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有一些青年作家重新捡起了志怪的传统。但此时的“志怪”却不同以往，它更多地指向一种文学意义上的再创造。传统志怪小说往往带着弘扬神道之心来记述鬼神的传奇，如《搜神记》是要发现“神道之不诬”；《洞冥记》旨在“洞心于道教，使冥迹之奥昭然显著”；《列仙传》是为明确“铸金之术实有不虚，仙颜久驻真乎不谬”。但在赵志明的《无影人》《中国怪谈》和阿丁的《厌作人间语》等作品中，修仙成佛、降妖除魔或人鬼情谊皆不指向鬼神本身，而是更多地继承了志怪小说在故事曲折婉转、气氛渲染以及天马行空的虚构与想象上的文学经验。志怪将小说内在的矛盾推到了一个更紧张又更奇妙的层面，因为它的奇与怪，大概在今天人们已然先行预设了它的“不真实”，但它本身又竭尽全力地追求着“真实”，至少在读者合上书的前一刻，它不能先行破坏了那种被营造出来的真实感。这种尖锐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对小说的故事、语言、氛围、场面提出了更高的文学性要求，毕竟在这一逻辑里，只有信其为真，小说才能更有效地与阅读者发生关联，才能由文字、文本转化为可以形成对话的经验，才能让人跨越时间、跨越空间、跨越具体的环境，可以突破肉身所在的种种局限，遇见从未遇见的人或非人，体验从未体验的生活。《中国怪谈》中的《庖丁解牛》显然已与“养生”无关，赵志明大篇幅地续写了“解牛”之后的故事。备受优待的庖丁最终接到了魏惠王“解人”的要求，人们像迎接盛大的节日一样怀着战栗、好奇又隐隐乐于以身试刀的心情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但出人意料的是，没有谁可悲或荣幸地成为那块试金石，庖丁手起刀落，在一瞬间将自己肢解完毕。“在这方面他显然是自私的，他让在场的人看到了绝唱，却转眼带走了杰作，徒留深深的遗憾”——庖丁的“自私”无疑成就了大德，他以自我献祭的方式终结了某种技术性自负所隐藏的道德危机。小说因而指向人心，指向了人的自负。阿丁的《厌作人间语》是对《聊斋志异》诸多篇目的重述，“重述聊斋——这是我认为的，向蒲留仙老先生致敬的最佳方式”，但阿丁的重述不仅把基本的故事情节安置于当下，而且在一些重要关节进行了颇具时代感的改写。其中的《乌鸦》源自《聊斋志异·席方平》，原本魂入城隍庙为父伸冤的故事在阿丁那里变成了更具现代意义的虚无。种种酷刑在《乌鸦》里似乎成了必须经历的繁杂又恼人的过程，而真正使“我”感到绝望的是那个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声音和语言的什么都“没必要有”的存在，这种没有来由或固执地发于内心的绝望与虚无构成了对阿丁笔下的席方平最彻底的摧残。《聊斋志异》中那个由恩怨推动的轮回故事在重述里以相似的曲折情节变成了现代人难以抗拒的精神困境，相比阿丁自认为的“狂妄”，这更像是一次对原作极具深情的致敬。 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文学的诸多重要资源与经验远远没有充分地进入到当代文学的创作中来，而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乎写作技术的问题，还与情怀、趣味以及心灵归属有关。所以，当我们重拾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被无辜地淡化、隔绝、排斥的中国文学传统，让它在新的环境里重新焕发生机时，也许会发现它是可被亲近也易于亲近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