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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新中国70年的现代文学研究构建起了完整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知识谱系。现代文学史的编撰，实现和发展了这一知识谱系的基本定型；革命性、现代性、民族性、世界性的深入阐析，形成和丰富了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话语模式；分别与整体的相融、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互织、一元与多维的共存，这些思维方式的转型为这一知识谱系建构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从整理向鉴别的重心转移、从经验总结到史学意识的强化，显示着现代文学史料工作对自身建设的规范、完善和发展。现代文学知识谱系的建构是在与时代对话中实现与完成的，也将在对话中继续丰富与重构。 关键词 文学史编撰；话语建构；方法论；史料建设；知识谱系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现代文学的研究首先是作为一种文学批评存在的，它与现代文学同步发生，并及时深切地影响着现代文学的发展。鲁迅、茅盾、沈从文、李健吾等作家对同时代文学的批评，记录了这个时代对那些优秀的民族良心的亲切感知与价值评判。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是作家与出版商联袂所做的第一起大型历史资料的编撰，而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与朱自清在清华大学推出的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等，则是具有学术预知力的作家与学者为现代文学进行历史定格的初步尝试。不过，现代文学研究作为具有学科特征的学术活动，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真正起步的。70年来，现代文学研究在学术体系的创立、问题意识的拓进、话语方式的形成、研究方法的丰富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现代文学史知识谱系建构的初步完成，使得现代文学从一种文学史现象升格为一个文学史学科，成为当代中国文学教育大格局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现代文学研究就开始了从文学批评向学科化的转型。1950年5月，教育部通过“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规定中国现代文学史成为中国文学专业大学教育体系的必修课程，这个草案的形成和实施标志着新文学运动历史使命的辉煌完成和学术地位的确立。五四新文学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内容与走向大众化的艺术趋势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向的高度一致性，是现代文学研究迅速走向学术化、学科化的政治基础。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化转型在学术上的表现，首先是现代文学史写作的蓦然兴起。史的写作，一方面是新型大学文学教育的课堂需要，另一方面则是新生的共和国建立新学术体制和知识系谱的一种当务之急。 在第一次文代会上，郭沫若做“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茅盾与周扬则分别做有关“国统区”进步文艺和解放区革命文艺的专题总结报告。这三个报告强调了对新文学运动的经验总结和规律发现，是共和国文学发展的主要借鉴和依托，从而不仅突出了现代文学史学科建立的重要性，而且为现代文学史的撰写定下了评估标准与编写原则。它们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新文学的发生学描述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力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起到指导性的作用。几乎每一本文学史上都充分展开了对经济组织、生产方式等社会形态方面的表述，用作新文学运动展开与发展的物质背景。第二，在新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描述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得到了坚定与明确的贯彻。阶级观念与阶级分析的方法不仅被用来对文学社团、文学流派、文学事件进行定性，而且被引进到了文学作品的内容与主题的阐析。第三，在新文学的发展动力的描述上，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成为指导性观念，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贯穿进了整个文学史的编写中。人民本位、群众本位得到了强调，不仅在对新文学的发生发展的演变描叙中充分强调作家群体的力量，而且民间文学的精华受到了文学史家空前的重视。在过去的文学史中，民间文学是作为边缘形态存在的，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现代文学史中，民间文学的角色开始成为新文学形式建构大众化的主要借鉴和发展方向，大众化问题在文学史著作中占有显赫的位置。虽然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现代文学史的撰写不断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但是，现代文学史撰写中这三个基本原则的确立，无疑显示着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已经基本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现代文学史编写在叙史体例上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两种模式。一种是文体分叙模式，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代表，基本沿袭朱自清在清华大学的讲授纲要，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文类为叙史之经，各门类艺术的不同创作倾向、流派或风格为叙史之纬，在分叙各门类艺术创作实绩之前冠以一章总括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想状况。置于开篇的绪论则总领全书，讨论现代文学史的开端、性质、领导思想与分期问题，成为贯穿全书的写作纲要。第二种是文体加评传模式。1956年，丁易和刘绶松的两部现代文学史专著出版，在编写体例上有所新创，设置作家专章专节，按照文学史现象的重要与否来安排章节比例，在对文学流派倾向的介绍中也都有一位代表性作家作为重点。这两种叙史体例建构起了现代文学史著述的基本框架。比较而言，王瑶的文体分叙模式能够容纳较丰富的文学史现象，能够比较贴切准确地介绍各门类文学创作在某时期所形成的不同的风格流派，也能够让著作者既注意到某一时期文学的普遍性倾向，同时又从文学各门类的特殊问题及其特殊的发展规律来研究文学史现象。所以，樊骏认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是“直到王瑶的《史稿》才第一次把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的文学，作为自成一个发展阶段的文学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1］。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成果及时地在现代文学史写作中得到反映。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清洗”的作家们陆续回归，一些一直被忽略的现代作家作品的价值和文学史现象的意义得到肯定和重视，文学史的格局开始呈现多样化的形态。40年中，不仅以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等为标志，综合性现代文学史著述在吸取改革开放成果的基础上走向成熟，而且各种各样的类型文学史也层出不穷，异彩纷呈，断代史、文体史、区域史、类别史，等等，都在各自领域中出版了重要成果。新世纪以来，杨义、中井政喜、张中良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等著作，采用以图出史，以史统图的特殊形式，组合图片与文字说明，构成了一种新型文学史。把图像阅读引入到现代文学史著述中的尝试，无疑是在增加文学史自身的现场感方面实现了叙史方式的新突破。70年来现代文学史著述的发展，包含了两个值得关注的动向。一是著史目的从教材编撰向学术研究的转型，一是史家视角从面向点的迁移。作为教材的文学史，要受到教学大纲的限制以及教学课时、方式、对象等客观条件的约束，在内容、体例上都更多地表现出实用性与认同性。许多断代史、区域史、类别史的著述，则不同程度地在体例、史观与方法上表现出学术研究应有的求异精神与独创意识。它们或者注重文学创作中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相互作用，或者关注文学生产的公众领域和个人层面的生态状况，或者注重先锋精神和传统文学之间的博弈互动，或者关注精英性新文学与大众性通俗文学的各擅胜场，或者注重同一时代中精神文本生产和物质文化生产之间的交错勾连，或者专注于从地理、时事的经纬交错中为现代文学绘制新的地图，各种叙史角度的选择都与作者在学术研究中长期形成的素养、见识和方法紧密相连。从面向点的转移，从教材型向学术型的回归，这两种发展趋势的本质意义是现代文学史著述中学术精神与个人智慧的强化，既体现着现代文学史著述观念与方法的不断创新，也代表着现代文学史知识谱系的基本定型。 二 五四新文学革命之后，中国文学实现了由古典形态向现代的转型。转型的主要标志是文学言说方式的改变，其中既包括在话语方式上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文学正宗，也包括在话语内涵上由民主、科学、人道主义、个性主义、启蒙主义、写实主义、现代主义、革命性、民族性、人民性等文学新概念的产生与运用。文学新概念的产生是对文学现象的理性认知、概括与提升，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必然受到时代与认知主体的限制，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认知主体的变化而发生演变。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是从对这些新概念的演绎、引申和规范开始的，并在每个时代的新演绎、新规范的博弈中得到长足的发展，建立起了一个不断整合每一时代最为前沿的人文思想成果的关于现代中国文学历史的知识谱系。在这一知识谱系中，革命性、现代性、民族性、世界性是四个基柱，70年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话题大致都围绕这四个基柱展开，而70年的成果也都是从不同角度对这四个基柱的丰富与加强。 革命是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主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现代文学研究的最为基础和迫切的工作，就是对现代文学的革命性进行发掘与阐析。这里包含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对延安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进行史料总结和理论概括。周扬主持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是总结解放区革命文艺运动与创作的第一部大型丛书，为现代文学革命性的理论阐析奠立了坚实的史料基础。第二个层面是对左翼作家作品的革命性进行阐析。1954年《人民文学》第11期发表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呐喊〉与〈彷徨〉研究之一》，这是1949年后第一篇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观点与方法研究鲁迅小说的重要论文，论文认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深度在于不仅展现了中国的社会现实，而且揭示了现代中国社会革命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第三个层面则是对民主作家的进步性进行发掘，如对《家》《雷雨》等作品反封建主题的突出，对《骆驼祥子》等作品个人奋斗思想批判意义的发掘。这三个层面的研究具有理论上的历史共性，即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为依托，通过深入阐述现代文学与社会革命之间深刻而广泛的联系，来肯定现代文学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革命性的研究奠定了现代文学在学科建设中的显学地位，也规范和引领着现代文学史知识谱系建构的拓展方向。在70年的研究史中，革命性概念本身也在不断地变化与演进。60年代中钱谷融《〈雷雨〉人物谈》将丰富的人性引入到《雷雨》反封建主题的分析中，实现了革命性分析与人性分析的深度融合。80年代中期，革命性的内涵开始从政治意义向文化意义延伸。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直接挑战陈涌的研究结论，指出鲁迅小说创作展示的是中国现代思想革命的急迫性与必要性，是思想启蒙与政治革命必须同步的历史经验。这些观点的提出，是时代思想解放的成果，同时也显示出现代文学研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在政治革命镜子说中，鲁迅的重要性在于其小说对政治领袖的革命理论的精准诠释，而在思想革命镜子说中，鲁迅的意义则在于他对中国现代社会革命的现状与任务的独特思考，研究的立足点显然回到了文学家自身。正是从政治意义向文化意义的转型，现代文学关于革命抒情和革命叙事中的一些传统话题，如“革命的罗曼蒂克”模式、革命的“同路人”文学等，其价值和意义也都得到新的阐发。尤其是延安文学研究，也在不断地超越革命经验总结和革命传统护持的较低层次。延安文学自身的历史复杂性得到揭示，关于延安文艺在新文学史发展历程中的继承性与方向性的论述，也都得到新兴人文科学尤其是文化政治学的支援。延安时期革命文艺的种种政策方针，在文化政治学和传播学的视域下，已经超越了战争时代权宜之计的认知，成为革命文学发生发展合理而且合乎文学规律的必然途径。 现代性的问题意识是在改革开放的总体语境中形成的，四个现代化的国家战略启示着现代文学研究者超越新与旧、革命与反动、进步与保守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从现代性的发生发展的角度来思考现代文学的性质与特点。1982年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发表以来，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取得长足进展。首先，现代性与“现代派”之间的理论辨识得到推进，现代性包含“现代派”但不等于现代派成为学界共识。政治现代性、文化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等概念的引入，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文学主题的阐释，也深化了人们对现代文学价值和意义的认知。其次，现代性视角极大地改变了现代文学的研究格局。现代文学是现代人用现代语言表达现代思想观念的文学，现代语言是白话文，现代思想观念则包含人道主义、平民主义、民主、科学，等等。在现代性文学史观指导下，许多远离时代政治但从不同角度表达着对现代人性和现代文明思考的作家作品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有的甚至从边缘进据中心位置。长期被视为革命文学对立面的文学流派如民族主义文学、“战国策派”等，其对生命意志和民族精神的思考得到了应有的关注；过去被视为新文学对立面的通俗文学如鸳鸯蝴蝶派等，由于其白话语言的娴熟运用和平民理念的表现，其意义与价值也得到了新的认识。尤其是对革命文学家如赵树理、孙犁等人的研究，革命性与现代性的融合与统一，成为延安文学研究在理论上的一个标志性拓展。再次，现代性理论使得现代文学研究成为一门具有强烈当代性的学问。现代文学“文学史的时间下限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这门学科，是中国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相应发展而来的‘现代学’的一个组成部分”［2］，而且，“作为现代化的起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或讨论过的许多问题，今天仍然是学术文化领域注意的热点”，“仍属于同‘五四’时期相同的类型或范畴”［3］。现代文学研究必须总是面对和回应当下中国文化创造与发展中所出现的现实问题，这是它的魅力所在，也是现代文学现代性本质的一种历史必然要求。当然，关于现代性的研究，争议不断。有学者认为现代文学只有近代性，没有现代性；有学者借批评中国现代派文学是伪现代派文学，断定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是“伪现代性”；近年来，王德威从《三侠五义》中看到“机械学的现代性对传统世界的侵入”，从《老残游记》《活地狱》等小说中，看出“晚清以来作家对暴力与正义的认知和描述，如何成为中国追求现代性的指标”，从而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观点。这一观点影响广泛，虽然也引发了学界对其贬低五四新文化运动意义的担忧，但这一现代性问题的探讨不仅展示了晚清与“五四”的历史承续性是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而且也启示着研究者在民族现代化思想资源的发掘方面回归本土化思维的重要性。 民族性话题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历史比较悠久。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的观点，民族性问题才真正引起现代作家和学者的理论关注。1949年前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民族形式源泉的选择上，民间形式中心说在现代文学发展方向的引导上占有明显的优势。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的中心任务由革命宣传向服务人民转移，民族性的视域得以拓宽，民族文化的古典形式成为文学民族性的主要源泉。王瑶从史的发展观点立论，探讨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与竹林七贤、《故事新编》的油滑与传统戏曲中的“二丑”艺术之间的精神联系，开创了现代文学民族性研究的先河。改革开放以后，新一轮向西方学习的热潮席卷而来，文学的民族性问题难免受到抑制与忽视。唐弢有针对性地提出现代文学“民族化”的问题，认为现代文学通过“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描绘和“人们对待生活的具有历史内涵的精神状态”的刻划，“画出现代中国人的魂灵”［4］，这就是现代文学民族化的根本特征。这一观点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超越了现代文学是受西方影响还是继承民族古典传统的艺术元素决定论的传统思维方式，从民族生活刻划与民族精神表现的角度定义了民族化的内涵。90年代陈思和提出“民间形态”观念，新世纪初王富仁提出“新国学”理论，都是沿着唐弢的思路、在唐弢的理论高度上对现代文学民族性问题的一种新的拓进。“民间形态”理论根据现代文学作品中呈现出的一种富有意义的特征，倡导从作品的形式与观念中发掘民间文化、民间智慧的遗存，这是在通行的古典文学之外为现代文学的民族性研究提供一条走向深层和底层的路径。“新国学”理念针对国学热中对现代文学的有意误读以及90年代以来社会上弥漫着的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失望情绪，指出现代文学天然地就是现代中国的国学。“中国现代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革命时代的文化与文学， 是由旧蜕新时代的文化与文学， 这是它的独立性， 也是它对中国文化的独立贡献， 只有在‘国学’这个整体中意识它的独立性， 才能够既不扭曲自己，又能够意识到它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独立意义和价值。”［5］“新国学”把现代文学纳入“国学”领域来赋予其价值，定准其地位，它的意义远远不止于为现代文学争取“国学”的招牌，而在于它从本土性立场与现实性应对的融合中阐释了现代文学民族性与国人现实生活的血肉联系，从而赋予现代文学的民族性以鲜活的生命气息。 世界性问题是现代文学研究发展到全球化时代必然要出现和面对的一个新话题。80年代中期，在“走向世界丛书”的影响下，新生代学者集体奉献出《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的研究成果。这个书名富有象征寓意，“世界”不仅成为现代文学的关联物，而且成了现代文学的目的地。不过，在这个时代里，研究者关注的中心还是影响视域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精神联系。90年代以来，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传入中国思想界，引起了现代文学研究者对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状况的反思，以及对影响研究中暗含的西方话语强势的警觉。正是在这个背景中，陈思和提出了现代文学的“世界性”问题。他指出“世界性”包括了两种研究视角，一是“在文学领域，世界文学思潮也同样成为中国的外部世界而不断刺激、影响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形成了‘世界/中国’（也即‘影响者/接受者’）的二元对立的文化结构”；二是中国文学“以自身的独特面貌加入世界文学行列，并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内容”［6］。从这一语词提出的思路逻辑和其在学术界引发的影响来看，“世界性”的真正意义应在于第二种视角，即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格局中占有何种位置，探讨现代文学在接受世界文学影响的同时，经过主体的创造再生了什么样的世界性因素，这种世界性因素再还原到世界性谱系中去，它们对于丰富世界文学谱系的内涵做出了什么样的新贡献。这样，中国现代文学就不是简单的一种西方文学的延续或变种，而是和西方文学同处一个世界谱系中的具有自我主体性并具有自己的结构功能的文学。“世界性”问题的提出，是现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上的一个学术视角的转移，是现代文学知识谱系建构上的一种话语创新，也是现代文学研究突破西方理论影响和话语强势的遮蔽，努力建构中国话语、强调中国主体的一种尝试。近年来，鲁迅学界有青年学者批评鲁迅研究尚停留在区域性格局中，呼吁将鲁迅研究推向世界性格局中去，这种思路无疑是对陈思和“世界性”理念的一种积极呼应。而鲁迅研究者对鲁迅文学的世界意义的探讨，对鲁迅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桥梁作用的重视，对鲁迅文学在东亚乃至欧美国家的影响研究，都可以说是现代文学“世界性”研究的可喜成果。 三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精神照耀下，现代中国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发生了重要的变革。传统国学重评点、重感悟、重考据，现代人文研究开始向重分析、重推论、重实验的方向发展。现代文学的诞生几乎与现代方法的兴起同步而行，现代文学的研究也深受方法变革的影响，成为现代人文研究方法兴起的重要成果。70年来，现代文学研究或发展或停滞，或丰富或狭窄，都与方法的倡导和使用密切相关。50年代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建立起了指导地位，文学内容上的革命性与进步性、艺术形式上的大众化与民族性等问题得到深入阐析，现代文学研究史出现了第一个辉煌期。但随着极“左”思潮的干扰，人文科学一度走向简单、粗暴、机械，唯物主义研究方法本身也遭到扭曲与摧残。所以，80年代初现代文学研究的思想解放虽然是观念先行，但方法问题很快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方法热伴随着观念热的迅速兴起是思想文化界渴求方法变革的表现，现代文学研究的许多成就无疑都得益于研究方法的大胆变革，有的成果本身即是方法变革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方法变革第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成果是“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提出。1986年初，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联袂推出的长篇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7］和稍后在《读书》杂志连载的三人对话，从走向世界的文学、改造民族灵魂的总主题、焦灼与悲凉的美感等方面，明确阐述了他们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认识。此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迅速渗透到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方方面面。“20世纪中国文学”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更是一个方法概念。关于这一命题对现代文学研究发展进程的意义，陈思和从三个方面评价过：“首先是这个概念把清末民初的文学、‘五四’新文学以及当下正在进行的文学联系起来进行整体考察，‘20世纪文学’是整体的概念，凸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内在发展的一致性，淡化了原来学术界把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作为三个不同性质的学科之间的差别，消解了原来意义上的‘新文学’和‘现代文学’两个概念，从而扩大了研究者的研究视野。其次，它把中国文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联系在一起，凸出了文学的现代性而淡化原来把文学依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扩大了现代文学的内涵与范围，许多原来因为政治原因不能容纳进来的文学现象，都得到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其三，这个概念强调了‘进程’一词，在提倡者的描绘下，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充满动感、包孕强大生命力的开放性的流动体。它与世界文学保持了密集的信息沟通，并且凝聚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变化中不断增长的新的民族意识。”［8］事实上，淡化学科界限、扩大现代文学研究对象和强调现代文学进程性这三个方面的意义，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确立了由分别到整体的研究原则。新中国成立之初，受到现代科学分门别类思维方式的影响，现代文学的研究以精分细别为原则，各个文体、各个时段、各种流派、各个阵营，分得清清楚楚，壁垒森严。这种精分细别当然是学科草创阶段必经的学术之路，但也造成了学科知识体系的单一和割裂。一旦这种精分细别发展到极端，文学史的丰富性就会遭到删削，文学自身的生命力也会遭到压抑。整体意识的确立，打破了学科界限，弥合了论、史、文学批评的割裂，更重要的是促使现代文学的研究摆脱了对政治意识形态和理论的简单依附，回到实事求是的学术路径与科学精神上来。一方面，整体性研究勾连起了过去被意识形态割裂开来的各种文学场域，重组了现代文学的历史空间与生态资源。另一方面，“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种方法，启示和加强了研究者在重构文学史话题、重新阐释和照亮文学史料方面的主体性的发挥。此后，王晓明、陈思和主持的“重写文学史”，丁帆、张福贵、李怡等提出的“民国文学”视域，2003年夏天由赵园、洪子诚、钱理群等发起的关于“20世纪40至70年代文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的讨论等，都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理论身影。 方法变革的第二个重要成果是外部研究向内部研究的转型。1949年之后的现代文学研究，社会批评派长期独领风骚。但社会学批评如若定于一尊，文学自身的规律性就会被漠视，文学批评甚至会演变为政治批评的隐形杀手。因此，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关于“内部研究”的理念和方法引发了研究者的深深共鸣。转型的理论自觉是从鲁迅研究开始的，汪晖在80年代末期推出了他的“鲁迅研究批判”，认为陈涌与王富仁的研究成果都是反映论思维与方法的产物，其成就在此，局限也在此。汪晖主张回到鲁迅的精神世界内部，探讨鲁迅精神主体的内在性与鲁迅作品文本之间的关系。他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鲁迅的文学世界》通过对鲁迅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的洞察，对鲁迅精神世界自我分裂的感觉方式的分析，展现了鲁迅精神世界的悖论与鲁迅文本世界中的矛盾的同构性。这篇论文的出版在现代文学研究最有标示性的领域内实现了从外部到内部的研究方法的转换，突破了决定论与反映论的传统分析模式。如果说汪晖的内部研究转向的是作家主体，那么，一批研究者向文学文本内部研究的转移，更加鲜明地显示了内部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意义和价值。1987年，孙玉石首先提出重建现代解诗学的主张，他认为现代解诗学“阐明了现代诗歌审美的欣赏对作品本体了解的依赖性；诗歌意象和语言组织的‘本文分析’是了解一首复杂作品的主要切入口；解诗就是依从作品的意象和语言一层层挨着剥开去，即遵从作品自身内部的逻辑性进行细读”［9］。孙玉石不仅深入阐发了朱自清、闻一多等诗人的解诗学观点，而且重释鲁迅《野草》，为现代解诗学的重建提供了一个典型范例。90年代以来，由于现代文学研究过于倾向宏观与整体的方法，而研究主体的素养又暴露出先天不足的局限，现代文学研究不免呈现出空洞浮泛不着实处的弊端。针对这种现象，钱理群提出的“文本细读”主张及其实践，对现代文学学术方法运用上的自觉反思也有其显著的启示意义。一些中青年学者或继承现代解诗学的传统，吸取西方新批评派的理论方法，或坚守文本细读的学术习得，孜孜不倦地在文本的句子、结构中流连体悟，做出了很多扎实的研究成果。吴晓东的废名细读、江弱水的卞之琳诗艺研究、王毅的“新批评”诗歌解读实践等，在内部研究的方法转型上都有自己的建树。 1993年，郑敏发表《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10］一文，批评“五四”白话文运动推倒文言，只宗白话，导致百年中国新诗发展不理想。这篇论文凭借作者的声望以及结论的尖锐，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引起巨大反响。此文的主要价值在于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运动思维方式的反思。郑敏认为，要白话就得推倒文言，要新诗就得推倒旧诗，正是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造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缺乏建树。郑敏对二元对立思维与方法的批判，引发了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警省，让研究者们意识到现代文学是多元共存的，各种文学观念、各种文学样式共同构筑了现代文学的历史共性与繁荣局面。在这股思想激流的冲击下，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迎来了一次从一元独尊到多维发展的转型。现代文学的研究对象得到极大范围的拓展，通俗文学的地位得到提升，其内容表达上的现代意识得到了发掘。旧体诗同新诗一样，成为现代诗歌大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过去长期被忽略的宗教文学以整体的面目进入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严家炎在1999年主编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中，就包含有分别论述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与现代中国文学之关系的三部著作。在作家研究方面，不仅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作家、民主作家、进步作家的研究得到全方位的发展与拓进，而且胡适、周作人、沈从文等自由主义作家的研究也硕果累出，自易竹贤的《胡适传》之后，又有沈卫威《无地自由——胡适传（1891—1929）》、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等出版，继钱理群《周作人传》之后又有黄开发《周作人精神肖像》、耿传明《晚年周作人》等出版，继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沈从文传》之后，又有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和《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等成果的出版。即使那些当年与新文学运动对立的保守派如吴宓、章士钊等，与左翼文学抗衡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等，其文学主张和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历史价值也得到了合理的评价与定位。70年来，一部丰富多元的现代文学史真正回归了它的历史真相，虽然对历史真相的认知与理解还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与丰富，但这一回归本身无疑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文化走向包容、学术走向自由的成果。 四 1989年，樊骏发表《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的长文，回顾了1949年以来现代文学史料工作走过的曲折历程，考察了新时期10年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进展与成就，对史料工作存在的问题做了深刻的反思。他指出：“迄今为止我们工作的对象大多集中于‘死’材料而放松了‘活’材料，也就是说，主要力量用于搜集、整理、收藏、出版已经成为文字、记录在案的史料，对记录收集尚未形成文字、仅仅‘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史料重视不够。”“作家和有关人士的日记、书信作为具有特殊价值的史料类型，在整个工作中尚未获得应有的位置。”在论文中，樊骏把史料工作视为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详细地论述了史料鉴别与整理的方法与原则，阐析了史料整理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同时表达了史料整理工作的紧迫感，希望研究者们“懂得任何延误都意味着给后人留下更多的无法填补的历史空白”［11］。这篇论文显示着现代文学研究继往开来的一代学者在史料建设上的深刻认识和对未来语重心长的瞩望。 30年过去了，史料工作所面临的文化环境和科技条件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现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樊骏提出的“鉴别整理的任务在今后工作中的比例将会迅速增加，整个现代文学史料工作也势必逐渐转入以此为主的阶段”这一预言也得到应验。近30年来史料工作最为重要和显著的成绩就是史料整理与鉴别。对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修订是新世纪以来史料整理鉴别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这次修订，不仅增收了新发现的数十篇鲁迅佚文佚信，而且立足于时代的思想文化语境，对1000余处错讹做了校勘改动，对2000余条注释做了修改增补。当然，随着科技进步和信息的发达，史料整理和鉴别工作已经不再停留在辨识文物真伪和信息虚实的层面，开始被赋予新的内涵与任务。一是防范史料上的过度阐释。频繁的过度阐释不仅使史料的历史价值空心化，而且容易造成现代文学知识谱系中知识链的琐碎与扭曲。朱正的《鲁迅回忆录正误》以及在此基础上扩充起来的《被虚构的鲁迅》等著作，可以说是在辨识史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二是防范史料使用上的刻意选择。一个作家的史料越是丰富，对这个作家的认知也就越复杂。当许多不同意义指向的史料同时出现在有关作家的认知中时，有的研究者或出于某种原因，有意地忽略一些资料，有意地选择一些资料，这样作家的某一方面的特性就被遮蔽了起来，对这个作家的认知就难以全面。譬如叶灵凤研究，无论是称其为汉奸文人的还是为之鸣冤叫屈的，都在使用材料时有意地强化一些，回避一些。最近，赵稀方《视线之外的叶灵凤——叶灵凤“汉奸”问题辨疑》对叶灵凤在沦陷时期发表的一系列媚日文章的披露和解释，就是对史料使用上的刻意选择的一个辨证，显示出史料工作发展的新的动力与趋势。 史料工作作为基础，在促进学术研究发展的同时，也在规范、完善和发展着自身的建设。改革开放40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史料工作中的史学意识的强化。这种史学意识体现在三个层次上。一是现代文学接受史的建构，从现代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接受的角度来搜集、整理和考察史料，它的目的在于总结和探讨现代文学作品经典化的历程。在这方面，方长安的《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提供了接受史建构的一个成功范例。二是现代文学研究史的建构。研究史的出现是一门学科形成规模、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也是一个学科在知识谱系建构过程中不断审视自身的必然要求。从目前已经出版的相关成果来看，专题史成果比较丰富。如现代文学史的编撰专题，90年代以来已有冯光廉等《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概论》、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等的出版，关于作家研究史专题，鲁迅研究史具有独特的意义和贡献。袁良骏的《鲁迅研究史》开创了新时期鲁迅研究史写作的先河，王富仁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以一种理论推演的方式提供了一种作家研究史的独特写法，王家平的《鲁迅域外百年传播史（1909—2008）》在研究史的对象范围上予以了新的开拓，张梦阳以一人之力完成的多卷本《中国鲁迅学通史》的出版无疑是鲁迅学乃至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史的一件大事，它的资料占有的全面，体例构建的系统，理性反思的深刻性，都显示着该著在现代作家研究史的撰写中的集大成性。比较而言，总体性的研究史还十分鲜见，温儒敏等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一著虽然更多地偏向于学科建设的思路，但在现代文学研究的总体史写作上的筚路蓝缕，其学术意义与价值也是无可替代的。 现代文学研究史学意识强化的第三个层次是史料学的建立。马良春在80年代初已经提出《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12］，1986年朱金顺的《新文学资料引论》出版，总结了现代文学史料工作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存在的不足和难题，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搜集整理、考证、版本、校勘、目录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归纳和阐述，为现代文学研究史料学的建立构建了一个雏形。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一文，则以其对史料工作的现状的反思及其发展的预想，为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性的指导。樊骏对唐弢的现代文学研究特点的分析［13］，指出他一方面承接了中国传统小学、朴学的治学传统，把古代学者的版本学、校勘学、文字学运用于现代文学史料的考稽辨析，一方面引进近代的实证方法和科学精神，辨析史料的真伪， 这些论断为史料学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可以模仿学习的标杆。新世纪以来，史料学的建立超越了经验论阶段而进入理论性阶段。史料学的理论建构不仅勾连起了国学传统，而且获得了西方各种历史理论的知识支援。金宏宇在《考证学方法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文中指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考证方法是广涉之术，涵盖文学史料的外部考证和内部考证，涉及文献史料学的各学科分支，同时还要有地理、政治、法学等不同学科的知识‘支援’。现代文学的考证方法是较高级的批判方法，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与局限，我们应将之定位于‘述学’，这既有别于索隐法，也不等于繁琐考证，更不提倡默证和‘过限’考证。只有更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和批判精神，中国现代文学的考证性研究才能更加科学有效。”［14］这一观点既显示了现代文学史料学在理论思维上所达到的时代高度，所具备的时代特点，同时也显示出了现代文学史料学理论在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解决的可能路径。 总而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现代文学研究史就是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知识谱系的建构史。如果把这一知识谱系比作一座大厦，文学史的编撰是大厦的地基，文学的革命性、现代性、民族性、世界性是大厦的四个支柱，分别与整体的相融、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互织、一元与多维的共存，这种方法论上的博弈是大厦引光照亮的窗户，而史料整理工作与史料学的建立则是大厦构架起来的砖砖瓦瓦。四个方面缺一不可，它们的成就共同构成了现代文学知识大厦的丰满、富丽与宏大。当然，现代文学知识谱系的建构是在与时代精神对话的过程中实现与完成的，每一个时代的精神特征都在大厦的堂壁刻上了自己的烙印，纵横交错，斑驳陆离，很难用一个固定的模式加以描述形容，所以樊骏曾十分感慨地说，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不过，现代文学研究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当代性。每一个时代的研究者都会有属于他们的当代，现代文学研究与时代的对话也会永远地持续下去，并且用对话的成果实现对现代文学知识谱系的丰富与重构，所以，陈思和也曾意气风发地预言，我们的学科仍然年轻。不再年轻，是感叹时代之手给了这座知识大厦太多的历史皱褶；仍然年轻，则是兴奋于“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现象在近三十年的文学发展中检验出各自的生命力”［15］。不再年轻也好，永远年轻也好，可以预想的是，只要现代文学研究者们以强劲的主体意识积极地与时代对话，现代文学知识谱系的建构就永远走在丰富、成熟与定型的途中。 注释 ［1］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兼及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文学评论》1994年第5期。 ［2］［8］陈思和：《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概述》，《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3］王瑶：《“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 ［4］唐弢：《在民族化的道路上——〈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序》，《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 ［5］王富仁：《“新国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文艺研究》2007年第3期。 ［6］陈思和：《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的几点思考》，《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1期。 ［7］参见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1期。 ［9］孙玉石：《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中国新诗批评史札记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2期。 ［10］参见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11］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2、4期连载。 ［12］参见马良春：《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 史料学” 的建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 ［13］参见樊骏：《唐弢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文学评论》1992年第4期。 ［14］金宏宇：《考证学方法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 ［15］陈思和：《方法·激情·材料：与友人谈〈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书林》1988年第７期。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19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