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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十岁就决定要去当作家，当时我脑袋一根筋，没别的想法，毫不犹豫。在八十年代想当作家，可能和现在的小孩想当明星是一样的。八十年代为什么文学这么火，不要以为是当时的文化氛围比现在好，因为1978年之前当作家首先要有一个政治认证，以前的作家一般都是文化官员，一般的小老百姓没机会。像余华、苏童、莫言等，能够靠一篇文章成为作家的，八十年代才开始。 一个小县城的人，他想成名成家，他的第一选择，唯一的选择，只有当作家，靠笔来写。所以我们当年想当作家，其实都是一个共同的愿望，也是想成名成家。在小县城，只有这个渠道。在八十年代，当作家是不赚钱的，我们都知道作家是穷人，但是这个穷人是体面的。大家都穷的年代里，你能很体面的穷，你就了不得。写书的话，八十年代，稿费很低，千字十块钱，出书的话也不是版税制，也是按照字数算稿费。 我出生在凤凰一条巷子叫进士巷，沈从文在中营街，两条巷子是平行的，中间的距离可能就一百米。我父亲告诉我，这个作家也是我们凤凰的，两家离的很近。我的第一反应是，那肯定没人看的。因为在我们小时候内心有远方的，就是特别相信远方的和我没有关系的一切特别精彩，身边的事物就老觉得没什么意思。八十年代那样封闭的环境，确实给人这样一个总体印象，一说本地的作家，其实不是高看而是低看了一眼。 后面我阅读沈从文，也是在初中以后了，读的也不算多。但在当时不是我一个，我这一代70后的作家，在我们进入文学转型期的时候，我们阅读的对象都不是沈从文这一类作家，而是当时最火的王朔、余华、莫言这些作家，这个序列的传承，其实我们每个70后作家，基本上统一。就像武侠小说，我们不约而同都写过，我们不约而同都把它废止，因为等我们写完了之后都知道这已不是文学的主流，回过头来再写纯文学小说。 我很羡慕的生活，就是当时台湾小说家那种，小小一个台湾岛，有三四百个武侠小说家。那个年代大家追着看武侠小说，就相当于现在的我们追剧。我自己是写过武侠的，所以写这《洞中人》时，虽然是写女孩，有我自传成分，武侠的写作我也是亲历者，在作家的朋友圈里，这是我们这一代作家的共性。 我个人特别关注生活中通讯工具的演变，八九十年代的时间相对就感到比较漫长，一件东西的存在到它的消亡会持续很长的过程，给人感觉到生活的稳定性。但是到95年后，移动工具的替换，让我们生活的节奏感一下子加速了。所以《洞中人》里包括call机、邮件、微信、QQ，这些出现的时间点都抓得特别准，因为我觉得这是整个中国人生活的节奏、时间的观念变迁的主要的一个因素。 我是推理控。我写作之初，影响我最大的是松本清张和森村诚一。我记得小时候看森村的《人证》，当年引进中国的译制片特别少，《人证》放十遍我看十遍。有阅读能力以后就看书。我感觉自己受到社会推理派影响特别大。在社会推理派松本清张的笔下，每个人都是侦探，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侦破的过程。每个人内心都有他的谜团，一辈子都有他的阴影。他在日常生活中一定会受到创伤。这些生活的谜团不是由警察去侦破，而是每个人都得具有一种推理和侦破的能力。 所以我所有的小说，即使没有警察，它一定有推理的成分，能让我一次一次有效地进入我要写的内容，然后我发现只要在小说里面建立一个逻辑推理的关系，它也就不乏读者。 中国文学和中国电影里常常有个人物鉴别的模式，就是“这人一根筋”，一旦这人一根筋，他的身上就一定有故事。所以我其实是写了一些一根筋的人，他代替了警察去侦破生活中的谜团。 我自己没必要肩负一个“对比”（对比当下生活与小说中的八十年代）的功能，某种程度上我只是想还原记忆里的那一些东西，包括我对八十年代的描写……我只要真正比较清晰地还原八十年代一些场景，当我把这些场景还原到位的时候，我相信这种比较在每一个人的脑袋里已经自然生成了。我写《洞中人》，是我确实难以忘怀最初写作的动机和目的，那种朝气蓬勃的状态。 根据“小说家是穴居动物——田耳《洞中人》” 田耳发言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