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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开放体系塑造中华美学的高品质 从美学上来看，趣味的高低不是由风格内容决定的，而是由风格数量决定的。比如，不是欣赏古典音乐的趣味比欣赏流行音乐的趣味高，或者相反，而是既欣赏古典音乐又欣赏流行音乐比只欣赏其中一种音乐的趣味高。欣赏建立在相互比较基础上，欣赏的风格越多，对于其中任何一种风格的理解就越深。高级趣味不体现在对某种趣味的偏好，而是体现在细致的鉴别力、敏锐的感受力、广泛的适应力等审美能力上。由此，中华美学丰富性和开放性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多样艺术风格和丰富审美范畴，塑造了中华美学的高级趣味。凭借这种高级趣味，中华美学欣赏的对象不仅范围广，而且境界高。 欧洲美学家在18世纪确立现代美学的时候，推崇感觉、趣味等相对有弹性的感受力，以此来对抗古典美学僵化的理性和规则。译为汉语的“美学”一词，其拉丁文原意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完全建立在规则基础上不同，感性认识不惧怕混乱，它能够从无序中发现有序。当然不是所有的感觉都具有这种认识能力，只有源于心灵的内在感官才具有这种认识能力。因此，美学中讲的感性认识，不是一般的感性认识，而是完善的感性认识。一般的感性认识只有无序，理性认识只有有序，只有完善的感性认识才能完成从无序到有序的飞跃。在处理有与无、虚与实、情与景、理与趣、似与不似等矛盾因素方面具有特别智慧的中华美学，有助于欧洲美学摆脱对僵化规则的崇拜。比如，推崇自然天成的中国园林对强调几何规则的欧洲园林的冲击，就可视为欧洲现代美学的一场革命。美学学科的确立与中国风的盛行在时间上的巧合，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华美学与欧洲现代美学之间具有某种关联。 尽管不同美学史家对欧洲现代美学有不同界定，但核心概念不外乎无利害性、天才、想象、激情、趣味、崇高、内在感官、美的艺术等。表面上看来，这些概念都源于欧洲，但它们实际上是18世纪欧洲多元文化交互影响的产物，它们大多可以在中华传统美学中找到渊源。例如，宗炳的“澄怀味象”、张彦远的“无益之事”、郭熙的“林泉之心”、苏轼的“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等观念所表达的思想，与“无利害性”概念非常相似。再如，“天才”和“趣味”等概念中所包含的艺术创作和欣赏要突破理性规则的思想，在中华传统美学中也非常丰富。《庄子》中的“解衣盘礴”、严羽的“别材”和“别趣”、袁宏道的“趣”等都指向一种源自自然、超越知识积累和算计之上的才能，无论艺术创作还是艺术鉴赏都需要这种才能。中华传统美学也用兴、兴趣、兴致、兴会等词语来描绘这种特殊才能。 不过，我们更看重的美学现代特征，不在于它是由一系列特定范畴组成的，而在于它的开放性和丰富性。任何特定范畴，不管它们多么有弹性，都有可能因为经典化而凝固为一成不变的规则，从而失去它的现代特征。中华美学揭示出风格的巨大可能性。在风格矩阵中，对任何风格的界定都建立在与其他风格的关系基础上，风格数量越多，对任何一种风格的界定越难。要在中华美学风格矩阵中做鉴定，就需要高度发达的识别力和感受力。这是一种没有抽象规则可以依靠但又确定有效的鉴赏力。如果说中华美学能够为今天的世界美学做出什么贡献的话，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的丰富性和开放性，以及在丰富性和开放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鉴赏力。凭借丰富性和开放性，我们的审美领域得以扩大；凭借敏锐的鉴赏力，我们的审美品质得以提升。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