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末明初大转变时期东南文坛格局及文学走向研究》，饶龙隼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11月第一版，58.00元 2016年11月，我赴上海大学参加饶龙隼教授主持的“明代文学研究高端论坛”，会下交流中，龙隼教授谈到有一部明代文学研究的专著将要出版，且大致聊及该著的构架和核心内容。这当时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与龙隼教授相知甚久，又同在明代文学研究领域耕作有年，平日彼此多有交流切磋，对他的学术成就很是钦佩，也深知他的学术个性和治学路数。前些日欣获他惠赠的新著《元末明初大转变时期东南文坛格局及文学走向研究》——此即一年多之前谈到的那部专著，不由自主地搁下手中活计，决意一读为快。 该著通过元末明初南北文化被隔裂和东南文人呈地域群落分布两大表征，具体翔实而又宏阔地描述元末明初大转变时期东南文坛格局及文学走向。全书由三部分组成：导论概述文化重心偏转，主要描述晚唐五代以来国家文化重心偏转东南的进程；上编论述东南文坛格局，其中四章分别研讨金华文学群落、吴中文学群落、岭南文学群落和闽中文学群落；下编论述明初文学走向，其中四章分别研讨西昌故家的文化基质、江右儒学别派之弘传、西昌文学的雅正特质、西昌雅正文学之生长。其中，于文坛格局研究，紧紧围绕“构建地域文学的层级理论模型”来展开；于文学走向研究，则在“引入中国固有的文学制度观念”下进行。由此大大提升了该著的理论涵养和思想深度，并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理论范式和学术启示。 披览该书，颇感亲切清新，神情为之一振。书中除了保持作者一贯的言必征实、推导描述的文风，还在取材命意、思想观点、学术技艺上有显著的进境。具体说，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取材广泛，命意新颖。该书取材，除使用常规的集部、史部文献，还很注重使用子部和经部文献。集部文献，作者特别留意《泰和诗征》《金华文略》《金华诗录》《广州四先生诗》这类地方文学总集；史部文献，书中大量采用了方志、山志、寺庙志和道观志等地方史资料，家谱、族谱和家集等家乘资料，风俗、信仰和宗教等民间遗存资料；子部文献，尤重考镜源流，追索东南各地域儒学传统与宋元学案之关系，如金华儒学之于《明道学案》《悔翁学案》《东莱学案》、西昌儒学之于《清江学案》等，甚至西昌儒学的精神气质还上溯至《庄子·人间世》等原始道家典籍；经部文献，则重经籍制度之变迁和地方儒士的著述，如书中图表十四“元末明初西昌儒学群体信息表”论列了80位西昌儒士的著述成果。像这样广泛的取材范围，远超当今常见的文学研究视野。 而作者富有开拓性的取材之命意，乃出于他的学术识度和研究理念。我们知道，流行百余年的中国文学史学术范式，尽管在不同的著者那里有不同表述，但几乎都是作家加作品外加文学基本原理之拼盘，而缺少基于文学本来面目和文献自然形态的描述；这种研究流传至今，已很难惬人心意了。龙隼教授在其新著中，大幅度拓展取材范围，就是想通过对自然形态的文献之梳理，来描述特定时空中的文学本来面貌。记得龙隼教授说过，历来中国的元气在社会底层，而不在高雅堂皇的庙堂之上；然则注重地方文学总集和底层民间资料，实为最能接近“中国社会元气”的做法。我确信，像这样接通“元气”的文学研究，定会产生富有生命力的学术成果。饶龙隼教授这本新著的生命力，就表现在尊重文献的自然形态，忠实地描述文学的本来面貌和性状，从而揭示原生态的文学的生长机能。 像这样的命意，当然是新颖的。例如书中用将近一半的篇幅研讨明初馆阁文学，但不是只关注明初馆阁文学及台阁体本身，而更看重它是怎样接引地方文学生机活力，使西昌雅正文学逐步通往馆阁并笼盖朝野。这是一种文学史描述，却非静态的文学史，而是动态的文学史。对此，作者明确说：“基于上述各地域文学稳定、量变、场变诸规定性考察，就应对呈地域群落分布的东南文坛格局进行动态描述。”（参见《元末明初大转变时期东南文坛格局及文学走向研究》P51—53。以下征引该书，均简称“饶著”）正是在这个动态的描述中，该书不再把文学史事、文学思想作为研讨的中心话题，而更为关切文学史事之成因和文学思想的策源等命题。 二、创新理论，返本归正。基于自然形态的文献梳理，出于动态描述的新颖命意，该书作者就能创新理论，在研究理路上返本归正。其实现返本归正，主要有三个途径：其一是设置文化重心偏转东南大背景。宋元以来国家文化重心偏转东南，是元明易代无法回避的治化困境。该书作者追溯这个历史情势并在“导论”中清晰描述之，因以探讨元末明初东南文人呈地域群落分布格局之形成。其文云：“宋元文化重心偏转，并长期遗落在江南，这就使天下一统有所残缺，且亦埋下国家速亡的隐患。东南作为文化重心寄托之区，一直保有绵延的文化主体性，不仅不为各种外加力量喧夺，而且在宋元时期呈异动态势。……及至元末扰乱，南北交通阻隔，元大都这个文化中心再无凝聚力，渐至南北文化之轴心联动被废止，最终导致南北文化的深度隔裂，因使东南文人呈地域群落分布。如何修复重心偏转、深度隔裂的南北文化，如何整合呈地域群落分布的东南文坛格局，就成为一个极艰巨的历史使命，留给新进的明朝君臣们去完成。”（饶著P37） 其二是还原地域文学群落的层级构造。近十多年来地域文学群落研究颇为盛行，不论是地方集群研究还是家族文学研究，大都是囿于特定时空的个案，而很少连通文学的总体构造。该书则通过整体把握、动态描述和焦点透视，在长时段大范围中将地方文学纳入主流文学，从而构建一个切实可用的理论模型，来还原各地域文学群落的层级构造。其文云：“元末扰乱，群雄割据，某一方文士在特定的环境里，聚合成相对独立的文学圈次；并在深广的文化区域范围内，自由滋长出多个次文学群落；又从中突出一个核心次群落，且在该核心次群落的带动下，形成更高级位的地域文学群落，从而将各次文学群落容纳其中；及至应聘到明廷之后，各地文人以群落归附，齐聚朝堂，并驱较胜，进而扩展成泛文学群落，同时争相推出领衔作家，以标举各方的地域特性，共同敷饰明朝开国气象。”（饶著P54—55） 其三是引入文学制度观念及理论方法。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研究受西方学术的影响，普遍采用艺术哲学和审美心理的文学观念。引用此类文学观念来研究中国文学，固然取得许多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但其弊端也是明显的，沿用至今实难以为继。龙隼教授从中华元典和传统文论中，修复了近世被遗忘的文学制度观念，并引入该书的研究过程之中，以与外来的文学观念相调剂，力求将艺术哲学和审美心理之类危微因素，落实到中国文学制度即文学自身规定性上。（参见《文学评论》2010年4期《中国文学制度论》、饶著P252—256）这样就在中国本土固有的文学制度层面，建立了地方文学与庙堂文学的互动关联。既描述出元末明初雅正文学生长的三段式进程：西昌雅正文学—→江右雅正文学—→馆阁雅正文学；又揭示了主流文学要接引地域文学的生机活力，而不一定始终局限于中央庙堂的文学发展规律。 三、语言整饬，学艺精湛。翻开书页，率先跳入眼帘的是整饬的目录，其各级标题均为描述性的语句，没有作者“话语霸权”的干预，而表达又十分简明雅洁。正文五十多万字之用语，往往有偶句联翩而出，或一句、二句连续相偶，或一三、二四隔句相偶；所用语汇，亦皆雅驯。我们知道，学术语言易流于枯涩，要做到简明殊非易事，要做到简洁很难，要做到雅洁尤难，要做到雅驯更是难上加难，而龙隼教授是做到雅驯的。这使我联想到刘勰《文心雕龙》，他在骈文盛行时期用骈体来论文，是难能可贵的，至今令人欣羡；试想当今汉语欧化极为严重，甚至出现中国文论失语症候，处在这样的汉语“全球化”困境，龙隼教授能够积极尝试使用偶语，并努力做到了整饬雅驯，怎能不让我由衷地赞叹。 总之，该书的取材、理论及学艺，均表现作者创造力之精锐；若说它是一部匠心之作，绝非溢美。据该书《后记》所叙，作者为做好这项研究，前后总共投入了二十多年，几经转徙而始终坚持不辍，此其苦心孤诣、孜孜以求，在一般学人是难以想象的；而我作为同行，颇知其中甘苦。 该著有多重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首先，相对于明末清初文学研究来说，元末明初文学研究向来薄弱，饶著对此作了极大的开掘和弥补。其次，对于元末明初历史转型时期文学的研究，饶著找到了有效的支点，此即文化、群落和地缘，这便使历史转型时期文学研究有了切实可行的着力处和方法论。再次，对于文学群落和地缘文学的研究，饶著所尝试的“层级理论”和“文学制度”视野下的探索，可以说大大区别于现今有些较为粗略的研究，由此使文学群落和地缘文学研究获得了真正意义的文学史研究之价值，这应该也是该著的一个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