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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6年夏天，上海成功举办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展，同年，赫尔辛基举办了题为《回到苏联》的苏维埃绘画展，以明朗色调、正面形象、乐观向上的意蕴震撼了观众。在国际艺术市场上，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品竞拍价格屡创新高。与此同时，苏联时代拍摄的许多影片，如《保尔·柯察金》《静静的顿河》等，在后苏联却是作为经典常出现在电视中，流行在音像市场上。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家鲍列夫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种艺术思想类型”， “就影响读者、听众和观众的力度和广度而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艺术流派”。和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追求真理、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各民族友谊、宏大叙事风格等相比，后苏联影视追求财富，痴迷于男欢女爱和暴力，艺术生产和消费活动围绕“钱”而展开……这些现象正是马雅可夫斯基等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创作中所极力嘲讽的。如此对比显示出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品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在苏俄实践的成果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遗憾的是，后苏联时代马克思主义美学受到三方面冲击：市场经济潮流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反对的对象合法化——市场经济推崇资本主义竞争，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无法挑战的；反对社会不公正的左翼思潮变得日趋激进，这种情形抵消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拥有的现实价值；后现代主义在俄罗斯合法化和普及化以后，各种非现实主义潮流汇成巨大的颠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思潮。 否定多于分析，批判大于理解 苏联解体之初，莫斯科大学教授格鲁巴科夫说：“不考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流派，就不可能有完整的20世纪艺术发展图景。”这实乃微弱之音。从上世纪50年代末以来，质疑马克思主义美学苏联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体系的声音就在苏俄境内外兴起，且反对之声的社会影响力急剧增加。其中，侨居德国的苏联批评家格罗伊斯上世纪80年代末在法兰克福组织苏联主流艺术展，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讽刺模拟成社会艺术，把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正面描写的对象变成了恐惧、幽默、伤痛、报复的内容，从而使苏联官方艺术作品展变成了持不同政见者颠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活动。这种把“社会艺术”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放在一个展厅同时展出产生的效果，启发作家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在苏联存续时就发表《追悼苏联文学》，预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会随着苏联文学体制的瓦解而终止，反对苏联体制的批判文学也会随着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的终结而消亡。 这种否定之声，使后苏联在最初10年对苏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和实践的讨论是否定多于分析、批判大于理解。典型者乃后苏联时代国际苏联文化研究专家杜波连科主编的重要论文集《拯救出海市蜃楼：今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收录了不同时期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激烈批判的言论。作家莫罗佐夫引证说，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苏联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作品，如舍甫琴科的油画《带着玩具的少女》(阴暗画面暗示苏联少女并不幸福)、尼科利金的油画《人民法庭》(一个个法官只有人的轮廓而没有人的面孔)等等，已显示出苏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品是没有前景的乌托邦。这些表述和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论述相去甚远。并且，俄罗斯本土这样的否定之声，和侨民学者、欧美斯拉夫学者的讨论常遥相呼应。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和跨学科研究中心1994年至1998年曾举办5次研讨会，杜波连科和北欧斯拉夫学者汉斯·古藤、杜克大学副教授托马斯·拉胡森据此选编论文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苏联的建筑、造型艺术、电影、历史小说等不同领域的表现，以及它和日常生活、人类学、审美、乌托邦思想、宗教意识、20世纪初各种先锋主义、艺术各流派和团体等各方面的关系，有不少深刻思想，但叙述中多充满着否定色彩。这些论述没有顾及现实主义在俄罗斯的深厚传统及其变化，如1922年前后苏联美术家协会先后提出“英雄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因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1934年最终确立是这种变化的结果。 重新反思 后苏联社会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人对苏联态度发生了转变，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思想苏俄化及其成果重新得到了反思。 在后苏联致力于研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契戈达耶娃，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神话与现实》一书按编年史方式叙述了1929年至1953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艺术的进展，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苏俄化发生学的意识形态神话性，却没有妨碍其发展过程出现积极成果， “吸取人民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简单的来自上层指使的需求，而是大众强大意愿的自动转换，是大众经验和权力话语相遇的文化空间”。谢尔盖·伊凡诺夫的《鲜为人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列宁格勒流派》有效重建了苏联时代一个地区的绘画史：按编年史方式展示上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苏俄105位画家的337幅不同题材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绘画，包括施密特的《坐在窗户边的少女》、柳彼莫夫的《两个少先队员》、巴斯卡科夫的《列宁在克里姆林宫》等。这些普通画家的重要作品积极描写那个时代列宁格勒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影响下的美学追求。而文化学教授Л。布拉夫卡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存在并非意外，也非独立现象，“而是俄国和世界历史长期发展的逻辑结果”。 正是在这种反思潮流中，叶甫盖尼·杜波连科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济学》成为后苏联反思苏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力作，杜波连科从经济学角度深刻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美学苏俄化及其成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功能并没有简化到宣传状态，而是把文学艺术缩减成经由其美学的现实性生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卓越的激进的美学实践……美化，意味着再造世界，按美与和谐的规律改变世界。这就是为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终应该视为是一种独特的美学现象”。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认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避免了感情化因素的介入，从而使对苏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认知有了学术理据。 褒贬皆难以冷静客观 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苏俄化的矛盾性论争中，苏联主流美学家鲍列夫在后苏联的论述需引起特别关注。鲍列夫是少数极力维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学者。在他看来，“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框架里，并不妨碍那些我们已存在的艺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和艺术实践中，许多人盲从地去粉饰现实，许多来自阴间的天堂被搬到美妙的未来”。这种病症从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就开始了，如拉普的辨证历史唯物主义的艺术方法、库里克的革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等，这种情形在苏维埃文学第一阶段(1917-1932)就存在，甚至影响到第二阶段(1932-1956)苏联文学的多元化，此后苏联文学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想体系下转向人文主义。 后来推出的重建苏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理论和实践发展史的巨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代人的视点和当代视点》按编年史方式，论述20世纪俄国的语言艺术(文学)、影视艺术(电影和电视)、造型艺术(绘画、雕塑、建筑和舞蹈)、音乐等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影响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俄国占据70余年统治地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20世纪主流思潮之一，无论怎样地令人想起极权主义和不公正的三驾马车，都不可能把它从历史中删除掉。正如古典主义不能从法国被不公正地勾掉一样。作为新艺术的惟一方法，被阿·托尔斯泰、卡塔耶夫和法捷耶夫等不同类型作者所热情接纳”。 在广泛论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苏俄发展和传播的基础上，该书叙述了它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体系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在中国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苏联艺术文化的美学原则产生了显而易见的直接影响。”毫无疑问，这种叙述是缺乏对苏俄马克思主义反思的，仍然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看做马克思主义苏俄化的版本。 可以说，鲍列夫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问题的认识，仍难以摆脱苏联情怀，使之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苏俄化的结果，视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并未顾及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潮变化。因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论述，除了重复中国学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般性意见之外，少有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复杂过程的深入分析。更为严重的是，把现代中国文学发展中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积极结果，大多归结于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影响，并对这种影响持赞赏态度，不仅出现了许多知识性错误，而且排除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发展中的许多重要现象，如钱锺书的《围城》、沈从文的小说和大众小说等。 总之，随着历史的延伸，俄罗斯人越来越认识到，那种以为摧毁苏式制度、资本主义会比社会主义更能解决俄罗斯问题的改革，正如十月革命中断西化历程而转向布尔什维克政治一样，都是理想主义的，从而使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俄罗斯人对苏联由批判、否定和颠覆，转变为怀旧对象；他们进而也认识到，作为一种历史遗产，马克思主义美学苏俄化及其成果是难以否认的。人们对苏俄马克思主义美学有了新认识，即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美学体系，何以终究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表达？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意识形态的延伸，何以能产生世界性影响并涌现出许多至今还保留其意义之作(如斯大林建筑成为前苏联地区许多城市的标志性艺术)，甚至在俄罗斯联邦和当代中国多次举办的大型国家艺术活动中仍有鲜明体现。当然，正因为苏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及其实践和意识形态关系的复杂，后苏联俄罗斯人带着情绪或感情反思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褒贬皆难以冷静客观，影响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历程的深刻辨析。 原载：《文艺报》2011年04月1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