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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提出了文学的最高评判尺度即融合了美学和史学两种“最高的标准”。在《致斐·拉萨尔》中，恩格斯特别强调了其所谓“史学的标准”的内涵，在他看来文学作品史学的意义即是要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命运中的真正悲剧的因素”是身为一个阶级的主人公的矛盾方面，“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而作家的写作不应该忽略这个因素，避免“把悲剧性的冲突缩小到比较有限的范围之内”。现实时境的书写和被书写可以转换为书写什么人的问题。当下社会仍然是一个需要塑造主角的时代，而当下的文学也是十分需要谈论“人设”的问题。从黑格尔到恩格斯，对作家历史观的要求都渗透着对社会总体情况的把握或曰对历史必然性的把握，一个作家的文本的自我，同时应该是历史的自我。在中国当代文学之中，从来都不缺乏时代典型，有的甚至成为时代的领军人物，从林道静、梁生宝到乔厂长、李向南、孙少平，而如今文学变得不再具有参与性、建构性的力量，这可能与“主角”的缺席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文学作品急需要有“人设”的“吸粉”，这样的“人设”必然不是幻灭和激愤中的人物，我想他们一定是从历史的隧道中思索而来的人物，与时代并肩和有作家哲学提升的人物。 我最近看到意大利共产党人给萨特写的信件，谈到什么是主体性。萨特说认识自我，就是自我破坏。拉迪切说，自我认识是自我改变，尤其从一种身份到另外一种身份。两者都是“向着客体超越自己的主体性”，从主体性走向客观性，我们和自我的关系就改变了。文学现实表达的有效性，似乎应该首先回应“认识你自己”这一老生常谈，特别是回到主体和客观之间的关系，回到历史中的自我认识，方才可能解决“人设”的有效性。 （作者大学：山西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