版《民国上海市通志稿》亦殊为不易。从各编“整理说明”来看,整理人员做了大量工作,除了对原稿情况作简要介绍之外,还考订了原稿编撰人员的身份信息,并根据各编原定凡例、目录、内容、校样以及前人校改痕迹,统一各编体例、调整篇目次序、酌定标题、订正讹误、核对注释、誊录参考书目等,既尽量保持各编的原貌,又进行必要的调整、编排、甄别、校勘、纠谬甚至删改等工作,务求尽善尽美。这些工作非常繁杂、琐碎,但对于通志稿的整理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通志稿》能够以目前的面目高质量问世的前提保证。其间,整理者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亦可想而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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