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文学流派的建构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各种各样的文学流派概念层出不穷，一浪甚过一浪。这些命名正应了那句“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拍死在沙滩上”的玩笑话。那些有幸留存下来的流派命名，便被成功地写入了各种各样版本的文学史。而不幸阵亡者则成为了文学的“炮灰”，所谓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综观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成功的流派命名莫不建立在全面的科学考察和强力的文本支撑的基础之上。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命名也应该如此。
    毫无疑问，里下河文学流派这一命名是与地域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命名方式在文学史上较为普遍，比如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等等。以地域来命名流派在合法性上无疑占有很大天然优势，易于被大众所接受。同一个地域的作家往往具有相同的文学气质。这种文学气质的形成往往和地域文化、地方风俗、生命状态紧密相连。因此，那些与地域特点保持高度洽和度的文学流派命名往往很容易成功。从这一角度来考察，里下河文学流派这一命名的科学性、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
    有学者指出，研究当下的文学流派的指向，应深入到该文学流派的更深、更内在化的日常生活方式、地缘文化习俗以及区域语言环境等结构元素中去探求。这是有道理的。里下河地域有着独特的地质地貌，从文学地理学视角来看，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十分重要。里下河地区水网密布，河湖众多，素有“无舟楫不行”“自古昭阳好避兵”之称。这种“水”“土”交融的文化品格，自然会内化到这一地域的作家的文字当中，成为该地域文学创作题材选择和叙事方式的首选。作为苏北水乡的里下河，同时有着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积淀，绵延其中的便是这一地域文化本身所固有的文化精神：“水”与“土”的精神，在文字中则表现为一种刚柔并济的文化品格，“水”的品格释放出细腻、自由、温婉、灵动的精神姿态，而“土”的品格却又绽放出朴实、顽强、倔强、刚毅的生命风姿。
    文学流派的命名成功与否还离不开强有力的文本支撑，而强力的文本支撑则离不开代表作家的创作。目前，评论界差不多已经形成一个共识：一个“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作家群体已经形成。大致说来，这一作家群体的主要代表包括汪曾祺、毕飞宇、王干、吴义勤、夏坚勇、费振钟、汪政、鲁敏、朱辉、刘仁前、庞余亮等。从作家的年龄结构粗略考察，这一作家群的年龄分布是比较合理的，既有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奠基者、老一代作家的杰出代表汪曾祺，也有作为中坚力量的重要作家毕飞宇、刘仁前等，而更为年轻的青年写作者庞羽、周卫彬等一代新人也正在成长。从创作门类来看，既有以小说见长的汪曾祺、毕飞宇、刘仁前、庞余亮等人，也有主攻散文创作的夏坚勇等；更有当代评论家的重要代表吴义勤、王干、费振钟等。其中，小说家中也有兼攻散文随笔者，比如汪曾祺、王干，亦有兼攻诗歌的庞余亮等。新一代作家庞羽目前已成为全国有名的“90后”作家代表之一，而周卫彬则在主打评论写作的同时，在散文写作方面也正在慢慢形成自己的气象。
    稍加考察可知，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阵容强大，但大多是擅长写乡土、市井的作家，写城市的相对较少。一段时间以来，不少评论家都不无焦虑地提出乡土文学逐渐走向式微的论断。最近，持此论断的评论家好像已经“松口”，换了一个更为保守的说法：未来的乡土文学依然是文学创作的主流。或许是因为一直从事乡土小说写作的缘故，笔者毫不掩饰对乡土小说的钟爱，更不认为乡土小说会消失，相反，乡土文学在一段时期内还会得到强化。它可能会越来越小众，但一定会更加让人刻骨铭心，相信也会出一些好作品。因为当代中国说到底还是乡土中国，其底色还是农民。在乡土中国，三代以内不和乡村发生关系的不多。只要我们和农村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是物质层面，更多的还是精神层面）尚未中断，乡土文学就不会断层。而里下河文学流派里面的作家创作，可以说基本上验证了这一判断。汪曾祺也好，毕飞宇也罢，他们几乎都是写乡土的高手。当然，在一个杰出作家那里，写什么越来越不那么重要，怎么写则变得越来越突出。但一个客观事实是，当代作家里面同时能写好城市和乡村的杰出创作者确实不多。
    众所周知，莫言的长篇书写始终没有离开过高密东北乡。而贾平凹一开始的文学焦点在商州，虽有写老西安的《废都》，但终究不如扎根乡土的《古炉》来得顺手，《秦腔》吼得厚重。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创作也是如此，大多数作家都是扎根本土，从乡村出发，挖掘自己的童年记忆或当下乡村。像毕飞宇的《平原》、刘仁前的“香河三部曲”，莫不是如此。庞余亮的许多作品所书写的也是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他的《薄荷》等作品写得摇曳多姿，异常生动。同在这一地域写作的顾坚的《元红》《青果》《情窦开》等作品，许多内容也是取材于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文学记忆，对这些记忆资源进行了较为成功的转化。
    作为和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精神联系的作家，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书写当然离不开乡村经验，他们所擅长的领域也是乡村。但跳出里下河文学流派这一狭窄区域视角，上述判断似乎也有例外，比如生活在上海的王安忆和江苏作家范小青，包括里下河流派里面的毕飞宇和较为年轻的写作者庞羽，他们的创作既涉及乡村，也涉及城市。展开来说，王安忆既写《小鲍庄》，也写上海弄堂。范小青既写赤脚医生，也写城市新景观，勾勒城乡简史，最近又把目光投往社区，她的最新长篇小说《桂香街》敏锐地捕捉到了城市的神经末梢——街道，写出了城市的脉动。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家毕飞宇早期代表作《玉米》《玉秀》《玉秧》以及长篇小说《平原》书写了广袤的苏北农村，而获得茅奖的长篇小说《推拿》则又对城市里的盲人这一特殊群体进行文学的观照，浓墨重彩、细致入微地讲述了隐匿在城市边角的精彩故事。同属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作家鲁敏，在早期的书写苏北乡村的“东坝”系列小说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之后，又很快转向了城市小人物的塑造，对他们的一地鸡毛的日常生活和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情感进行深耕细作。
    在笔者的视野里面，还有一位同属于里下河文学流派、而未能引起充分关注的作家朱辉,他的创作同样体现出了城乡同构的鲜明特点。近年来，朱辉创作了不少以苏北里下河为背景，表现了里下河地区独特的人情风俗和世态的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白驹》及《暗红与枯白》《大河》《红花地》等短篇小说。阎晶明曾经这样评价朱辉：朱辉是从兴化走出来的，“里下河是盛产文学的热点地带”，这一点值得研究。他写故事的腔调不温不火，但处理结局总令人意想不到。朱辉表达的男女爱情、家庭生活等多是对现实利益的特殊要求，他总是在书写纠葛。在笔者看来，这种纠葛就是朱辉试图进行城乡同构的张力表现。在这种背景之下，朱辉对小说的戏剧性处理也得到吴义勤的认可。他认为朱辉的小说既有传统现实意义，又有现代主义的追求，擅于在生活中发现文学性，追求内在的戏剧性，往往在结尾才发现精神冲突在哪里。这大概是朱辉的追求。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同构与大众读者的趣味有所背离，而朱辉对思想情感和人性挖掘掩藏太深，如果不仔细回味很容易忽略。朱辉曾表达过自己要写“38度左右的小说”，而这一“不温不火”的特点也被评论家们反复提及。贺绍俊由此引申开来，用“混沌主义”概括朱辉的创作特点。“毕飞宇、朱辉的创作告诉我们，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未来要有所作为，就必须超越乡土，走向城乡同构，并在这种同构中发现、形成创作的自我个性。
    综上所述，在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群里面，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要么是写乡村的能手，要么是写城市的高手，能像毕飞宇这样同时把城乡写好的作家还是很少。里下河流派是一个动态的发展，今后对农村的书写肯定要继续占有很大比重，但从与时代同构的角度考虑，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群体，是不是也要慢慢把目光更多地转向城市，形成里下河流派城乡书写的同步发展，直至臻于城乡的完美同构。
    为此，应该充分重视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新人培养，写好里下河的城市篇章。笔者相信，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城市书写应该更加精彩。