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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柯离开得很突然，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2月24日上午11时，我从手机微信的朋友圈上突然发现一条消息：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协副主席红柯因心脏病于今天凌晨在西安去世，享年56岁。 正处在创作旺盛期的红柯是当代陕西最有全国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描写西部风情的一系列中、长篇小说，给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先后荣获首届冯牧文学奖、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九届庄重文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并多次入围茅盾文学奖终评。他去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太阳深处的火焰》荣膺2017年中国长篇小说年度金榜领衔作品…… 记得大概是2006年初，《回族文学》主编李明委托我对红柯做一次有关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的访谈。《西去的骑手》是一部以回族传奇人物尕司令马仲英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发表之后受到文学界的普遍重视，《回族文学》曾连载过其中精彩的片段。当时红柯住在明德门陕师大的家属楼里，正值寒冷的冬季，他和我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 红柯1985年毕业于宝鸡师范学院，毕业后留校编院刊。在大学发表过一些东西，83年作品就上了《延河》。在那个理想主义时代，政府号召到西部去，他心中充满热情，86年给学校留下了一封信后就来到了新疆，在奎屯市的伊犁州技工学校教语文，那时也没想着以后再回来。 他说他们家里都有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传统。他祖父抗战时在内蒙待了9年，父亲50年代在西藏待了8年。所以他从小就听说了许多少数民族的故事。刚到新疆时，尽管是零下35度，但他每天早上只穿一件薄毛衣出去跑步，回来后眉毛上结的都是冰，但感觉很好，所以很快就适应了新疆的环境。 1995年冬天，母校缺老师想把他调回来。当他从伊犁办完调动手续，车过果子沟时，突然泪流满面，他太爱新疆了。 刚回来时他很不习惯内地。新疆的大戈壁、大沙漠、大草原，辽阔无边，天人合一，好像人是在天上生活，回到内地后就突然感觉回到了人间的世俗中，有不少的烦恼，人和人的关系似乎也很复杂。 他告诉我，他开始没注意到《西去的骑手》是一个回族题材，也没想过要写小说。他最早接触马仲英的资料是在大学三年级时，在学校图书馆的角落里看过一些马仲英的资料，感到很惊奇，后来在新疆又听到了很多故事，这才深深地为马仲英短暂而辉煌的一生所打动。 他最早是写诗的，但感到新疆的素材和马仲英的经历用诗不好表现，于是1988年发了最后一首诗后就再没写过诗。他先拿现实题材写了一些小说，发表了13个中篇和7、8个短篇，想学学手，做做准备，收集到的新疆资料也没动，怕浪费了。《西去的骑手》是他的第三部长篇，之前还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老虎！老虎！》和《百鸟朝凤》。 他曾为新疆独特的自然景观所震撼，他很想写西北地区很血性的东西，而马仲英身上体现的正是大西北的大生命。他认为明清以后，西北人向往汉唐雄风，而回族在这方面做得最好。回族先民是在唐代大发展时期进入中国的，接受的是当时的先进文化。回族人少，但回族的生命力很旺盛，有一种壮烈的东西。1949年以后马步芳手下的一支队伍，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一直生存到1964年原子弹爆炸，去清场时才发现。他们竟然能在大戈壁里繁衍生息15年，这简直是生命的奇迹。 《西去的骑手》是他1991年写的，后来寄给了许多杂志社都未被刊用，直到2000年《收获》决定刊用，让他前前后后修改了三次，2001年才发表。他感到，如果后来不回内地，也许马仲英就写不了这么好。有了比较，有了距离，有了反差，他才感到西域、中亚、西亚的文化，包括回族的伊斯兰文化优点就更突出了。 他说他的许多中短篇都是借鉴了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的结构方式，他是有意要与其他作家区别开来，这也是他小说独特的地方。他以前只知道汉文化，但看过少数民族的文学典籍以后，他震惊了，自己的文化观念彻底转变了。众多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把他过去学到的所有西方文学理论都颠覆了。他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少数民族文化，学习英雄史诗的风格。他感到民间的东西真的很好，但遗憾的是新疆的很多汉族作家在向内地看齐，而对身边兄弟民族的文化似乎不感兴趣。 他对维吾尔族音乐非常感兴趣，收集了一千多盘磁带。他认为内地对西北有着许多不合理的想象，以为新疆也是人穷志短，实际上甚至连乞丐行乞的方式都很高贵，并不叫人一声“大伯”、“大婶”，而是弹着琴。许多人家里虽然很穷，但照样在院子里种着玫瑰花，贫穷但很高贵。他当时还给一些学校带过写作课，当过文学社的课外辅导员。文学社里各民族的学生都有，但他们作品的情调、语言都是陶渊明、朱自清的味道，不真实，没有新疆的特色，他要求学生们写出羊肉串味、皮芽子味，但学生还闹不懂。他说新疆这么多的宝贝不去挖掘、不去学习，却去学身边不存在的朱自清干什么？ 他认为新疆是文化很发达的地方，是多元文化，当代内地对它的忽略是不对的。现在不少作家一提英雄意识就反感，热衷于个人化、情绪化写作，但他认为英雄意识、理想主义是一个民族非常健康的东西。他发现《论语》的原始儒家与伊斯兰教很接近，有原始的英雄主义精神，到董仲舒以后就把儒家彻底奴化了。 他说他在文学院做过一次讲座，当时很多人对伊斯兰教不理解，他就告诉他们伊斯兰教有很多人性化的东西。你到青海、甘肃、新疆去，回族的村子很干净，老人很受尊重，社会很和谐，它在全世界有这么多人信仰，就是因为伊斯兰教有许多人性化的东西。有的人不了解伊斯兰文化，你不了解人家但不能随意想象、曲解。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世俗的东西，世俗就要实用，哪个国家强大就说哪个国家文化发达，哪个国家给他绿卡他就说哪个国家好，我们缺乏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彼岸世界和更高意义的正义和公正。 在《西去的骑手》中，一些语言很有特色，如“闻到骨头的芳香”等语句，红柯说这都是新疆少数民族的语言。他说新疆的少数民族说的话本身就是诗化的语言。在新疆，他看到一位少数民族同事爱抚地抱着自己的孩子闻，看他的孩子香不香，有没有他的气味。这些都让他感到很新鲜。学生要毕业走了，汉族学生要欢乐一个礼拜，少数民族学生却能哭一个多月，有的还用刀子扎大腿，感情很深、很烈。 他说，在新疆，他一个人在沙漠里走时，常常会有一种幻觉，感到天与人很近，人对天的敬畏很容易产生。在这里你会更好地理解宗教。《西去的骑手》最早的名字叫《走向最后的海洋》，担心读者会不好理解，出版时才把名字改掉了。《西去的骑手》写的是大西北的大生命，是西北各族人民具有的英雄意识，离开这个话题就不是用审美的目光看待文学作品。 他说，西方文学是从战争开始的。《哈吉·穆拉特》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它是写车臣穆斯林反对沙皇俄国残暴统治的中篇小说，也是写战争的，写得很感人，可以看出托尔斯泰是反对沙皇俄国对车臣非法统治的，他反对的是大民族主义对弱小民族的欺凌，其中引用了很多伊斯兰教经典的东西，由此可见托尔斯泰对伊斯兰教非常了解。 《西去的骑手》以充沛淋漓的生命元气和强悍刚烈的男儿血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这是一部以大量的史料为基础的历史小说，但从创作手法上讲，却是一部试图用神话史诗笔法写成的关于骑手精神的挽歌和绝唱，被称为是现代的“英雄史诗”，拓展和丰富了西部文学的审美视野。但我在访谈中也直言不讳地谈到《西去的骑手》的一些硬伤，他表示再版时都可以改。 红柯为人质朴、善良，一口陕西扶风的普通话听起来很亲切。他告诉学生，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关键是要转变观念，但学生们似乎并不理解。他感到不论是中亚、西域的文化，还是回族文化、蒙古族文化、藏族文化，对中国文化在生态上都是一种平衡，一种丰富，是非常有益的，文化的多样化对人类非常重要。 我感到红柯是一位很有思想的作家，新疆的十年没有白待，作为一名汉族作家，能关注回族历史题材的创作非常难得，更何况作家本人对少数民族文化有着正确的认识和深厚的感情。这篇访谈《绝域产生大美——访著名作家红柯》，我写了一万一千多字，与他对话了20个来回，后来发表在《回族文学》2006年第3期。我觉得《西去的骑手》是一块有着瑕疵的美玉。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应该是一位评论家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于是我还写了《关于<西去的骑手>的几处硬伤——兼谈如何把握回族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的评论，发表在当时的《开拓》杂志上。红柯也很认可。 红柯爱读书，为人真诚、宽厚、低调，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后来他也给我聊起他的烦恼，他是以作家的身份被陕师大引进的，因在高校担任教授，每年学校的考核都以在权威、核心等刊物发表的论文为标准，而他从不写论文，他获得的许多文学大奖学校在考核中也不认可，而奖金是与论文的考核结果挂钩的。可他又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在学校两耳不闻窗外事，一是教书，主讲《文学与人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导读》《中国西部文化与民族文学》等课程，认真培养少数民族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二是写作，我行我素，坚持不写论文，依然忙里偷闲，埋头创作，耕耘着他的小说。 在省作协，红柯是副主席，我是理事，所以作协开理事会时会见到他。有时，伊斯兰国家作家代表团在中国作协的陪同下来陕访问，省作协往往通知我参加，在接待时我也会遇到他。每次见面，我们都相互问候，谈得很轻松，很亲切。在陕西作家的微信圈上，他的微信名是“兀立荒原的树”，看到我在创作上的好消息，他都会点赞，我再回复向他问候。 斯人已去。红柯是追赶西去的骑手了。他太累了，12部长篇小说，35个中篇，100多个短篇，总计800余万字，他是用生命在向文学献礼。中国文坛失去了一位优秀的作家，少数民族文学界失去了一位好知音，一个有着世界眼光和胸怀的作家过早地离去，无疑是当今文坛的损失。相信他的作品会流传下去，为中国文坛增添多元的异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