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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动：炮火内外的瞬间 那茹志鹃的情动方式独特在何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根据其成形留存的文字而非渺不可捉的内心世界予以回答。在她的创作谈中，她在提及创作的原料是生活，而且必须是和本人命运发生联系的生活时说，“我的特殊经历是，在参加革命以前，我没有什么家，到了部队以后，我有了家。我这个特殊的经历，就赋予我一双我自己的、单单属于我自己的一双眼睛。”（《漫谈我的创作经历》，第16页），从《逝去的夜》与《她从那条路上来》中可以看出，以茹志鹃自己为原型的主人公也宝童年失去双亲，与嗯奶和哥哥相依为命，忍饥挨冻是家常便饭，此外还有寄人篱下，有在上海与杭州之间、在姑母与姨母家漂泊周转，甚至有入修道院与入庵“坐关”这样非人间的苦难。她的少年时代也好不到哪去，1949年5月25日，茹志鹃随同人民解放军挺进上海，她在日记中写到“上海，这个东方伟大的都城，记得我离开她的时候，它是一个可怖的城市，我呢！也是一个软弱的流眼泪的女孩子，我偷偷地离开它”（《茹志鹃日记（1947-1965）》，王安忆整理），“解放军以主人翁的姿态进入这人民的大上海，我也以主人翁的姿态回来了，六年前我是做梦也想不到在六年后我会这样：本来是一个谁也瞧不起的穷孩子，走在路上以清高来维持自己在冷眼下的自尊心的，现在居然在这么多人的欢呼、欢迎中回来”（《茹志鹃日记（1947-1965）》，王安忆整理）。王安忆在整理这段日记时，提供了另一段更详细但被废弃的草稿，“我那时从武康中学，得到了一张初中毕业的文凭，带着一身疥疮，来到无家可归的上海，住在哥哥的朋友家里，整日为一个饭碗而惴惴然惶惶然”（《茹志鹃日记（1947-1965）》，第32页）。茹志鹃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份私立小学老师的工作，但逐渐决定要和哥哥一起去投新四军，18岁（1943年）参加新四军后，“我一直感到很高兴，因为我不会失业了，而且在文工团能接触更多有关文艺的书”（《漫谈我的创作经历》，第12页）。对这一“不会失业”并不能做庸俗化的理解，事实上茹志鹃的确是在战争中长大并成为一个革命“新人”的，“这六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把我变成一个不再流眼泪不再悲观，不再为一个爱人，或一个亲人而痛哭流涕，一个革命女战士，毛泽东的文化兵，光荣的共产党员，人民的好儿女”。从中可以看出，茹志鹃对于革命、解放、人民有着切身的信仰，这一信仰的建立是通过活生生的体验而非政治教育实现的。 这种独特的早年生活经历不仅赋予她一双信仰的眼睛，也使她拥有难得的战争之眼。战时生活本就具有特殊性，更何况茹志鹃在6年战争生涯中实现了决定性的改变与成长，因而战争具有了与她肌肤相亲的意义。她并不怀念战争本身，但怀念战争中的人与事，怀念那种创造崭新的一切的精神与气魄。“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漫谈我的创作经历》，第40页），这是茹志鹃在1980年交代《百合花》写作经过时的一段话，《百合花》发表的1958年是茹志鹃爱人王啸平被打成右派的第二年，在这种情况下，“肝胆相照，生死与共”八个字就显得格外触目惊心。实际上，茹志鹃的文学创作生涯相当短暂，解放前在部队文工团中主要是演出和进行大量政治学习，分到文工团的创作室后要完成大量创作任务，要到工厂、农村、连队去“下生活” ，主业是写话剧，也写了少量散文与小说。直到1955年转业到《文艺月报》做编辑，才开始在工作之余搞创作，但1960年成为专业作家后再度创作很少，再考虑到中间的反右派运动，任务之外的文学创作不过几年。而在这短暂的创作期中，最能打动今日读者的正是写战争的几篇小说，如《关大妈》《三走严庄》以及《百合花》。战争本身具有你死我活的残酷，但战争期间战友之间以及军民之间“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精神却亦是战后平凡乃至平庸的日常生活难以企及的，茹志鹃正是怀着这种远隔在战争安全距离以外的滤镜作用赋予特殊时期以深情，同时用自己独特的情动方式，使用那些在别人看来貌不惊人但却深深触动她的战时细节，完成自己的书写。 比如，茹志鹃在叙述《百合花》创作经历时，讲了一位通讯员顶着炮火在护送她去前线的过程中总是要保持一定距离的故事，这件事是她塑造《百合花》中小通讯员形象的灵感来源之一，她感慨说：“这位通讯员的面貌我已记不得了，我为什么要去前沿也记不得了。记忆的筛子啊，把大东西漏了，小东西却剩下了，这本身就注定我成不了写史诗的大作家，奈何！但是这样一次古怪的同行，无声的追逐，却永远是这么色泽鲜明，甚至那野草的摇动，通讯员的喘息，都仿佛还在眼前，响在耳旁”（《漫谈我的创作经历》，第42-43页）。铭刻在茹志鹃记忆中的都是这样貌不惊人的细节，而后茹志鹃以自己独有的情动方式重组了故事，“用碎料拼成一件衣服”，“一些点滴的印象、感触，却能触发我去日夜苦思，将这些点滴的东西，发展壮大，结构成篇”（《漫谈我的创作经历》，第81-82页），茹志鹃正是以这种方式实现了对战争的追忆与对现实的抚慰。战争与人民教育了茹志鹃，但个人独特的情动方式永远只能通过自我生活与自我教育获得，会超出创作者本人的控制乃至知觉，她的情动方式与创作风格是独一无二的，但她的创作原点及其身为作家的成长史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都有极大的典型性，从中可以窥见中国当代文学的来路。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