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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以来,日本文学受到西欧文学的巨大影响,先于中国文学而“近代化”。西欧文学作为日本文学的典范而存在,文学家们虽然没有亲身体验,却在学习西欧。可是,就在这样的“崇尚西欧”的文学潮流中,也有些文学家如夏目漱石、森欧外、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等在接受着西方近代化影响的同时,将目光投向了中国。众多作家因各种缘由来到中国并留下了诸多以中国为背景或描述中国的作品。 谷崎从少年时代便开始憧憬着中国,进而两次踏上中国之旅,由此创作了数目众多的“中国情趣”作品,直到后来,其作品显示出人们所说的“回归日本”的倾向。在这个过程中,谷崎的中国观是怎样形成、发展、变化的呢? 一、谷崎润一郎中国之梦的形成 谷崎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两个接触点,那便是汉文学与中华料理。 谷崎曾在《少年时代》中说“在我整整的一生里,但凡该称之为师的众多人中,此人给我影响最大”。谷崎所说的“此人”就是稻叶清吉先生,他为谷崎真正接触汉文学创造了契机。“我记得先生藏有青木嵩山堂出售的六号字排满版不加句读和标音的汉文王阳明全书十卷,先生常常携一卷到学校来读,并将王阳明诗集中的诗歌‘险夷原不滞脚中,何异浮云过大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以及‘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等诗句写在黑板上为我们讲解。”先生还“是个实施自由灵活教育主义者,有时会彻底跑题,将教科书抛在一边”,“教过‘思有明日之心之易谢樱花’之歌后,又说‘昔日支那圣贤曾作此诗以戒弟子’,便写下‘少年易学老难成 /一寸光阴不可轻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然后又会谈及未晦庵、白鹿书院”。 在稻叶清吉先生的熏陶中,谷崎接触着那些与他年龄不相称的晦涩难懂的书籍。到了十三四岁时,他进入龟岛町的秋香塾学习汉文。他在《少年时代》中回忆秋香塾的学习生活时说“在秋香塾是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样的顺序进行的,学到了十八史略、文章规范。所谓的学,通常就是所说的‘朗读’,不讲解文章,只是诵读”。但“仅仅朗读我已觉得不够,时常会问问文意。” 虽然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读中国典籍是理所当然的,同时这也是欲走文人之路必备的知识,但是谷崎是从少年时代便开始喜欢并阅读中国书籍的,与那些为了开辟一条新的文学道路而去读西方典籍的人不同,谷崎阅读中国典籍决非刻意追求,而纯是源于自然本心。在他的人生观尚未形成之时,中国文化与文学就与日本的古典文学、传统文化共同构筑了他的思想基础。 1892年,谷崎进入坂本小学,同班同学中笹沼家开了一家中华料理店——偕乐园。偕乐园自1883年创业起,经营了六十余年。店主笹沼源之助终生都与谷崎保持着来往,并常常给这位作家以经济上的援助。谷崎在《故乡》一文中曾说,对于晚年的自己来说,偕乐园的旧址“就象自己出生的家的旧址一样令人怀念”。 亚字形小楼、月光门、白色的墙壁、活树篱笆墙,在未成年的谷崎的眼中,也许就和店铺里的中华料理一样,是神秘的国度——中国的一个缩影吧。 谷崎带着这样的中国之梦,创作了以中国为背景、为舞台的小说——《麒麟》(1910年)、《秘密》(1911年)、《魔术师》(1917年)、《人鱼的叹息》(1917年)。不过,梦想终归是梦想,没有到过中国的谷崎在下笔之时,也难免出现不自然、不准确的表达方式。 1918年,谷崎初次踏上中国之旅,实现了他的夙愿——中国之梦。 二、谷崎润一郎的中国之梦的实现 关于第一次中国之旅的情况,谷崎没有像芥川那样将其整理成长篇游记。不过,他回国之后,连续发表了取材于该次旅行的作品。在异国的所闻所感给谷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在异国游玩的记忆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谷崎眼前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1、美食中国 “吃纯正的中华料理这是主要的乐事之一。从朝鲜进入满州,最先品尝的是奉天城内的松鹤轩。据说在奉天,那是第一流的饭店,可是在中国也许不过是乡村饭菜,尽管如此,那味道鲜美得也使偕乐园等无法与之相比。”(《中国的料理》)这是谷崎来到中国的第一印象,也是他愉快旅途的第一步。 这类作品首推《美食俱乐部》,这部以东京为舞台的作品中洋溢着中国的气息,对中国的鲜明印象跃然纸上。在作品中登场并实现“惊人的味觉艺术”的人物是“居住在日本的浙江省的中国人”,他们聚会的场所叫做“浙江会馆”。对于深深魅惑着谷崎的浙江,谷崎说“每次听到这个名字就会不由得想起那里是以白乐天和苏东坡而闻名的西子湖畔的仙境,并且是松江鲈鱼及东坡肉的故乡”(《美食俱乐部》)。作品中,谷崎借伯爵之口阐述了自己对于中华料理的看法,“我以食美味佳肴为最大乐趣,总之,世界上中华料理味道最佳……”。“吟诵崇高风格神韵缥缈的中国诗歌,然后吃那么油腻的料理,会觉得这似乎很矛盾,可中国人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使这两种极端事物并存。我觉得能做出那样复杂的料理,再吃个酒足饭饱的国民总之是伟大的国民。总的来说,中国人中酗酒的人要多于日本人,可是却很少有喝得烂醉如泥的。我认为要了解中国的国民性必须要品尝中华料理”(《中国的料理》)。 2、诗性中国 中国对于谷崎来说是诗性的国度、幻想的世界。作为描述中国的词汇,频频浮现在谷崎脑海中的是“仙境”、“童话般的”、“遥远的梦一样的”、“神奇的”、“梦幻的”、“如画的”等等这样的词汇。 说到西子湖畔,谷崎便说那是“风光明媚的仙境”(《美食俱乐部》);提起西施,谷崎便说“与其说那是历史上的人物名称,对于我来说,不知何故,倒是觉得那是童话中公主的名字。……我觉得那遥不可及的如渺渺之梦般的东西仿佛一下子来到我的近旁。真有一种神奇的感觉”(《苏州纪行》)类似的表达方式我们在《苏州纪行前言》中亦可见到许多——“那塔矗立在那里,与水一样澄澈的苍茫夜色形成鲜明的对比,愈是凝神眺望愈是不由得觉得它如梦如幻”。 三、谷崎润一郎对中国之梦的乖离以及回归 1926年1月,谷崎再次访问了中国。回到日本之后,谷崎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总结为《上海见闻录》和《上海交游记》,公开发表。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此后谷崎的作品中即使出现中国,顶多也只是片断性地写入一些在上海的经历,再也没有写过“中国情趣”的作品,显示了一种背离中国之梦的创作状态。 那么,是什么原因令谷崎的中国观发生变化,又是什么原因没有使第二次中国之旅成为谷崎创作真正的中国风格小说的有利素材,而使之放弃了“中国情趣”的文学呢?我认为,谷崎与中国人文学者们的交流对话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如西原大辅在《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一书中所指出的“通过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对话,不得不改变对中国的认识的谷崎无法再以中国这块白色的画布为舞台展开自由联想的空间”。 对于谷崎来说,“这次去上海最愉快的事情就是和当地的年轻艺术家们的交流”(《上海见闻录》)。1926年1月,在内山完造举办的联谊会上,谷崎结识了田汉和郭沫若,与他们意气相投。谷崎在《上海交游记》中谈及此事时说,当天夜里,“他们二人来到我投宿的一品香宾馆,一边喝着绍兴酒,一边又继续谈了很久”。 田汉和郭沫若在当时的中国是属于很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对于他们诉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丧失、外国的经济剥削以及百姓的贫苦生活等等苦恼,谷崎阐述了自己这样的看法,并在《上海交游记》中记述了当时的对话。 “我听说不是那样的。我觉得排外思想只有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才有,如果到了乡下,中国的农民现在依然安闲,他们觉得‘帝力于我何哉’,并不关心政治、外交,他们满足于吃廉价的食物、穿廉价的衣服,无忧无虑地生活着。您二位却悲观地说,不,不是那样,乡下的人也不能够像从前那样悠闲了。” 田汉和郭沫若将卷入世界规模的帝国主义中被外国势力掌握着政治经济主导权的中国困苦现状一一解释给谷崎听,中国社会的混乱、民众的痛苦、遭受帝国主义的凌辱等,对谷崎的心灵一定产生了不小的震撼。对于当时的彻夜长谈的情形,谷崎在《上海交游记》中亦有描述。 “两位的话语到深夜都缕述不尽。我觉得都是有道理的。……就这样,他们辞别归去的时候已经是十二点左右了”。 在第二次中国之旅中,谷崎与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而通过这些交流,谷崎或许明白了自己对于中国的认识终究只是个梦想,是与中国现实相去甚远的。因此,他已经无法再以中国为舞台任由想象驰骋去创作“中国情趣”的作品了。 那么,仅仅一次谈话,何以使谷崎的中国观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其实,在第一次中国之旅,谷崎就看到、经历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只是,当时谷崎并不明了那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所以只把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当作特别的事例接受了,如同任何参天巨树都会有虫蛀的枯枝一样,并未影响谷崎对中国的整体印象。初次中国之旅,谷崎难道完全没有注意到当时的中国的肮脏、落后、混乱吗?完全没有不和谐的感觉吗?并不是那样的。在去寻找“秦淮河的美女”时,谷崎走的是“鞋跟会撞到铺路石凸起的棱角上,磕磕绊绊的令人生厌的道路。也不知是小便还是油污,到处流淌着黑水”(《秦淮之夜》)。然后,去西湖的时候,还经历了这样一幕——“车夫似乎是个品质恶劣的家伙,一把我拉到城中一个偏僻的胡同就停下来,说‘不增加十文钱你就下车!’”(《西湖之月》)。遭遇了种种不愉快的谷崎并没有对当时的中国显示出厌恶和失望的情绪。那是因为自幼学习汉文学、吃中华料理的谷崎来到中国之后,映入他眼帘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无论什么都会使他立刻联想起古代中国的诗歌和那个超现实的世界、古典的世界、形而上的世界。而且,在第一次中国之旅中,谷崎没有找到可以对话的中国朋友,也就不会像第二次中国之旅一样对中国知之甚详。 可是,第二次中国之旅打破了谷崎的梦想,让他从梦想中醒来。日本学者曾指出“谷崎润一郎以关东大地震后移居关西为契机,从对西洋的迷恋中醒来,回归了日本的传统文化。即所谓的‘回归日本’”;“谷崎对西洋文化的爱慕以两次中国之旅期间的时间为中心,与‘中国情趣’作品的创作时期完全重合。谷崎不仅仅是由西洋趣味回归了日本,也由‘中国情趣’回归了日本”。(1) 谷崎文学在移居关西后“回归日本”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对于是否是从“中国情趣”回归到了日本笔者是存有疑问的。笔者认为,与其说是背离了中国之梦、由“中国情趣”回归了,倒不如说“回归日本”的同时从本质上来看也回归了“中国之梦”更为准确。那是因为构成谷崎中国之梦的有相当大比重的日本传统文化所传承蕴含的中国文化的要素。 考察一下谷崎的中国之梦,我们会发现这个梦想从最初就不是对现代中国的梦想,而是对古代中国的梦想。对于谷崎来说,中国是自己深爱的汉诗的故乡;是美味的中华料理的故乡;是《西游记》、《水浒传》的舞台;是幼年时代便憧憬的地方。他的目光对拥有他所钟爱的诗歌的中国、对古风依旧的风俗文化倾注了特别的眷恋。对昔日的中国充满了梦想的同时,在谷崎的脑海中闪现的还有一种事物——对日本古典之美的恋慕。这种倾向其实在古崎第一次中国之旅时已有所体现。 譬如,看到漂亮高雅的苏州轿子,谷崎便会“不知为何总觉得它仿佛是日本王朝时代的乘坐物”(《苏州纪行》)。看到可爱的山峰,谷崎便会觉得“它可爱得像奈良的若草山。我伫立在山麓,这里刚好是两山之间谷地的一块深邃幽雅之地”(《苏州纪行》)。进而又说“五湖说的是太湖,据说登上山顶可以向下眺望,就像从比睿山俯瞰琵琶湖一样。”(《苏州纪行》)。所以,正如野口武彦所指出的那样,对于谷崎来说中国“与其说是完全的异乡,倒不如说是一个充满着幼年时代的憧憬与梦想的世界”。(2)在第一次中国之旅中,去苏州乘上“画舫”眺望“清新秀美”的村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奇妙的图画。“童话中的老爷爷、老奶奶居住的村庄一定是在那样的地方。然后,桃太郎的桃子顺水漂来的河流大概就是这样的吧”(《苏州纪行》)。谷崎在中国感受到了这种类似于日本人的心灵故乡的景致和氛围。第二次中国之旅,和欧阳予倩的家人一起过春节的时候的心境,谷崎曾在《上海交游记》中有所记述。“我若是懂汉语,一定要对欧阳先生的母亲说些殷肯的话语,哪怕只是一句也好。‘我即使回到日本,也已经是无父无母。在日本不会有如此快乐的守岁之夜。我给您添麻烦了,但是,允许我这远方来的游客叫您一声‘母亲’吧’——这是我当时想对那位母亲说的话”。我们读过这段话会觉得谷崎变成了一个“孩子”,沉浸并陶醉在母性的温柔中。若是如此,那么中国对于谷崎来说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存在呢? “我们今天的日本人看上去几乎全盘接受西欧文化,并为之同化。可是我吃惊地发现我们血液深处依然有一种中国情趣,意想不到地根深蒂固”,并且“我也是其中一员,我想那些曾经认为东洋的艺术落伍而不放在眼里、只憧憬醉心于西欧文物的人们到了某一时期结果会回归日本趣味,最终会走向中国情趣。”(《所谓中国情趣》)。对于谷崎来说,中国是心灵的故乡,是“母亲”一般的存在。不过,这个中国并不是当时的中国,是昔日的拥有光辉灿烂文化的古代中国。他还说:“如今,中国艺术的传统早已在中国消失了,倒是在日本还存在着”(《所谓中国情趣》)。因此,谷崎背离了对当时中国的梦想,完成了回归日本的思想转变。可是,这种回归日本回归到了哪里呢?笔者认为回归到了在当时中国已经消失在日本依然留存着的“中国艺术传统”——谷崎对古代中国的梦想中了。也许是这种潜在的意识驱使谷崎在小说《鹤唳》中设置了一位叫做靖之助的主人公。谷崎在其作品中曾创作出众多离奇古怪的主人公,不过《鹤唳》的主人公可以说是其中最为独特的了——这个似乎是在小田原附近的“海边温暖地带”居住的男人“不是中国人却讲汉语、穿唐装”;这个怪人在被女儿问道“爸爸您什么时候才会讲日语”时,竟然回答说“我这辈子都不讲日语”。靖之助生活在日本,讲汉语、穿唐装,谷崎在日本也一样穿着过唐装,虽然他不会讲汉语,却将中国的美景、美食形诸笔端。我们从小说主人公的身上随处可见谷崎的投影,随着《鹤唳》的落幕,靖之助的中国梦也终于迎来了崩溃的时刻,而谷崎恐怕也随着靖之助中国之梦的破灭达到了自己的回归。可是笔者认为,其回归的“国家”的内在本质性的东西却是在当时的中国业已丧失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谷崎回归了日本,同时通过回归日本也实现了对“古代中国之梦的回归”。进而言之,也是对古代汉文化圈的回归。 当时,认为灿烂的古代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母体并且在近代为日本所传承着的知识分子并不只谷崎一人,在当时,曾来到过中国的文学家、画家等各方人士更是不在少数,却不见一人对中国文化爱得如此真挚,亦不见一人对中国之梦追求得这样执著。 一直以来,谷崎常常为人们由“唯美主义”的角度去阐释,有关“中国情趣”作品的研究似乎一直相对薄弱,直到2003年西原大辅先生以东方主义阐释谷崎两次中国之行及相关作品的专著《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问世,应该说这才有了详尽、系统的研究。东方主义的视角确有其独到之处。不过,笔者更愿意在纵观谷崎一生的经历及其创作风格的变化的基础上,通过文本的分析揭示谷崎中国之梦的梦之环。 注释: (1)西原大辅:《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中央公论新社 2003年7月10日 ,第256页。 (2)野崎欢:《谷崎润一郎与异国的语言》,人文书院 2003年5月30日,第 65页。 原载：《文艺争鸣》2006年0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